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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质主要包括人口的文化、健康、技能和思想素质等方面。由于人的思想不可视、不可触摸、不可度量，人们关注的只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富的资本、劳动、技术等原因，贫困的人的思想原因及思想反贫困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实，国内外发展经济学家及研究者并不乏对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人的思想观念原因的考察。主要包括思想、精神、宗教伦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方面。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尚存在不足：一是发展经济学大师及研究者只是提出了“人的先进思想观念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是脱贫致富的桎梏”等之类的判断或命题；尚没有对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家庭贫富的相关性进行全路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也没有人明确提出贫困的人的思想观念总原因的结论和思想观念反贫困的政策建议。二是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只是把人口的文化、技能、健康等素质视为资本，揭示的只是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与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以缺乏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解释贫困的原因，而没有将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本文基于理论分析的视角，探讨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诠释了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反之亦然，然后得出“人的落后思想素质乃贫困之总根源”的结论。提出“思想反贫困乃新时期反贫困模式之必然选择”的政策建议。
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和路径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韦伯指出，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激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实践。韦伯进一步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二)思想意识形态一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一社会交易费用节省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就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约束个人行动，节约交易成本费用，促使交换得以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们行为的规则，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一，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源于经济机会。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刘易斯认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创新思想。”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的实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进而指出，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 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
人口思想素质影响家庭贫富的具体机制和路径——以西部农民典型思想素质为例
西部贫困农民思想观念素质的基本现状是落后(即先进思想缺乏)。西部农民落后思想又是浩瀚和无边无际的，从中科学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贫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观念素质并诠释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观念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农民落后思想→农民错误行为→经济机会失去或高生产成本→农户家庭贫困，反之亦然。这一具体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
典型思想一：思想上，农民错误地看待教育和知识；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而“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理念缺乏→行为上。严重影响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其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等错误行为→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文化素质低→子女技能素质低(或综合能力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或就业受限，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在现阶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和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
典型思想二：思想上，农民生命、健康、卫生、优生优育意识淡薄→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卖淫嫖娼等任何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农民健康素质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甚至无法就业；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在现阶段，人们收人主要来自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农民健康素质低下必然造成个人和家庭收入偏低，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因病致贫或疾病潦倒型贫困》。第二，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的资本积累。疾病已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严重制约因素，疾病、残疾、低能导致的人口健康素质下降，使得农业生产经营困难，人们生活困难。
典型思想三：思想上，投机取巧、打牌赌博、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等思想缺乏→行为上，赌博和懒惰→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赌博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减少；只能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第二，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懒惰”行为的本质就是厌恶“劳动”，它不是创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使财富减少。只能导致家庭贫穷。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有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情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三。“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时。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思想上，“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封建生育养育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好”、“男女一个样”等理念缺乏→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行为。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婴幼儿死亡率很高。但人口由于可以随便受孕而得到弥补。生命不能得到预防保障，也不是有计划地传宗接代，而是靠身不由己的自然繁衍。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生男行为。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行为。第三，在“传宗接代”思想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祖传事业一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医疗子女的负担加重，必然导致家庭贫困(即“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学校教育投资相对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等素质低下。随着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 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因此，刘易斯指出，“对妇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障碍”。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第五，传宗接代、继承祖传事业限制了职业的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劳动者能力和特长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典型思想五：思想上，“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缺乏一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一对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市场交换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节约与效益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参与社会分工，各自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即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启示
(一)中国反贫困反思
找出贫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贫困的前提，为此，经济学家和研究者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贫困原因，相应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扶贫政策模式。为什么长期的反贫困未能使某些贫困地区真正摆脱贫困？回顾、反思和检讨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扶贫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素质的提高。在以往一个时期的扶贫实践中，从政府来说，就是给钱、给物、立项目、搞开发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就是等资金、等项目或者争资金、争项目。这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致使国家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国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贫资金、扶贫物资及国家制定的扶贫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因此，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就显得惨白无力，其结果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贫困人口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扶贫攻坚以后，人们发现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差距。这说明，人们还缺乏对贫困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对扶贫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实，任何一种扶贫政策都应当有助于调动和激发贫困者通过自身主观努力去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贫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贫困者自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这乃是检验一切扶贫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能让贫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放弃自我主观努力。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或政府物资、资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贫政策措施，但过多的或单纯的物资或资金扶贫援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罗时法指出：“治疗贫穷的良药决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消除人们的斗志，使人产生一种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赖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贫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认为，“政府许多帮助穷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联系的社会扶贫福利项目常常只起到了抚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贫项目是损害少数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传的依赖感的罪魁祸首”。
究其原因，是由于旧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在极大地抑制着人的智慧和潜能，深深支配着人的行为，使人失去各种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导致家庭贫困。对此，经济学家有许多论述，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克拉克指出：“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质。一些人意志坚强胆子大，另一些人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还有一些人消极而迟钝。正是由于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贫困及不平等。”梁小民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约束正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西部许多地区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等方面都比东部条件好，但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首先在于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郎咸平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要知道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有专家认为东北最缺少资金，也有专家认为东北缺少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人觉得东北缺少技术和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认为东北最大问题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听到东北的一些企业家问，现在最有潜力的行业是什么？东北三省哪个城市最具竞争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常有夕阳思维。却少有夕阳产业。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
(二)结论
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正是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或降低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最终促进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二，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的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四，作为人力资本最重要内容的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决定人力资本其他一切方面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三)政策建议
