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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读书有关的随笔大行其道,报刊上随处可见,文集也出了不少,其间确有高才健笔,佳作迭出。但有些作者可能因为写得多了,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或疏于查证,有失谨严;或任意揣测,过于主观,尤其涉及文史的内容,这类谬误时有发现。
试举一例:广东《南方都市报》“阅读”专版去年12月13日刊出李辉的《黄裳跋语之二》,介绍其收藏的黄之旧著《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拟美国兵日记》,说“全民抗美援朝当时是全国共同主题,又正值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写这一作品,黄裳自是想做出不落后、‘追求进步’的姿态。”接着,又言及“该书由上海泥土社1950年10月初版”。按照著者写于1950年10月7日的该书“后记”,“右拟美国兵日记一卷,两月前所作。在《文汇报》副刊‘磁力’上连载”。可见书当是写于1950年8月左右,而李辉提到的“思想改造运动”,在上海于1952年8月下旬才拉开序幕,怎么可能在这一运动未开始的两年前,著者便未卜先知,“想做出不落后、‘追求进步’的姿态”?从时间上推断,所谓的“姿态”之说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说起来,黄裳先生也是我心仪的前辈文人之一,许多年前读研究生时于导师家中偶有“惊鸿一瞥”,连“久仰”之类的话也不曾说过,算不上相识,更不敢如“我的朋友胡适之”般谬托知己,但他的文章大体都还读过,因而对其文字生涯也略知一二。他撰写此书时,正在沪上《文汇报》当编辑、编专版。像他这样文思敏捷、勤于笔耕的新闻工作者,在当时没有机会赴朝鲜前线采访的情况下,凭借抗战时期曾给驻华美军当翻译的见闻,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为宣传抗美援朝出力,是再也正常不过而现今也无须忌讳的事情。如李辉这样称黄裳此举是为了“想做出不落后、‘追求进步’的姿态”云云,似乎他当时对举国上下的抗美援朝热潮是持保留甚或反对的态度,只因政治运动情势所迫而要有所表现,这实属用心良苦却大可不必的曲解。而且,除非有其本人披露心迹的日记和其他记载可资佐证,否则这种推断毫无根据也非常武断,而把思想改造运动提前两年以“附会”此说,更成了无稽之谈。通过这种“附会”展示的著者形象,或是早有洞见,对几十年后或惹疑问的战争动因已持异议;或是置身世外,为了追随大流不得不勉强为之,因而那时写书已像以后“反右”和“文革”期间写检讨、交代似地心笔不一了。这就难免让不明就里者生出疑惑:难道青年时代的黄裳是对保家卫国怀有贰心的“虚伪”之人?所以,此类脱离了具体历史环境及当事人真实心境的轻率附会,定然经不起史实的考订,效果如同帮倒忙。
再举一例:1988年1月,钱钟书先生为将在香港印行的繁体字版《宋诗选注》撰一“前言”,文末说这项工作是他单独完成的,“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個人学识上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宋诗选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对于这短短的一段话,谢泳在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后两版《宋诗选注》之“序”的修改时分而用之,把前一句为他所谓钱钟书不顾时间差异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论断垫底,认为“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亦即“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后一句则视为“是一句真诚表达内心感受的实话”,然后评价道:“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作的不合常识的选择,其实更真实体现了自己的人格。”(《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此这般“穿凿”,钱钟书在该书港版“前言”的这两句话,便被演绎为就其当年在京版“序”中因恐惧而引用毛泽东的话“自保”而作的辩白和反省。然而,依据正常的逻辑思维,这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序”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论述是否“为了自保”?二十年后再版修改时添引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的观点是否“还是为了自保”?其间是否存在如谢泳所言的“修改之谜”?我另撰有《〈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别解》一文发表,此处不再赘言。只要不作似通非通的解读,钱钟书在港版“前言”中那段话的意思明明白白,其一,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主宰着学术研究,但他还是“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这当指对诗家及其诗作的选取和注释未必符合那个时代“正确”的指导思想;其二,倘若诗家的取舍和诗作的注释有何不妥,应与“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有关,是“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褊狭”造成的,不能通过简单地归因于政治因素来为自己解脱。若论“真诚”,这才是这位大学者“真诚表达内心感受”之所在,套用一句西谚,叫做“上帝的归上帝,凱撒的归凱撒”。就宋诗而言,实际上不论是“选”还是“注”,钱钟书都不是不可以商榷的,其港版“前言”也表露了所选和所注只是“一家之言”的含意,近年就有人撰写了颇见功力的学术批评文字。但如果钱先生九泉有知,获悉其上述言语竟被“穿凿”成了“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作的不合常识的选择”,惊讶之余,真不知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上举两例,恰好构成“穿凿附会”,所举的文章作者不可能所有文字都犯下类似的错误,但在当下读书随笔尤其是涉及文史的著述中,这样的“穿凿附会”并不是个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风云,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影响到老一代文人的命运及其研究、创作活动,但具体是哪一次或哪几次运动发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对某一部作品是否存有影响、这种影响作用究竟多大以及是如何表现的,则需要极为细致而深入的探究,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科学的论断。如若对有关史实的表述,动辄拿时间点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运动名称“贴标签”;对前人文字的解读,随意用不符常理也不合逻辑的解说“想当然”,不光是对署名冠以“学者”二字所发表的文字很不尽责,亦自曝缺乏必要而足够的学术训练,由此而产生的史实错置和分析失当,还会误导读者并可能“贻害”后人。
