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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L指数
科尔正呆在伯克利山的别墅里，那是一幢三层的外壁是钢化玻璃的房子，一眼就能望到金门大桥。他坐在沙发上，读着一本《纽约客》，那是他父亲过去在洛杉矶道奇队的露天看台上常看的杂志，而那时还很小的科尔在旁边练习着击出本垒打。这是一副很美好的画面，它告诉人们体育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与政治，音乐与美食，喜剧与旅行，哪怕你只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也应该欣赏并享受其他方面带来的乐趣。
科尔所追求的是篮球，随着他对篮球比赛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对这项运动的了解也增多，并以此为生。然而，他从来不会把金钱与价值混为一谈。“在这个国家，体育就是一个机器，这也是我们能赚到这么多该死的钱的原因。”科尔说，“我们通过篮球谋生。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个笑话，一切为什么会如此发生？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球员应该好好想想。你需要认真打球、努力实现一些特殊成就，但你也要认识到这一切有多么荒谬。”
科尔所处的职业环境，通常不允许其中的参与者跳出来统看全局，或者取得某种平衡。现代教练的形象如同一副讽刺意味深厚的漫画：他们会看“协同效应”的视频，直到眼睛充血；他们会做各种笔记，直到手指疼痛；他们会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第二天穿着同样的运动服出现。“是啊，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个三尺厚的文件夹，里面全是战术设计。”科尔的妻子玛戈特说，“但史蒂夫真的不是这样的。”
科尔喜欢奥克兰的西布利火山保护区，喜欢在圣迭戈的派普斯海滩冲浪，他会为自己的女儿玛蒂和她在伯克利的排球队队友们烤肉。他是个美食家，但不算吃货。每个夏天，他都会去好朋友在加州巴哈的农场呆一周，他会住在蝎子湾附近便宜的汽车旅馆，或者是在沙滩上扎帐篷。“你的ZFL到了什么水平？”你可以这样问他，他会笑着回答说，“相当高。”ZFL是科尔最喜欢的一个词组（Zest For Life）的首字母组合，意为对生活的热情。
从奥克兰市中心的训练馆出来之后，科尔驱车去了伯克利的瑜伽馆练瑜伽，然后去了一趟烘烤房，之后又去大学道买了他最爱的沙拉。在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哪怕是输了球，他也不会立刻坐在飞机上研究录像。他会打开一本书，或者在电脑上玩一会拼字游戏，或者是开一罐莫德罗啤酒慢慢品尝。之后，他才会开始看录像。别误会，这并不意味着他像自己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好兄弟比尔·贝利奇克一样什么都不在乎。他曾经在一场网球赛里双手举过头顶折断了一把球拍。去年夏天，他练习了画图，这样就能在暂停的时候快点画出战术。他会在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突然问一句在聊什么，因为他的脑子已经在想战术了。科尔需要他的书，需要Counting Crows的歌曲，需要在蒂尔登公园的高尔夫球场上挥杆，让自己避免被争强好胜的情绪所伤害。今年春天，他读了普利策奖的获奖小说安东尼·杜尔的《所有看不见的光》和唐娜·塔特的《金翅雀》。但玛戈特本希望他读一下阿提库斯·利斯的小说，叫《只待来生》，讲的是一个非法移民的中国女人和一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老兵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因为担心这本书会消耗正在备战季后赛的丈夫太多的精力，所以她决定在总决赛之后再推荐这本书。
黑色幽默
去年夏天，科尔接手勇士教练之后的第一个重要时刻，他叫停了球队教练团在奥克兰训练馆里单调无趣的会议，把所有助手赶上了卢克·沃尔顿的SUV。他们开了30英里达到缪尔海滩，所有人脱到只剩内裤，然后冲进了太平洋的怀抱。上赛季之前，勇士训练馆的墙壁上挂着的是队史全明星照片，现在都换成了现役球员大喊、拥抱、击掌的海报，训练场上不停地播放着嘻哈和摇滚乐，很多时候就像马戏团一样热闹。
初入勇士时，球员们虽认识科尔，但并不熟悉，他们都想了解在金色的波浪短发和亲和的笑容背后，他是怎样的人。科尔出生在黎巴嫩，在法国普罗旺斯上了幼儿园，在埃及开罗上了初中，但他的家在太平洋沿岸的帕里塞兹，洛杉矶西边的一块临海的土地。
