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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乐天上初二前的那个暑假，语文老师推荐了一些必读书目，其中竟有一部《射雕英雄传》。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些世事恍惚的感动。大概在2016年。纯粹为了收藏，我买过一套朗声版的金庸全集，一直未启封。现在乐天要读，我还是没舍得，于是找出打包若干年一直堆在地下室的那套三联版的给他看。他不仅读了《射雕英雄传》，还读了《天龙八部》。那个暑假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谈论东邪西毒，谈论老顽童段王爷了。只不过我当年喜欢乔峰，他却喜欢段誉，我当年老师所列的“禁书”却成为了今天他老师推荐的“经典”。经典就是这样，永不过时。
我第一次接触“武侠”作品，大概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在大陆首播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年份，我大概不到10岁的样子，这对于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而言，是一种普遍的记忆。也许在那同时或者稍晚些时候，我看到了连环画版的《碧血剑》，它混杂在一堆诸如《隋唐演义》的连环画中显得特立独行。紧接着我读完了《书剑恩仇录》，我清楚记得那是一本杂志，那本杂志上全部就是这部小说。
我在高中时第一次在一本不知名的书中读到《虬髯客传》，直到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出现的时候，我才重新阅读这个侠义故事——那时侯我已经读大学二年级。而且那时侯我正在重新阅读许多其他曾经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出现过的故事，既有对我影响深远的《南柯太守传》，当然也有曾经的武侠世界，我在那段时间耗费了大量精力用于研习《笑傲江湖》，这本书从此成为我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在看了许冠杰版的电影《笑傲江湖》后，才去阅读这部小说，我被电影中《笑傲江湖》的曲子打动，目的是去书中寻找那首词。当然没有找到，却从中找到更多类似的东西。我从此陷入金庸的武侠世界不可自拔，甚至在大学时代遇到过很多“金庸新”“古龙巨”之类的作品，犹如喝到假酒，但可见彼时武侠之盛。
二
我独爱金庸。如果说要选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十部书的话，在我的生命中一定有一部是留给武侠小说的，而这一部，一定是金庸的《笑傲江湖》。这是金庸武侠中唯一一部没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它的人性背景是对历史的超越，这本书描写了一个纯粹架空式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人心。在我看来，直到今天，无论何种类型的小说都无出其右者。《神雕侠侣》是金庸作品中最具童话气质的一部，而《鹿鼎记》，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书里的现实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生活，它告诉我们卑微生命的生存技巧和关于人的荒唐命运。我对武侠的最后一次集中阅读，是在大学生活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时侯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温习金庸的武侠。直到今天，我对武侠的全部美好感觉一直在记忆中发酵。我常在记忆中翻寻那些美好的想象。而武侠，似乎也在金庸之后戛然而止。
金庸成为新武侠的一个开始同时成为一个结束。这一切只属于1955年到1972年的17年。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1972年，金庸以《鹿鼎记》挂印封笔，金盆洗手。自此，由古龙、温瑞安擎武侠之旗，之后武侠式微，再无佳作，只仰仗影视的不断解构和传播而盛行。
武侠似乎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金庸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武侠小说没有太大的前途，人们希望阅读风格更新的东西，而没有兴趣看武侠小说。但他同时给出另一个答案：武侠小说反映的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许多精神和理想在当今时代并没有过时。后者大概道出武侠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但不能遏制武侠之式微。
三
武侠的生命力延续千年不绝。自唐传奇以来，武侠就以一种成型的文学形式传延，侠义精神就以一种快意人生的理想方式蔓延。在著名的《虬髯客传》（这似乎应该是中国武侠文学创作的真正开山之作）中，“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有神气清朗、顾盼炜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有弈棋和盛筵；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有兵法的传授……”等等（金庸语），如此故事！及至杀人名医平一指为令狐冲治病，嘱其戒酒、戒色、戒斗，若三件事都能做到，“或许能多活一二年”的时候，令狐冲哈哈大笑说：“人生在世，应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的爽快。”言毕再不理会，大步踱出去与桃谷六仙喝酒去也。