第一，“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和精神：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即不仅要注重资金、技术、教育、福利等反贫困措施，更要重视基于贫困者自身思想素质提高的“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第二，新时期西部农村思想观念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就是要通过发挥政府强有力的建设性作用，加大对“农民思想观念素质”这一人力资本要素的投资，建设农民教育工程、农民文化工程、农民移调工程，使农民彻底摒弃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观念素质，实现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农村思想反贫困就是要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农村思想反贫困是“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要使农村思想反贫困与“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就需既要在“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扎实推进农村思想反贫困，又要在农村思想反贫困中切实加强“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和路径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韦伯指出，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激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实践。韦伯进一步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二)思想意识形态一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一社会交易费用节省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就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约束个人行动，节约交易成本费用，促使交换得以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们行为的规则，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一，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源于经济机会。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刘易斯认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创新思想。”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的实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进而指出，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 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
人口思想素质影响家庭贫富的具体机制和路径——以西部农民典型思想素质为例
西部贫困农民思想观念素质的基本现状是落后(即先进思想缺乏)。西部农民落后思想又是浩瀚和无边无际的，从中科学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贫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观念素质并诠释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观念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农民落后思想→农民错误行为→经济机会失去或高生产成本→农户家庭贫困，反之亦然。这一具体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
典型思想一：思想上，农民错误地看待教育和知识；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而“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理念缺乏→行为上。严重影响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其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等错误行为→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文化素质低→子女技能素质低(或综合能力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或就业受限，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在现阶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和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
典型思想二：思想上，农民生命、健康、卫生、优生优育意识淡薄→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卖淫嫖娼等任何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农民健康素质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甚至无法就业；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在现阶段，人们收人主要来自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农民健康素质低下必然造成个人和家庭收入偏低，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因病致贫或疾病潦倒型贫困》。第二，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的资本积累。疾病已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严重制约因素，疾病、残疾、低能导致的人口健康素质下降，使得农业生产经营困难，人们生活困难。
典型思想三：思想上，投机取巧、打牌赌博、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等思想缺乏→行为上，赌博和懒惰→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赌博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减少；只能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第二，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懒惰”行为的本质就是厌恶“劳动”，它不是创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使财富减少。只能导致家庭贫穷。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有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情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三。“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时。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思想上，“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封建生育养育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好”、“男女一个样”等理念缺乏→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行为。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婴幼儿死亡率很高。但人口由于可以随便受孕而得到弥补。生命不能得到预防保障，也不是有计划地传宗接代，而是靠身不由己的自然繁衍。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生男行为。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行为。第三，在“传宗接代”思想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祖传事业一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医疗子女的负担加重，必然导致家庭贫困(即“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学校教育投资相对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等素质低下。随着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 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因此，刘易斯指出，“对妇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障碍”。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第五，传宗接代、继承祖传事业限制了职业的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劳动者能力和特长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典型思想五：思想上，“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缺乏一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一对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市场交换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节约与效益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参与社会分工，各自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即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启示
(一)中国反贫困反思
找出贫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贫困的前提，为此，经济学家和研究者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贫困原因，相应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扶贫政策模式。为什么长期的反贫困未能使某些贫困地区真正摆脱贫困？回顾、反思和检讨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扶贫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素质的提高。在以往一个时期的扶贫实践中，从政府来说，就是给钱、给物、立项目、搞开发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就是等资金、等项目或者争资金、争项目。这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致使国家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国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贫资金、扶贫物资及国家制定的扶贫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因此，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就显得惨白无力，其结果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贫困人口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扶贫攻坚以后，人们发现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差距。这说明，人们还缺乏对贫困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对扶贫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实，任何一种扶贫政策都应当有助于调动和激发贫困者通过自身主观努力去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贫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贫困者自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这乃是检验一切扶贫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能让贫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放弃自我主观努力。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或政府物资、资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贫政策措施，但过多的或单纯的物资或资金扶贫援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罗时法指出：“治疗贫穷的良药决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消除人们的斗志，使人产生一种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赖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贫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认为，“政府许多帮助穷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联系的社会扶贫福利项目常常只起到了抚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贫项目是损害少数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传的依赖感的罪魁祸首”。
究其原因，是由于旧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在极大地抑制着人的智慧和潜能，深深支配着人的行为，使人失去各种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导致家庭贫困。对此，经济学家有许多论述，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克拉克指出：“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质。一些人意志坚强胆子大，另一些人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还有一些人消极而迟钝。正是由于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贫困及不平等。”梁小民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约束正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西部许多地区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等方面都比东部条件好，但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首先在于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郎咸平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要知道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有专家认为东北最缺少资金，也有专家认为东北缺少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人觉得东北缺少技术和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认为东北最大问题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听到东北的一些企业家问，现在最有潜力的行业是什么？东北三省哪个城市最具竞争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常有夕阳思维。却少有夕阳产业。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
(二)结论
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正是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或降低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最终促进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二，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的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四，作为人力资本最重要内容的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决定人力资本其他一切方面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三)政策建议
第一，“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和精神：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即不仅要注重资金、技术、教育、福利等反贫困措施，更要重视基于贫困者自身思想素质提高的“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第二，新时期西部农村思想观念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就是要通过发挥政府强有力的建设性作用，加大对“农民思想观念素质”这一人力资本要素的投资，建设农民教育工程、农民文化工程、农民移调工程，使农民彻底摒弃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观念素质，实现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农村思想反贫困就是要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农村思想反贫困是“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要使农村思想反贫困与“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就需既要在“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扎实推进农村思想反贫困，又要在农村思想反贫困中切实加强“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