在帕里塞兹高中读书时，科尔就小有名气，但不是在学习上，而是因为他的幽默细胞。他会模仿著名体育解说员霍华德·科塞尔讲述美国历史，他会拨通洛杉矶体育广播的热线电话讽刺地转述当天的新闻。科尔还曾是Pali学生杂志的体育主编，他的搭档是迈克尔·西尔弗，SI网站的前资深作家。他们合作了每周一次的搞怪专栏，他们会描述一个连续213天穿Polo衫的橄榄球球员，称他“打破了Polo衫设计师拉夫·劳伦的非官方世界纪录”；他们会讽刺一个橄榄球投手“冲下赛场，沮丧地想要踢飞自己的头盔，你没猜错，他没有踢中”；他们会说一个篮球明星“如果他在篮球上能比在自己的轿车里花的时间多，他就能比整个城市的所有篮球运动员得分都多”。他们会喊别人的外号，甚至制造新的外号，他们向学校的男子高尔夫球队“致意”，称他们“会在人生无尽的挥杆中慢慢被遗忘”，说学校的游泳女将“尽其所能模仿穿着比基尼的舞者”，说女子排球队“努力赢下全国冠军和男排球员们的心，当然不一定是这个顺序”。
科尔把最尖酸的话留给了自己的队伍：“有一支球队我们忽略了，他们就是‘男孩儿’篮球队。这是故意为之的，这是一群无视规矩、肆意而为、没心没肺的家伙，他们总是一副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样子，他们不值得和Pali其他球队相提并论。”自这些专栏发表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铅字已经淡去，但作者们的观点依然坚挺。“我们无意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只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科尔说道。
高中毕业后，科尔本来是要去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打球的。然而1983年夏天，亚利桑那大学男篮教练卢特·奥尔森出现在了Pali球馆里。在亚利桑那，科尔见证了一名篮球教练构建球队文化、在更衣室里让球员团结起来的过程。奥尔森会邀请他们一起用晚餐，为他们带来家庭之外的集体氛围。 对于自己大学之后的篮球生涯，科尔有着周密的计划。“他打算去欧洲打球。”玛戈特说，“这样回来之后他大概就会是球队主角。”然而自1988年被太阳在第50顺位选中后，他一直在板凳上虚度时间。1993年夏天，他给公牛队打了电话，就此开始了神奇的NBA之旅。十年之后，科尔退役，TNT立刻给了他分析员的工作。一年之后，一个叫罗伯特·萨维尔的银行家向他咨询购买球队的事情。三个月之后，他们共同拥有了太阳队——科尔加入勇士队时，联盟要求他卖掉自己的小股权。2007年，萨维尔让他成为了太阳总经理，虽然他对此毫无经验。
父亲的影响
马尔科姆·科尔被暗杀的故事被很多人讲述过了，但少有人提起这件事对他儿子的影响。科尔在圣迭戈呆了11年，而没有立刻开始他在外漂泊的教练生涯，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和自己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他不希望自己的三个孩子也缺少这样的时间。他会参加女儿玛蒂的排球比赛和儿子尼克的篮球比赛，他会去观看儿子马修表演的讽刺喜剧。他们全家会在后院展开激烈的棒球较量——他们把那里称作斯普里策公园，这个名字来自玛戈特曾经买来的一种神奇的香薰喷雾——直到孩子们能在农场改造而来的家庭旅馆附近打出全垒打。
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去完成教练的梦想了。在去年四月联盟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太阳老板萨维尔找到勇士老板乔·拉科布，希望他可以考虑一下科尔。“我特别特别幸运。”这是科尔最爱说的一句话，但在20多年难以置信的成功之后，这句话不再成立了。“我只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世界会保护好这样的人。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同样对你。”科尔的特别助理尼克·尤恩说。在菲尼克斯，科尔和现在的骑士总经理大卫·格里芬一起工作过。“那时篮球就是我的生活，我让自己完全深陷于此，以致生活平衡都成了笑谈。”格里芬说，“史蒂夫让我明白，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只需要过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他让我成了更好的人。”有一天晚上，太阳队在客场比赛。科尔发现格里芬在他自己家里看球，而不是办公室。“我为你骄傲。”科尔对格里芬说。