后者给了武侠一个最著名的标签：关于畅情适意快意人生；前者则在全无武侠打斗的情况下，使得全篇侠气纵横。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的观点会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幻想世界中的事物像现实世界中的一样有不同的等级，因为有不同的价值”。更远些时候，太史公的《刺客列传》也透露出这样的一种信息：似乎只有儒家精神与侠义精神的完美结合，才会塑造出中国的完美人格。这正是郭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些无一不是武侠生命力之所在。反观之，武侠现今的困境未尝不是侠义精神的缺失，甚至于，我们连对人性的美好想象都日益匮乏。
四
金庸的小说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这显然是武侠小说的又一个注脚，其丰富的知识（或许并不严谨但绝对通俗）甚至多年来成为海外华侨子女的中文课本。同样有多少人不是在《射雕英雄传》中第一次接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首《山坡羊》散曲；有多少人不是在《七剑下天山》中认识纳兰容若的词句？
一个天才的故事家，既需要历史的土壤，也需要自己成长的土壤。多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次寻访金庸故居的经历。我和一个朋友从杭州乘车到海宁，又辗转前往袁花镇。查家是当地望族，1924年金庸在此出生，1948年移居香港，1992年第一次返乡，一生六归故里。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方便，我们打听了很多人，乡间的老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语，倒了几次公交车，似乎距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但遇到的人好像都说不清楚具体的所在，我们索性步行，酷夏的烈日炙烤着大地，天过正午，我们依然挥汗如雨地跋涉在路上。路過一个桥头野店，我们打尖稍作歇息，并没有“切二斤牛肉”，也没有“上好的女儿红”一醉方休，只记得店主新捕的野生小鱼炖了梅干菜，很是美味。我们走了近一小时，终于到达“金庸故居”，到得大门口才知道，此是“金庸旧居”，人活得好好的，不能叫故居。现在先生去矣，真的成了故居。那旧居地处一片荒野中，四下无人，大门紧闭，细看门口的铭牌才知道，那天是周一，闭馆日。我们不甘心，拍门甚久，也无人应答，四下寻找，也不见人影，只正午剧烈的阳光在这世界各处劈啪作响，至今犹在我脑海之中。 我们抱憾而归，又到海宁的盐官镇看钱塘江潮，印象最深的，却非钱塘之潮，而是陈阁老家。陈家几代人皆为康乾盛世时清廷重臣，但其最吸引人处，既非显赫的家族历史，也不是故居建筑的完好，而是传说中的乾隆身世之谜。传说雍亲王胤禛早年无子，后生下一个女儿，恰巧此时朝臣海宁陈阁老生下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在为无子继承王位的忧虑中，雍亲王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调包计，用女儿换走了陈阁老的儿子。雍亲王就是雍正皇帝，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一生六次南巡江浙。其中有四次就曾到海宁陈家。这个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金庸小时候一定着迷于这个故事。因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紧紧围绕着乾隆的身世之谜展开的。
在金庸的笔下，当时江湖最大的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又说他左腿有一块朱记。待于万亭走后，乾隆便把幼时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得悉了自己的家世真情：当年，陈世倌的小孩被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陈世倌的三公子即所谓的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在成为红花会总舵主后，期望激发哥哥乾隆的汉族意识，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着陈家洛的回部香香公主则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自己恋人一臂之力，不幸事败自刎，葬于“香冢”。金庸曾说：《书剑恩仇录》中所谓的乾隆的弟弟“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金庸如是说。在文学研究领域，作家的成长史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它让我们知道，伟大的故事背后必定有历史的影子，而历史是建筑于人心的。
金庸去矣，江湖武侠却在更早之前就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这大概得自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早在1979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就提出“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现在人们已经普遍丧失阅读童话的心态。物质追求的泛滥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的精神价值，在一种浮躁、功利的社会心态下，阅读或者说精神的享受被漠视。这成为一种无奈，我们试图寻求慰藉但不能。社会心态正在一個转型过程当中。离散、多样化成为必要条件。
马克斯·舍勒曾认为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心态指的是一个价值偏爱系统，就像我们已经普遍的把影视和游戏看作一种“娱乐”的方式一样。影视给了武侠或者更大范围内的精神产品以新的生命力。肤浅但有力。其实不仅仅是武侠，几乎所有作品，只有经过影视表达之后才会被认识和发现价值。影视成为这种社会心态的风向标，快餐、被动、无须思考。在这种心态重建的社会背景下，武侠走到穷途末路，这是中国人童话的终结。我们期待所有关于阅读、关于故事、关于侠义的美好还会卷土重来。