试举一例:广东《南方都市报》“阅读”专版去年12月13日刊出李辉的《黄裳跋语之二》,介绍其收藏的黄之旧著《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拟美国兵日记》,说“全民抗美援朝当时是全国共同主题,又正值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写这一作品,黄裳自是想做出不落后、‘追求进步’的姿态。”接着,又言及“该书由上海泥土社1950年10月初版”。按照著者写于1950年10月7日的该书“后记”,“右拟美国兵日记一卷,两月前所作。在《文汇报》副刊‘磁力’上连载”。可见书当是写于1950年8月左右,而李辉提到的“思想改造运动”,在上海于1952年8月下旬才拉开序幕,怎么可能在这一运动未开始的两年前,著者便未卜先知,“想做出不落后、‘追求进步’的姿态”?从时间上推断,所谓的“姿态”之说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说起来,黄裳先生也是我心仪的前辈文人之一,许多年前读研究生时于导师家中偶有“惊鸿一瞥”,连“久仰”之类的话也不曾说过,算不上相识,更不敢如“我的朋友胡适之”般谬托知己,但他的文章大体都还读过,因而对其文字生涯也略知一二。他撰写此书时,正在沪上《文汇报》当编辑、编专版。像他这样文思敏捷、勤于笔耕的新闻工作者,在当时没有机会赴朝鲜前线采访的情况下,凭借抗战时期曾给驻华美军当翻译的见闻,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为宣传抗美援朝出力,是再也正常不过而现今也无须忌讳的事情。如李辉这样称黄裳此举是为了“想做出不落后、‘追求进步’的姿态”云云,似乎他当时对举国上下的抗美援朝热潮是持保留甚或反对的态度,只因政治运动情势所迫而要有所表现,这实属用心良苦却大可不必的曲解。而且,除非有其本人披露心迹的日记和其他记载可资佐证,否则这种推断毫无根据也非常武断,而把思想改造运动提前两年以“附会”此说,更成了无稽之谈。通过这种“附会”展示的著者形象,或是早有洞见,对几十年后或惹疑问的战争动因已持异议;或是置身世外,为了追随大流不得不勉强为之,因而那时写书已像以后“反右”和“文革”期间写检讨、交代似地心笔不一了。这就难免让不明就里者生出疑惑:难道青年时代的黄裳是对保家卫国怀有贰心的“虚伪”之人?所以,此类脱离了具体历史环境及当事人真实心境的轻率附会,定然经不起史实的考订,效果如同帮倒忙。
再举一例:1988年1月,钱钟书先生为将在香港印行的繁体字版《宋诗选注》撰一“前言”,文末说这项工作是他单独完成的,“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個人学识上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宋诗选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对于这短短的一段话,谢泳在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后两版《宋诗选注》之“序”的修改时分而用之,把前一句为他所谓钱钟书不顾时间差异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论断垫底,认为“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亦即“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后一句则视为“是一句真诚表达内心感受的实话”,然后评价道:“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作的不合常识的选择,其实更真实体现了自己的人格。”(《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此这般“穿凿”,钱钟书在该书港版“前言”的这两句话,便被演绎为就其当年在京版“序”中因恐惧而引用毛泽东的话“自保”而作的辩白和反省。然而,依据正常的逻辑思维,这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序”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论述是否“为了自保”?二十年后再版修改时添引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的观点是否“还是为了自保”?其间是否存在如谢泳所言的“修改之谜”?我另撰有《〈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别解》一文发表,此处不再赘言。只要不作似通非通的解读,钱钟书在港版“前言”中那段话的意思明明白白,其一,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主宰着学术研究,但他还是“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这当指对诗家及其诗作的选取和注释未必符合那个时代“正确”的指导思想;其二,倘若诗家的取舍和诗作的注释有何不妥,应与“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有关,是“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褊狭”造成的,不能通过简单地归因于政治因素来为自己解脱。若论“真诚”,这才是这位大学者“真诚表达内心感受”之所在,套用一句西谚,叫做“上帝的归上帝,凱撒的归凱撒”。就宋诗而言,实际上不论是“选”还是“注”,钱钟书都不是不可以商榷的,其港版“前言”也表露了所选和所注只是“一家之言”的含意,近年就有人撰写了颇见功力的学术批评文字。但如果钱先生九泉有知,获悉其上述言语竟被“穿凿”成了“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作的不合常识的选择”,惊讶之余,真不知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上举两例,恰好构成“穿凿附会”,所举的文章作者不可能所有文字都犯下类似的错误,但在当下读书随笔尤其是涉及文史的著述中,这样的“穿凿附会”并不是个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风云,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影响到老一代文人的命运及其研究、创作活动,但具体是哪一次或哪几次运动发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对某一部作品是否存有影响、这种影响作用究竟多大以及是如何表现的,则需要极为细致而深入的探究,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科学的论断。如若对有关史实的表述,动辄拿时间点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运动名称“贴标签”;对前人文字的解读,随意用不符常理也不合逻辑的解说“想当然”,不光是对署名冠以“学者”二字所发表的文字很不尽责,亦自曝缺乏必要而足够的学术训练,由此而产生的史实错置和分析失当,还会误导读者并可能“贻害”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