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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瞿秋白首次访俄就结识了“终生的知己”汉学家郭质生，并在他的影响下收集了厚厚的两本汉字改革资料；与此同时，他开始尝试汉语白话语体的多样写作实验和探索，《赤都心史》最早集中呈现出白话散文写作的实验特征，而且还显示出他在白话学术写作上的努力。白话语体的自由运用一扫旧式士大夫的情趣与生活，瞿秋白对汉语现代化的探索也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这时期关于苏俄全国“化除文盲”运动的调查，特别是旅俄华工识字状况的深切体察是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研制“瞿氏方案”，并全面规划现代化汉语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
关键词：瞿秋白 汉语现代化 两本资料 白话写作 化除文盲
经过“五四”洗礼的瞿秋白，思想成熟。二十一岁俄专尚未毕业准备赴俄时，他就完全走出了“避世”“厌世”的颓唐和愁苦，而将“改造社会”甚至“以文化救中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其他很多革命家不同，“文化救国”才是他一生坚持的救国思想。后人不无惊讶地发现，“从踏上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瞿秋白就显露出高度的文化自觉”{1}。换言之，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瞿秋白有一个因为专业（外语翻译）而形成的明确思路。这就是他的社会改造蓝图总是与传统东方文化的重建，与古典中国语文的革新改造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从他在莫斯科时期的工作和努力就看得非常清楚。
一、巧遇郭质生，汉语现代化探索引路人
从1920年12月16日到达俄属西伯利亚到1922年12月21日从莫斯科回国，瞿秋白作为中国特派记者第一次赴俄整整两年。真是机缘巧合，就在莫斯科的生活刚刚安顿好做第一次采访时，瞿秋白就结识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派来的翻译郭质生，两人一见如故。时间是1921年1月底2月初。从此，郭质生便成为瞿秋白“终生的知己”{2}。瞿秋白一度受邀就住在郭质生家里。二人既是学术事业上的伙伴，更是私人情感上的挚友。所以，在《饿乡纪程·十五》中，瞿秋白曾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考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3}郭质生，俄国人，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896年在中国新疆出生，比瞿秋白大三岁。他原名弗谢伏罗德·科洛科洛夫，因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字郭质生。他在新疆度过他的童年，并在那里“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并精通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国语”{4}，1920年考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部。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教书十五年，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过。1936年编纂《汉俄字典》，之后还翻译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论语》《孟子》等{5}，是苏联一位重要的汉学家。1979年去世，终年八十三岁。
一个母语为俄语，但非常熟悉和了解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个母语是汉语，但在研习俄语，渴望更真切地熟悉和研究俄罗斯文化。他们两人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勉励。可以说，是郭质生，这位汉语通，这位俄国挚友，帮助并促使瞿秋白在苏俄迅速成长起来，有关调研工作也做得得心应手。无论是政治革命方面，还是在文字翻译和学术探究方面，瞿秋白都能从这位异国知己身上感受到同志、朋友的温情，汲取到工作的力量、灵感和智慧。《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留有很多他们一起生活的印记。在《赤都心史·十一·宗教的莫斯科》中，瞿秋白曾详细地记录自己在郭质生的引导下去观摩俄罗斯教堂大礼拜的过程。对于瞿秋白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俄罗斯民众心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作为欧洲的俄罗斯，拥有希腊教堂的传统仪式；但是从其民众心态来说，却笼罩着浓厚的东方文化气息。所以，当郭质生问起他对基督救主庙——莫斯科最大教堂的观感时，瞿秋白直言不讳地感慨说，这“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6}可以说，当在俄罗斯文化中发现很多中国影响、中国元素时，他便从俄罗斯社会革命成果即刻联想到中国革新、改造的希望。瞿秋白对中国文化状况、社会改造的关切，也由此具体体现为对中国文字状态与民众识字程度的关切。《赤都心史·十一》里就记载了俄国革命给俄国民众识字教育带来的巨大改变以及他对此种现象的獨到分析：“然而革命前俄国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识字，如今识字者的数目一跃而至百分之五十。”{7}他分析到，1917年发生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给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就有俄国民众的识字状况、文化教育状况的剧变。这样的剧变，给瞿秋白带来了惊喜，也不乏忧愁。惊喜的是革命给民众带来巨大的文化和精神实惠，忧愁的是字母苏俄这样的剧变在汉字中国恐怕很难产生。然而，在俄国革命与新俄社会“考察调查”中，有关文字与民众识字状况等方面的内容，瞿秋白的收获还是不小的。其中，在汉学家郭质生影响和帮助下收集到的中国文字改革的资料就相当丰富。据了解，从1921年年初结识郭质生到1922年年底随陈独秀回国近两年繁忙的工作时间里，他收集了厚厚的两本汉字改革资料。{8}