（李北山，出版人。）
李乐天上初二前的那个暑假，语文老师推荐了一些必读书目，其中竟有一部《射雕英雄传》。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些世事恍惚的感动。大概在2016年。纯粹为了收藏，我买过一套朗声版的金庸全集，一直未启封。现在乐天要读，我还是没舍得，于是找出打包若干年一直堆在地下室的那套三联版的给他看。他不仅读了《射雕英雄传》，还读了《天龙八部》。那个暑假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谈论东邪西毒，谈论老顽童段王爷了。只不过我当年喜欢乔峰，他却喜欢段誉，我当年老师所列的“禁书”却成为了今天他老师推荐的“经典”。经典就是这样，永不过时。
我第一次接触“武侠”作品，大概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在大陆首播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年份，我大概不到10岁的样子，这对于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而言，是一种普遍的记忆。也许在那同时或者稍晚些时候，我看到了连环画版的《碧血剑》，它混杂在一堆诸如《隋唐演义》的连环画中显得特立独行。紧接着我读完了《书剑恩仇录》，我清楚记得那是一本杂志，那本杂志上全部就是这部小说。
我在高中时第一次在一本不知名的书中读到《虬髯客传》，直到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出现的时候，我才重新阅读这个侠义故事——那时侯我已经读大学二年级。而且那时侯我正在重新阅读许多其他曾经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出现过的故事，既有对我影响深远的《南柯太守传》，当然也有曾经的武侠世界，我在那段时间耗费了大量精力用于研习《笑傲江湖》，这本书从此成为我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在看了许冠杰版的电影《笑傲江湖》后，才去阅读这部小说，我被电影中《笑傲江湖》的曲子打动，目的是去书中寻找那首词。当然没有找到，却从中找到更多类似的东西。我从此陷入金庸的武侠世界不可自拔，甚至在大学时代遇到过很多“金庸新”“古龙巨”之类的作品，犹如喝到假酒，但可见彼时武侠之盛。
二
我独爱金庸。如果说要选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十部书的话，在我的生命中一定有一部是留给武侠小说的，而这一部，一定是金庸的《笑傲江湖》。这是金庸武侠中唯一一部没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它的人性背景是对历史的超越，这本书描写了一个纯粹架空式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人心。在我看来，直到今天，无论何种类型的小说都无出其右者。《神雕侠侣》是金庸作品中最具童话气质的一部，而《鹿鼎记》，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书里的现实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生活，它告诉我们卑微生命的生存技巧和关于人的荒唐命运。我对武侠的最后一次集中阅读，是在大学生活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时侯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温习金庸的武侠。直到今天，我对武侠的全部美好感觉一直在记忆中发酵。我常在记忆中翻寻那些美好的想象。而武侠，似乎也在金庸之后戛然而止。
金庸成为新武侠的一个开始同时成为一个结束。这一切只属于1955年到1972年的17年。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1972年，金庸以《鹿鼎记》挂印封笔，金盆洗手。自此，由古龙、温瑞安擎武侠之旗，之后武侠式微，再无佳作，只仰仗影视的不断解构和传播而盛行。
武侠似乎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金庸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武侠小说没有太大的前途，人们希望阅读风格更新的东西，而没有兴趣看武侠小说。但他同时给出另一个答案：武侠小说反映的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许多精神和理想在当今时代并没有过时。后者大概道出武侠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但不能遏制武侠之式微。
三
武侠的生命力延续千年不绝。自唐传奇以来，武侠就以一种成型的文学形式传延，侠义精神就以一种快意人生的理想方式蔓延。在著名的《虬髯客传》（这似乎应该是中国武侠文学创作的真正开山之作）中，“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有神气清朗、顾盼炜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有弈棋和盛筵；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有兵法的传授……”等等（金庸语），如此故事！及至杀人名医平一指为令狐冲治病，嘱其戒酒、戒色、戒斗，若三件事都能做到，“或许能多活一二年”的时候，令狐冲哈哈大笑说：“人生在世，应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的爽快。”言毕再不理会，大步踱出去与桃谷六仙喝酒去也。
后者给了武侠一个最著名的标签：关于畅情适意快意人生；前者则在全无武侠打斗的情况下，使得全篇侠气纵横。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的观点会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幻想世界中的事物像现实世界中的一样有不同的等级，因为有不同的价值”。更远些时候，太史公的《刺客列传》也透露出这样的一种信息：似乎只有儒家精神与侠义精神的完美结合，才会塑造出中国的完美人格。这正是郭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些无一不是武侠生命力之所在。反观之，武侠现今的困境未尝不是侠义精神的缺失，甚至于，我们连对人性的美好想象都日益匮乏。