科尔作为太阳总经理的最后一场比赛，是2010年西部决赛第六场，太阳对阵湖人。第四节中段，太阳侧翼贾里德·杜德利试图在底线救球，他撞到了一个摄影师。科尔从自己的位置上跳了起来，走向那个摄影师——他正被带离球场，放上轮床，送上救护车。“我该给谁打电话？”科尔问。那个摄影师颈部组织撕裂，科尔很快联系了他的妻子。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湖人掌控了比赛的节奏，终结了太阳的赛季。
球员时期，科尔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季后赛期间，他家的厨房翻修，玛戈特和尼克从他落满灰尘的书房里找到了一本日记。其中的大部分篇幅科尔都是在描写自己的孩子，偶尔也抱怨一下上场时间。在极少数的日记里，他展望了未来的执教生涯。“我觉得那是他的梦想。”西尔弗说。科尔在TNT和阿尔伯特做搭档的时候，他们会在赛前采访球队教练。科尔会从自己的衬衫里掏出小卡片，认真的记笔记。“他会问一些与直播解说没什么关系的问题。”阿尔伯特回忆道，“但之后的某个时间他也许会用到。”的确，科尔是在收集众人的聪明才智，他参加过马刺的教练会议，比如2010年夏天在芝加哥半岛酒店的那次。圣安东尼奥被太阳横扫，他们打算重塑进攻。只有科尔，会在自己球队击败对手之后，收到对方的临别邀请。
“人们会被他吸引。”波波维奇说，“在我们的体系当中，每个人都努力做到有话直说，‘这是你做得好的，这是比较差劲的，这是你的角色。’不需要放烟雾弹，不需要暗地里操纵什么，然后一定要加上一点幽默。史蒂夫很懂这个——谈吐优雅、坦率直白，在需要的时候自损自黑。”科尔，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教练90%的工作是通过人的性格创建一种环境，剩下的10%才是战术性的东西。
说到性格，科尔总是说他跟父亲很像：内敛但充满激情，思虑周详却幽默狡黠。但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国家生活过的经历，让他懂得如何与不同背景的人们沟通，进而养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这也是他父亲到现在依然影响他的一点。“当你身为局外人时，你得学会如何适应并融入，而当其他人也身为局外人时，你就会感同深受。”科尔说，“因此，在面对未知事物或突发状况时，我也能从容面对。这在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中真的帮助到了我，现在作为一名教练时，也同样受用。”
科尔正呆在伯克利山的别墅里，那是一幢三层的外壁是钢化玻璃的房子，一眼就能望到金门大桥。他坐在沙发上，读着一本《纽约客》，那是他父亲过去在洛杉矶道奇队的露天看台上常看的杂志，而那时还很小的科尔在旁边练习着击出本垒打。这是一副很美好的画面，它告诉人们体育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与政治，音乐与美食，喜剧与旅行，哪怕你只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也应该欣赏并享受其他方面带来的乐趣。
科尔所追求的是篮球，随着他对篮球比赛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对这项运动的了解也增多，并以此为生。然而，他从来不会把金钱与价值混为一谈。“在这个国家，体育就是一个机器，这也是我们能赚到这么多该死的钱的原因。”科尔说，“我们通过篮球谋生。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个笑话，一切为什么会如此发生？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球员应该好好想想。你需要认真打球、努力实现一些特殊成就，但你也要认识到这一切有多么荒谬。”
科尔所处的职业环境，通常不允许其中的参与者跳出来统看全局，或者取得某种平衡。现代教练的形象如同一副讽刺意味深厚的漫画：他们会看“协同效应”的视频，直到眼睛充血；他们会做各种笔记，直到手指疼痛；他们会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第二天穿着同样的运动服出现。“是啊，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个三尺厚的文件夹，里面全是战术设计。”科尔的妻子玛戈特说，“但史蒂夫真的不是这样的。”
科尔喜欢奥克兰的西布利火山保护区，喜欢在圣迭戈的派普斯海滩冲浪，他会为自己的女儿玛蒂和她在伯克利的排球队队友们烤肉。他是个美食家，但不算吃货。每个夏天，他都会去好朋友在加州巴哈的农场呆一周，他会住在蝎子湾附近便宜的汽车旅馆，或者是在沙滩上扎帐篷。“你的ZFL到了什么水平？”你可以这样问他，他会笑着回答说，“相当高。”ZFL是科尔最喜欢的一个词组（Zest For Life）的首字母组合，意为对生活的热情。
