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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都持续提高。随着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中华文明开始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回望历史，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绵不断，得益于对一个文化观因素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认知变迁。文明是人民创造的，但推动文明进步的主要力量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文章拟从知识界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认知变迁，管窥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断并将继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变迁;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44-03
一、中国知识阶层形成过程
（一）中国知识阶层形成前期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在春秋以前，士主要指的是贵族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接受過知识教育和艺术熏陶，能文能武，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中坚。他们常依附于宗族群体，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中的身份常为巫、祝、史、卜等为王室掌管典籍文献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的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并世代承袭。
西周时期的教育和学术与祭祀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负责记事、祭祀和文书的管理者也负责着卜、史等。周王室负责这类事务的官员不下千人。各诸侯国也设有祝、宗、卜、史之职官[1]。
（二）中国知识阶层逐渐形成
春秋时期，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侯各国之间征战此起彼伏，宗族兼并战争越演越烈，使得大部分的宗族国家和宗族消失。大量失去宗族地位的贵族逐渐的演变成了士，壮大了士的队伍，成为新的阶层。
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在这次历史大动荡中跌入庶民的世界，在失去封土、爵位、职官的窘况下，开始将出卖智力作为新的谋生手段。于是，这些原本在宫廷中专掌典册、身通六艺之士毅然出走，流落民间。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也被传播、普及，把原来集中于周王室和宋、鲁的文化逐渐扩散。在他们的教育培养下，庶民中又产生了新一代文武之士，与他们一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士阶层，即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1]。
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产生及在古代中国的变迁
战国时期，新兴的士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属于文化素养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关系，拥有着绝对的自由，思想比较前卫，依靠自己的才学，给各国的统治者出谋划策，在列国之间周游，使官僚的后备力量变得非常充足。
随着血缘宗族关系的瓦解以及民间聚徒讲学的兴起，士的定义及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士在战国时代还成了关于个人能力和人格的称谓，不受国家、宗族、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限制。一般普通人家的子弟，通过学习文化和武艺，也可以上升为士，助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如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秦、张仪、范雎、李斯等人，就都是由平民上升为士，最后成为有作为的政治家。平民通过努力与奋斗大量进入士阶层，扩大了士的范围，成为士阶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而战国时期的士，人数最多，品类最杂，上至将相，下至鸡鸣狗盗之徒，都可称士。
随着士阶层对自身人格的独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和追求，他们开始傲然藐视王侯。士阶层的发展及其独立、自由意识的觉醒，追求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享受，使独立精神得到了增长，形成了以天下、民生为己任的独立责任意识倾向，这种人格取向后来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基础。
虽然知识分子可以傲视王侯，追求思想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但仍有实现以天下、民生为己任，从而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因此，仍积极参与国家的政务。于是孔子便提出了“学而优则仕”“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以达到“兼济天下”“为生民立命”等终极目标。在《左传·襄公九年》中提出了“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的观点。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明确区分开来，辨明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社会格局，从而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追求政治理想的范式。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全社会模式的完成，最终演化为学习治天下的体制。至此，劳力者努力追求成为劳心者，让知识推动社会进步成为趋势。
在秦汉以前，国家的关键性职位全部是由贵族世袭的，在秦汉统一以后，封建贵族的地位慢慢削弱，尤其是在科举制度推行以后，各国的重要职位都是由知识分子担任。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晓儒家经义的能人志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影响下，我国是最早创建系统的文官政治架构的国家之一，使政治与教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受到过系统化教育的知识分子逐渐在政治决策上发挥出了应用的作用，优化升级了国家的政治构造模式。知识分子则通过纳于仕，致力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生民立命”“兼济天下”“治国、平天下”理想社会。
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近、现代中国的变迁
（一）近代中国现状导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无法根植于高等教育
农耕文明时代的社会理想，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劳作技能的世代传承为基础的。然而，工业文明时代的兴起，却全面打破了传统社会生存技能的方式，传统的靠体力或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能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工业文明时代，教育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无阶级的教育，其次是培养各种各类的有知识和技术的劳动者，即“教育能够直接为年轻人从事各种职业做准备”[2]，即培养国家建设者。
1840年之后，在探索工业强国的过程中，涌现了如帝制思想、农耕经济等尝试，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受国家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没有能够及时转变，导致探索长期在黑暗中进行，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在长期的战乱中，急需大量有技术、有知识的高级人才，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参与到各类军事特需人才行列之中，导致高等教育无法根植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更难向培养国家的建设者和劳动者转型。
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时期，随着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各根据地根据自身需要，纷纷创办干部培训班，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自己的大学，当时高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仍是培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大学虽然开始向根据地建设方向发展，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滨海建国学院、淮北苏晥抗日根据地创立的江淮大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大学的学生，最后也只能满足抗战和解放战争的需要，仅能走向政府和军事等急需的职能岗位，仍然无法向培养国家的建设者和劳动者顺利转型。
（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新中国的变迁
1949年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和发展时期，但当时，少有人能够进入“知识分子”行列。国家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但却“一才难得”，各类人才缺口在短时期内却难以达到平衡[3]。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的文化教育活动，要注重提升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能够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人才;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教育工作普及到每一个阶层，做好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工作，加大技术教育的培养力度，使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显著提升旧知识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1954年，国家在宪法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进行了明确，国家不断增加各类文化教育机关和学校的投入建设力度，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利用宪法来保证公民的文化教育权利，这条规定适应了中国全社会向工业时代转型的人才需求变化，可谓与时俱进。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提出高等教育活动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为国家输送拥有较强专业技术能力和知识储备的高素质人才;注重提升工农青年和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使国家建设中以工农身份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一视角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开始模糊“劳心”与“劳力”的界限，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打开了空间。随后，文化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主动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注重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