四
金庸的小说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这显然是武侠小说的又一个注脚，其丰富的知识（或许并不严谨但绝对通俗）甚至多年来成为海外华侨子女的中文课本。同样有多少人不是在《射雕英雄传》中第一次接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首《山坡羊》散曲；有多少人不是在《七剑下天山》中认识纳兰容若的词句？
一个天才的故事家，既需要历史的土壤，也需要自己成长的土壤。多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次寻访金庸故居的经历。我和一个朋友从杭州乘车到海宁，又辗转前往袁花镇。查家是当地望族，1924年金庸在此出生，1948年移居香港，1992年第一次返乡，一生六归故里。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方便，我们打听了很多人，乡间的老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语，倒了几次公交车，似乎距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但遇到的人好像都说不清楚具体的所在，我们索性步行，酷夏的烈日炙烤着大地，天过正午，我们依然挥汗如雨地跋涉在路上。路過一个桥头野店，我们打尖稍作歇息，并没有“切二斤牛肉”，也没有“上好的女儿红”一醉方休，只记得店主新捕的野生小鱼炖了梅干菜，很是美味。我们走了近一小时，终于到达“金庸故居”，到得大门口才知道，此是“金庸旧居”，人活得好好的，不能叫故居。现在先生去矣，真的成了故居。那旧居地处一片荒野中，四下无人，大门紧闭，细看门口的铭牌才知道，那天是周一，闭馆日。我们不甘心，拍门甚久，也无人应答，四下寻找，也不见人影，只正午剧烈的阳光在这世界各处劈啪作响，至今犹在我脑海之中。 我们抱憾而归，又到海宁的盐官镇看钱塘江潮，印象最深的，却非钱塘之潮，而是陈阁老家。陈家几代人皆为康乾盛世时清廷重臣，但其最吸引人处，既非显赫的家族历史，也不是故居建筑的完好，而是传说中的乾隆身世之谜。传说雍亲王胤禛早年无子，后生下一个女儿，恰巧此时朝臣海宁陈阁老生下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在为无子继承王位的忧虑中，雍亲王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调包计，用女儿换走了陈阁老的儿子。雍亲王就是雍正皇帝，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一生六次南巡江浙。其中有四次就曾到海宁陈家。这个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金庸小时候一定着迷于这个故事。因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紧紧围绕着乾隆的身世之谜展开的。
在金庸的笔下，当时江湖最大的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又说他左腿有一块朱记。待于万亭走后，乾隆便把幼时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得悉了自己的家世真情：当年，陈世倌的小孩被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陈世倌的三公子即所谓的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在成为红花会总舵主后，期望激发哥哥乾隆的汉族意识，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着陈家洛的回部香香公主则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自己恋人一臂之力，不幸事败自刎，葬于“香冢”。金庸曾说：《书剑恩仇录》中所谓的乾隆的弟弟“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金庸如是说。在文学研究领域，作家的成长史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它让我们知道，伟大的故事背后必定有历史的影子，而历史是建筑于人心的。
金庸去矣，江湖武侠却在更早之前就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这大概得自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早在1979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就提出“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现在人们已经普遍丧失阅读童话的心态。物质追求的泛滥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的精神价值，在一种浮躁、功利的社会心态下，阅读或者说精神的享受被漠视。这成为一种无奈，我们试图寻求慰藉但不能。社会心态正在一個转型过程当中。离散、多样化成为必要条件。
马克斯·舍勒曾认为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心态指的是一个价值偏爱系统，就像我们已经普遍的把影视和游戏看作一种“娱乐”的方式一样。影视给了武侠或者更大范围内的精神产品以新的生命力。肤浅但有力。其实不仅仅是武侠，几乎所有作品，只有经过影视表达之后才会被认识和发现价值。影视成为这种社会心态的风向标，快餐、被动、无须思考。在这种心态重建的社会背景下，武侠走到穷途末路，这是中国人童话的终结。我们期待所有关于阅读、关于故事、关于侠义的美好还会卷土重来。
（李北山，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