从奥克兰市中心的训练馆出来之后，科尔驱车去了伯克利的瑜伽馆练瑜伽，然后去了一趟烘烤房，之后又去大学道买了他最爱的沙拉。在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哪怕是输了球，他也不会立刻坐在飞机上研究录像。他会打开一本书，或者在电脑上玩一会拼字游戏，或者是开一罐莫德罗啤酒慢慢品尝。之后，他才会开始看录像。别误会，这并不意味着他像自己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好兄弟比尔·贝利奇克一样什么都不在乎。他曾经在一场网球赛里双手举过头顶折断了一把球拍。去年夏天，他练习了画图，这样就能在暂停的时候快点画出战术。他会在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突然问一句在聊什么，因为他的脑子已经在想战术了。科尔需要他的书，需要Counting Crows的歌曲，需要在蒂尔登公园的高尔夫球场上挥杆，让自己避免被争强好胜的情绪所伤害。今年春天，他读了普利策奖的获奖小说安东尼·杜尔的《所有看不见的光》和唐娜·塔特的《金翅雀》。但玛戈特本希望他读一下阿提库斯·利斯的小说，叫《只待来生》，讲的是一个非法移民的中国女人和一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老兵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因为担心这本书会消耗正在备战季后赛的丈夫太多的精力，所以她决定在总决赛之后再推荐这本书。
黑色幽默
去年夏天，科尔接手勇士教练之后的第一个重要时刻，他叫停了球队教练团在奥克兰训练馆里单调无趣的会议，把所有助手赶上了卢克·沃尔顿的SUV。他们开了30英里达到缪尔海滩，所有人脱到只剩内裤，然后冲进了太平洋的怀抱。上赛季之前，勇士训练馆的墙壁上挂着的是队史全明星照片，现在都换成了现役球员大喊、拥抱、击掌的海报，训练场上不停地播放着嘻哈和摇滚乐，很多时候就像马戏团一样热闹。
初入勇士时，球员们虽认识科尔，但并不熟悉，他们都想了解在金色的波浪短发和亲和的笑容背后，他是怎样的人。科尔出生在黎巴嫩，在法国普罗旺斯上了幼儿园，在埃及开罗上了初中，但他的家在太平洋沿岸的帕里塞兹，洛杉矶西边的一块临海的土地。
在帕里塞兹高中读书时，科尔就小有名气，但不是在学习上，而是因为他的幽默细胞。他会模仿著名体育解说员霍华德·科塞尔讲述美国历史，他会拨通洛杉矶体育广播的热线电话讽刺地转述当天的新闻。科尔还曾是Pali学生杂志的体育主编，他的搭档是迈克尔·西尔弗，SI网站的前资深作家。他们合作了每周一次的搞怪专栏，他们会描述一个连续213天穿Polo衫的橄榄球球员，称他“打破了Polo衫设计师拉夫·劳伦的非官方世界纪录”；他们会讽刺一个橄榄球投手“冲下赛场，沮丧地想要踢飞自己的头盔，你没猜错，他没有踢中”；他们会说一个篮球明星“如果他在篮球上能比在自己的轿车里花的时间多，他就能比整个城市的所有篮球运动员得分都多”。他们会喊别人的外号，甚至制造新的外号，他们向学校的男子高尔夫球队“致意”，称他们“会在人生无尽的挥杆中慢慢被遗忘”，说学校的游泳女将“尽其所能模仿穿着比基尼的舞者”，说女子排球队“努力赢下全国冠军和男排球员们的心，当然不一定是这个顺序”。
科尔把最尖酸的话留给了自己的队伍：“有一支球队我们忽略了，他们就是‘男孩儿’篮球队。这是故意为之的，这是一群无视规矩、肆意而为、没心没肺的家伙，他们总是一副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样子，他们不值得和Pali其他球队相提并论。”自这些专栏发表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铅字已经淡去，但作者们的观点依然坚挺。“我们无意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只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科尔说道。
高中毕业后，科尔本来是要去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打球的。然而1983年夏天，亚利桑那大学男篮教练卢特·奥尔森出现在了Pali球馆里。在亚利桑那，科尔见证了一名篮球教练构建球队文化、在更衣室里让球员团结起来的过程。奥尔森会邀请他们一起用晚餐，为他们带来家庭之外的集体氛围。 对于自己大学之后的篮球生涯，科尔有着周密的计划。“他打算去欧洲打球。”玛戈特说，“这样回来之后他大概就会是球队主角。”然而自1988年被太阳在第50顺位选中后，他一直在板凳上虚度时间。1993年夏天，他给公牛队打了电话，就此开始了神奇的NBA之旅。十年之后，科尔退役，TNT立刻给了他分析员的工作。一年之后，一个叫罗伯特·萨维尔的银行家向他咨询购买球队的事情。三个月之后，他们共同拥有了太阳队——科尔加入勇士队时，联盟要求他卖掉自己的小股权。2007年，萨维尔让他成为了太阳总经理，虽然他对此毫无经验。
