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70岁的保罗·安德鲁来沪，媒体围堵之，追问他如何设计出了那枚红旗下的“蛋”（国家大剧院），殊不知，安德鲁那次带了他的新小说，其实是为文学而来。
　　涉及建筑的密集提问中，出于个人兴趣，我插了一句：“您看过什么中国作家的书吗？”
　　“Mō Yàn！”法国老头眼里放光（虽然俩字没一个在调上），“他的作品有一种直接而强烈的感情，读他的小说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农村生活，虽然这和我所熟悉的法国农村很不一样，但我也可以理解。”安德鲁侃侃而谈，说他看过《天堂蒜薹之歌》等好几本莫言的书，提到《檀香刑》时，他皱着眉用手比划出一根大木棍，“难以想象地残酷。”那表情我记忆犹新，这么个前卫的法国建筑师，对莫言极具乡土味的小说如此感兴趣，真是很有意思。
　　那年8月，莫言现身上海书展，用他那四声偶尔也不在调上的山东普通话做了“我的文学生活”长篇演讲，他说自己写刽子手是隐喻人心：“现在很多人表面上在忏悔，但都没触及自己的内心，就像刽子手也会忏悔，但他们更多会为自己披上一件‘法衣’，而这件‘法衣’便是皇帝赐予他们的权利。刽子手会告诉自己，杀人是在履行职责。换成现在就是有些人不断地为自己不当的行为找理由。”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演讲，温和的莫言还义愤填膺地提到了林昭和张志新的遭遇。
　　次日吃饭，大家都在聊几天前刚去世的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有人借机表达了莫言有望摘奖的信心，但他本人倒十分谦和，只是笑呵呵地“莫言”着。几天来悉心接待、恭敬陪访的编辑聊兴渐浓……饭局一拖长，下午的专访自然被压缩了，莫言略谈作家的道德义愤及其创作追求等问题，便匆匆赶往机场。
　　那几天排了多家采访，一圈下来，莫言早已疲惫，但又不想显得不近人情，于是答得精简。我们的对谈结束于他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他坦率表达，认为索氏作品“依然缺少拷问灵魂的精神”。彼时，《生死疲劳》出版已有两年，莫言还未有新作面世。
　　莫言回京后，我曾尝试邮件补充采访，但他行程早已排满：“我12号去德国，然后去香港韩国，要到10月中旬才能回京。你的问题很多，只能等我回京后找时间回答了，抱歉！”这一等就等了一年多，直到2009年底他携新作《蛙》再次来沪，接着上次“拷问灵魂”的话题，我们又长聊了一次，从“轮回”到“救赎”，那天莫言答得深入。
　　后来邮件联络，他都爽快回复，客客气气的；2010年春节，报道出来后，我写信感谢他拨冗受访，很快收到回邮：“不必客气啊！谢谢你的工作。”一个“啊”字，仿佛能看见他眯着眼笑呵呵的样子。
　　当年访前做功课，翻了好几本书，有篇评论令我印象深刻，“（高密东北乡）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断，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
　　如今，更多人为这个“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的乡下农民（莫言自嘲）获诺贝尔奖而激动，但要知道，许多人二十多年前就为他的作品而激动了。
　　我们应该感恩的是，至少还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