1951年，毛泽东提出要提升对各类知识分子思想教育的深度，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建设和民主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认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分子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是必要的条件之一。
1954年5月，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教育工作者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光荣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次明确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观念，并肯定其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表明了在当时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认识与定位，并期望从政治上解决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认同。
1956年，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对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积極的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在探索过程中虽然做出过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和伤害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在学术领域，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等，伤害了不少的著名教授、学者，大大迟滞了中国工业文明的进程。
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相关政策，团结所有知识分子，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满腔热血。高等教育学校的中共党委会是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主心骨，统一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
1962年3月，周恩来在文艺和科技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但在对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中国走向工业文明时代最为迫切的对知识分子的需求这一观念并没有在社会中成长起来，反而是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发挥了主导功能。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劳动人民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从此以后，人民思想得以解放，知识分子和知识再一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劳心”与“劳力”得以共生，并高度融合。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为中国工业文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真正恢复，进而扎实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并取得辉煌成就。
四、结语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快速发展期[5]，中国也正在步入世界中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正在以不同的样貌，继续推动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培培，邓洁. 论古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04）：96 -101+119.
[2] 伦斯·维赛.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1.
[3] 毕树沙，陈拥贤.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校人事改革政策变迁与展望[J]. 当代教育论坛，2019（01）：18-25.
[4]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3.
[5] 郑登云.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7-8.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变迁;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44-03
一、中国知识阶层形成过程
（一）中国知识阶层形成前期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在春秋以前，士主要指的是贵族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接受過知识教育和艺术熏陶，能文能武，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中坚。他们常依附于宗族群体，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中的身份常为巫、祝、史、卜等为王室掌管典籍文献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的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并世代承袭。
西周时期的教育和学术与祭祀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负责记事、祭祀和文书的管理者也负责着卜、史等。周王室负责这类事务的官员不下千人。各诸侯国也设有祝、宗、卜、史之职官[1]。
（二）中国知识阶层逐渐形成
春秋时期，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侯各国之间征战此起彼伏，宗族兼并战争越演越烈，使得大部分的宗族国家和宗族消失。大量失去宗族地位的贵族逐渐的演变成了士，壮大了士的队伍，成为新的阶层。
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在这次历史大动荡中跌入庶民的世界，在失去封土、爵位、职官的窘况下，开始将出卖智力作为新的谋生手段。于是，这些原本在宫廷中专掌典册、身通六艺之士毅然出走，流落民间。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也被传播、普及，把原来集中于周王室和宋、鲁的文化逐渐扩散。在他们的教育培养下，庶民中又产生了新一代文武之士，与他们一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士阶层，即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1]。
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产生及在古代中国的变迁
战国时期，新兴的士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属于文化素养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关系，拥有着绝对的自由，思想比较前卫，依靠自己的才学，给各国的统治者出谋划策，在列国之间周游，使官僚的后备力量变得非常充足。
随着血缘宗族关系的瓦解以及民间聚徒讲学的兴起，士的定义及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士在战国时代还成了关于个人能力和人格的称谓，不受国家、宗族、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限制。一般普通人家的子弟，通过学习文化和武艺，也可以上升为士，助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如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秦、张仪、范雎、李斯等人，就都是由平民上升为士，最后成为有作为的政治家。平民通过努力与奋斗大量进入士阶层，扩大了士的范围，成为士阶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而战国时期的士，人数最多，品类最杂，上至将相，下至鸡鸣狗盗之徒，都可称士。
随着士阶层对自身人格的独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和追求，他们开始傲然藐视王侯。士阶层的发展及其独立、自由意识的觉醒，追求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享受，使独立精神得到了增长，形成了以天下、民生为己任的独立责任意识倾向，这种人格取向后来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基础。
虽然知识分子可以傲视王侯，追求思想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但仍有实现以天下、民生为己任，从而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因此，仍积极参与国家的政务。于是孔子便提出了“学而优则仕”“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以达到“兼济天下”“为生民立命”等终极目标。在《左传·襄公九年》中提出了“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的观点。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明确区分开来，辨明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社会格局，从而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追求政治理想的范式。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全社会模式的完成，最终演化为学习治天下的体制。至此，劳力者努力追求成为劳心者，让知识推动社会进步成为趋势。