父亲的影响
马尔科姆·科尔被暗杀的故事被很多人讲述过了，但少有人提起这件事对他儿子的影响。科尔在圣迭戈呆了11年，而没有立刻开始他在外漂泊的教练生涯，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和自己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他不希望自己的三个孩子也缺少这样的时间。他会参加女儿玛蒂的排球比赛和儿子尼克的篮球比赛，他会去观看儿子马修表演的讽刺喜剧。他们全家会在后院展开激烈的棒球较量——他们把那里称作斯普里策公园，这个名字来自玛戈特曾经买来的一种神奇的香薰喷雾——直到孩子们能在农场改造而来的家庭旅馆附近打出全垒打。
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去完成教练的梦想了。在去年四月联盟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太阳老板萨维尔找到勇士老板乔·拉科布，希望他可以考虑一下科尔。“我特别特别幸运。”这是科尔最爱说的一句话，但在20多年难以置信的成功之后，这句话不再成立了。“我只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世界会保护好这样的人。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同样对你。”科尔的特别助理尼克·尤恩说。在菲尼克斯，科尔和现在的骑士总经理大卫·格里芬一起工作过。“那时篮球就是我的生活，我让自己完全深陷于此，以致生活平衡都成了笑谈。”格里芬说，“史蒂夫让我明白，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只需要过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他让我成了更好的人。”有一天晚上，太阳队在客场比赛。科尔发现格里芬在他自己家里看球，而不是办公室。“我为你骄傲。”科尔对格里芬说。
科尔作为太阳总经理的最后一场比赛，是2010年西部决赛第六场，太阳对阵湖人。第四节中段，太阳侧翼贾里德·杜德利试图在底线救球，他撞到了一个摄影师。科尔从自己的位置上跳了起来，走向那个摄影师——他正被带离球场，放上轮床，送上救护车。“我该给谁打电话？”科尔问。那个摄影师颈部组织撕裂，科尔很快联系了他的妻子。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湖人掌控了比赛的节奏，终结了太阳的赛季。
球员时期，科尔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季后赛期间，他家的厨房翻修，玛戈特和尼克从他落满灰尘的书房里找到了一本日记。其中的大部分篇幅科尔都是在描写自己的孩子，偶尔也抱怨一下上场时间。在极少数的日记里，他展望了未来的执教生涯。“我觉得那是他的梦想。”西尔弗说。科尔在TNT和阿尔伯特做搭档的时候，他们会在赛前采访球队教练。科尔会从自己的衬衫里掏出小卡片，认真的记笔记。“他会问一些与直播解说没什么关系的问题。”阿尔伯特回忆道，“但之后的某个时间他也许会用到。”的确，科尔是在收集众人的聪明才智，他参加过马刺的教练会议，比如2010年夏天在芝加哥半岛酒店的那次。圣安东尼奥被太阳横扫，他们打算重塑进攻。只有科尔，会在自己球队击败对手之后，收到对方的临别邀请。
“人们会被他吸引。”波波维奇说，“在我们的体系当中，每个人都努力做到有话直说，‘这是你做得好的，这是比较差劲的，这是你的角色。’不需要放烟雾弹，不需要暗地里操纵什么，然后一定要加上一点幽默。史蒂夫很懂这个——谈吐优雅、坦率直白，在需要的时候自损自黑。”科尔，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教练90%的工作是通过人的性格创建一种环境，剩下的10%才是战术性的东西。
说到性格，科尔总是说他跟父亲很像：内敛但充满激情，思虑周详却幽默狡黠。但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国家生活过的经历，让他懂得如何与不同背景的人们沟通，进而养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这也是他父亲到现在依然影响他的一点。“当你身为局外人时，你得学会如何适应并融入，而当其他人也身为局外人时，你就会感同深受。”科尔说，“因此，在面对未知事物或突发状况时，我也能从容面对。这在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中真的帮助到了我，现在作为一名教练时，也同样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