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收藏爱好者持一件“圆腹坐盖式”瓷罐向我咨询。蓝绿釉、褐红胎，乍看不就是一件清代宜钧蟋蟀罐吗？可收藏者却不以为然。上手细观，确与习见宜钧不同：蓝绿釉深沉内敛，散发出幽幽的酥光，釉内细碎开片密布，似裂而非裂，隐起上翘，如皮肤之微皴，釉下施有白色化妆粉；刀切的平底露胎呈现褐红色，亦瓷亦陶，泥质感强，声音发糠，手感较轻；外底、内堂、器盖土沁、水渍痕迹隐现，附着物可见，出土特征明显……难道这是一件唐代长沙窑蟋蟀罐？可周世荣先生《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未见有此造型，而且目前存世最早的蟋蟀罐公认是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明宣德年制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蟋蟀罐，说不准这真是一个新发现，遂与其攀谈得知：该罐发现于南阳市北郊，辗转到了藏家手中，据传共有3件瓷器和一面铜镜流散。照片显示，八曲葵口花鸟纹铜镜白亮如新，长沙窑蓝绿釉水盂小巧别致，巩县窑玉璧底白瓷盏完好无损，皆为开门见山的唐代器物。笔者根据瓷罐的奇特造型和特殊工艺，通过文物、文献资料考察，认定其为唐代长沙窑蓝绿釉蟋蟀罐。
　　从文献记载看，唐代斗、养蟋蟀已成风气，并出现了蟋蟀罐。《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传世久负盛名的明代“万里（礼）张”蟋蟀罐中有一款，盖上款识：“金龙戏仿唐宫制，引得秋声到枕函。”表明唐代的蟋蟀罐已定型成制。
　　从造型上类比，该罐与明清时期流行的“圆腹坐盖式”蟋蟀罐极其相似，应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存世的蟋蟀罐大致分“京式罐”和“苏式罐”两大类：器型分圆罐和异形罐；盖有平盖、坐盖、飞边盖，分有眼、无眼两种；底有平底、凹底、圜底及带足等等。此罐即属“圆腹坐盖式”，口径14厘米，通高12.2厘米，由器盖、内盖和器身三部分组成，子母口，器盖无眼，外部施有蓝绿釉，圜底碟状内盖有一层化妆粉，器身外部施有蓝绿釉，内部露胎，底部无釉呈褐红色，为刀切平足。其样式、大小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景德镇明御器厂出土复原的近20件“圆腹坐盖式”宣德蟋蟀罐类似，也和“仿唐宫制”的“万里张”蟋蟀罐大致吻合。
　　从出土文物考察，宋代的蟋蟀用具已较发达。王世襄先生《秋虫六忆·忆器》：“南宋时，江南养蟋蟀已很盛行。1966年5月，镇江官？？桥发现古墓，出土三具过笼。北京有此用具，名曰‘提舀’。古墓年代约为十二世纪中叶，所以三具为现知最早的蟋蟀用具。可证明约一千年前它已定型，和现在仍在使用的没有什么区别。”又说：“宋代蟋蟀盆只见图像，未见实物。万历间刊行的《鼎新图像虫经》绘盆四具。其中的宣和盆、平章盆可理解为宋器。”2010年央视寻宝《走进淮北》节目中，播出了一件宋代耀州窑“圆腹坐盖式”青瓷刻花蟋蟀罐，其腹部刻划出“蟋蟀勇斗猛虎”的生动画面，是迄今公布年代最早的蟋蟀罐。
　　从制作工艺分析，该罐适宜养、斗蟋蟀。它用泥考究，半瓷半陶，透气性较好，有利于形成不干不湿的内环境，蟋蟀易于成活；制作精工，盖腔扣合，严丝合缝，特别是内底略施化妆粉，螺旋纹明显却又细平柔和，不腻不硬，蟋蟀争斗时不打滑，不伤足，便于养、斗；根据罐内蟋蟀怕见光的天性设置无釉的内盖，既不滑手，又便于遮光观察蟋蟀：玩家以盖子制造阴影，引导蟋蟀按主人意图爬行，使其无处藏身，形态毕陈；罐壁光滑且略有收分，子口内收，防止蟋蟀逃逸，同时蟋蟀鸣叫时又可产生共鸣效应。因此，它是较理想的虫具，最大可能是“贮存斗虫”的专用用具之一——“比笼”，也称蟋蟀罐。
　　蟋蟀又名蛐蛐、促织，以善鸣、好斗著称。从唐朝天宝年间人们开始养、斗蟋蟀，兴于宋，盛于明清。从宋末“蟋蟀宰相”贾似道到明宣德皇帝朱瞻基，一个因遗有《促织经》、“玩虫误国”而留名，一个因“好促织之戏”、有宣德官窑蟋蟀罐传世而闻名，把蟋蟀文化演绎到了极致。古人从蟋蟀的捕捉、饲养到比校、斗咬，所用虫具种类繁多，且十分讲究，但传世不多。时至今日，天下名器明万历“万里张”、清康熙“赵子玉”已成绝响，“永宣官窑”堪称“国宝”，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唐长沙窑蟋蟀罐的发现不仅填补了陶瓷史的一项空白，而且透过它，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那久违的“秋声”，仿佛又看到了两雄相遇、激斗正酣的“虫趣”画面：先是猛烈振翅鸣叫，加油助威，接着呲牙咧嘴开始决斗，头顶、脚踢、转身、占地利、勇搏杀，战败者垂头丧气，取胜者趾高气昂……一时间，物我两忘，人、虫合一，进入了怡情养性的妙境。（摄影：张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