在秦汉以前，国家的关键性职位全部是由贵族世袭的，在秦汉统一以后，封建贵族的地位慢慢削弱，尤其是在科举制度推行以后，各国的重要职位都是由知识分子担任。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晓儒家经义的能人志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影响下，我国是最早创建系统的文官政治架构的国家之一，使政治与教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受到过系统化教育的知识分子逐渐在政治决策上发挥出了应用的作用，优化升级了国家的政治构造模式。知识分子则通过纳于仕，致力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生民立命”“兼济天下”“治国、平天下”理想社会。
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近、现代中国的变迁
（一）近代中国现状导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无法根植于高等教育
农耕文明时代的社会理想，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劳作技能的世代传承为基础的。然而，工业文明时代的兴起，却全面打破了传统社会生存技能的方式，传统的靠体力或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能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工业文明时代，教育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无阶级的教育，其次是培养各种各类的有知识和技术的劳动者，即“教育能够直接为年轻人从事各种职业做准备”[2]，即培养国家建设者。
1840年之后，在探索工业强国的过程中，涌现了如帝制思想、农耕经济等尝试，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受国家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没有能够及时转变，导致探索长期在黑暗中进行，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在长期的战乱中，急需大量有技术、有知识的高级人才，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参与到各类军事特需人才行列之中，导致高等教育无法根植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更难向培养国家的建设者和劳动者转型。
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时期，随着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各根据地根据自身需要，纷纷创办干部培训班，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自己的大学，当时高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仍是培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大学虽然开始向根据地建设方向发展，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滨海建国学院、淮北苏晥抗日根据地创立的江淮大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大学的学生，最后也只能满足抗战和解放战争的需要，仅能走向政府和军事等急需的职能岗位，仍然无法向培养国家的建设者和劳动者顺利转型。
（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新中国的变迁
1949年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和发展时期，但当时，少有人能够进入“知识分子”行列。国家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但却“一才难得”，各类人才缺口在短时期内却难以达到平衡[3]。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的文化教育活动，要注重提升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能够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人才;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教育工作普及到每一个阶层，做好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工作，加大技术教育的培养力度，使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显著提升旧知识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1954年，国家在宪法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进行了明确，国家不断增加各类文化教育机关和学校的投入建设力度，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利用宪法来保证公民的文化教育权利，这条规定适应了中国全社会向工业时代转型的人才需求变化，可谓与时俱进。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提出高等教育活动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为国家输送拥有较强专业技术能力和知识储备的高素质人才;注重提升工农青年和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使国家建设中以工农身份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一视角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开始模糊“劳心”与“劳力”的界限，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打开了空间。随后，文化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主动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注重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
1951年，毛泽东提出要提升对各类知识分子思想教育的深度，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建设和民主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认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分子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是必要的条件之一。
1954年5月，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教育工作者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光荣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次明确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观念，并肯定其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表明了在当时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认识与定位，并期望从政治上解决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认同。
1956年，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对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积極的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在探索过程中虽然做出过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和伤害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在学术领域，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等，伤害了不少的著名教授、学者，大大迟滞了中国工业文明的进程。
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相关政策，团结所有知识分子，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满腔热血。高等教育学校的中共党委会是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主心骨，统一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
1962年3月，周恩来在文艺和科技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但在对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中国走向工业文明时代最为迫切的对知识分子的需求这一观念并没有在社会中成长起来，反而是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发挥了主导功能。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劳动人民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从此以后，人民思想得以解放，知识分子和知识再一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劳心”与“劳力”得以共生，并高度融合。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为中国工业文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真正恢复，进而扎实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并取得辉煌成就。
四、结语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快速发展期[5]，中国也正在步入世界中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正在以不同的样貌，继续推动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培培，邓洁. 论古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04）：96 -101+119.
[2] 伦斯·维赛.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1.
[3] 毕树沙，陈拥贤.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校人事改革政策变迁与展望[J]. 当代教育论坛，2019（01）：18-25.
[4]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3.
[5] 郑登云.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7-8.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