对于这些资料，瞿秋白是珍视的，郭质生亦非常重视。但是，1922年年底回国时，瞿秋白并没有随身带回国内，而是“存放在郭质生家里”；待他1928年第二次赴俄，又是郭质生主动为瞿秋白送来寄存在他家的这些研究资料。{9}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现象。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可以做如下三方面的推测和研判。
第一，汉字改革，作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的必然。这是那个时期凡是主张中国社会革新改造的人们的共同信念。时至今日，历史上最激烈、最鲜明、最彻底的文字改革言论，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标举出来的。在瞿秋白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急切地期盼早日实施这项革新？顺历史潮流而动，是瞿秋白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最坚定的立场。这一点，1919年的《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阐述得何等明白、何等清晰、何等透彻？他说：“这一次中国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就是失败在中国人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晰的智能，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10}跟上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文化事业都有其必要性。 第二，汉字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设计。必须从长计议，现时能够做到的就是尊重现行汉字制度。特别是对已然掌握了这套符号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汉字的情感依恋是不可随意粗暴干涉的。这一点，瞿秋白是有清醒认识的。这时的他，也只能做点收集材料的工作，而不可奢谈其他。1921年12月19日，他曾在《赤都心史·三五·中国之“多余的人”》中这样写道：“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11}文字改革尤其如此。
第三，汉字改革，瞿秋白一直都有对俄罗斯人，特别是对郭质生等人的期待。就这个百年甚至千年大计来说，他所有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在俄罗斯人的影响、指导和期盼下完成的。没有俄罗斯人的影响、指导和帮助，作为一个年轻的驻外记者，应该说，这时的瞿秋白对此很难有太多的想法。而对于俄罗斯，对于俄罗斯的郭质生们，他是有很多期待的。这只要读读1931年3月他给郭质生写的一封信，就知道了：
你收到我们的邮件没有？一次——《国语罗马字读本》；另一次——《小说月报》四本。在这封信里，附上刊登在《申报》上的有关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报道的摘录。倘若你有兴趣以你本人或某个团体的名义和这个学会联系，那么我就可以通过你提出我们主张的方案，用它来批判南京官方的草案。{12}
这的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一方面，郭质生等人影响、帮助他，使得他有了汉字改革的想法以及为之努力的材料收集工作；另一方面，这些材料最终能否发挥作用，当时的瞿秋白看的应该主要还不是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人，是郭质生他们。所以，便有将这些汉字改革资料存放在郭质生处、六七年后再由郭质生交还给他这样的事情。{13}
二、实验随感录，白话学术性写作开启者
对于汉字改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在胡适白话革新的意义上，对白话写作做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是瞿秋白从“五四”后不停歇的努力。如果说，瞿秋白的现代白话写作在北京时期、“五四”时期获得了初步成功，那么，在莫斯科时期，在十月革命的赤潮感召下，他的这种现代语体写作则得到了更扎实的锤炼。他似乎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尝试现代语体的多样写作实验和探索。也就是说，他由文言白话语体的成功转型迈入白话语体条件下文体多样性的实验和探索了。{14}实际上，瞿秋白对中国汉语现代化的自觉探索，也就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
瞿秋白有关现代白话文体的探索和实验最早集中表现在《赤都心史》的写作上。《赤都心史》是在莫斯科记述的访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15}，是继《饿乡纪程》之后第二部“随感录”集。随感录，与英国的Essay比较接近，是“五四”时期最早出现的一种散文。该文体由《新青年》首倡，后来瞿秋白他们创办的《新社会》旬刊等还辟过“随感录”的栏目。从内容与情致上看，《赤都心史》与《饿乡纪程》一样，都是青年瞿秋白的成长记录，二者并无二致。然而，在写作的意图上、在书写的技术上、在对自己文稿表达效果的追求上，《赤都心史》展现出与《饿乡纪程》几乎完全不同的样式。如果说，《饿乡纪程》是一个终于从逼仄的小城镇走了出来、奔向广袤原野的青春少年，他兴奋、他狂喜、他对向往已久的理想圣地充满着无限热望，所以纵横驰骋、奔放不羁，行文少有拘束，篇幅较长；那么，《赤都心史》就像一个从乡下来到大都市落脚扎根的青年，一切想按规则行事，事事都要做得有板有眼，每个动作都想完成得讲究、出彩，让大都市的人也能感受到乡下长大的外省人也有其独特的风采和魅力，所以篇幅虽不长，但篇篇都讲究章法，追求独特的形式设计。瞿秋白一到莫斯科，其写作就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规则归属感。他在《赤都心史》里展现出一系列现代写作的“规则”“讲究”和“章法”。通观这部四十九章近十万字的随感作品，可以看出，瞿秋白至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实验和探索。
第一，本质揭示的清晰
《赤都心史》几乎每章都是围绕一个话题进行“现象”与“本质”两个方面的探索和呈现。比如第一章《黎明》，第二章《無政府主义之祖国》。前者的话题是“人类的文化艺术”，后者的话题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围绕这两个话题，瞿秋白首先做了精心的描绘。前者是一种比喻性的关于“夜色”的形象描述，后者是一个关于“人物葬礼”的具体实态描写。前者由“夜色”的变换写到“曙光”的喷薄，喻示并祝福“无产阶级文化”的升起和壮大；后者以“葬礼”的喧闹昭示死者所代表的“主义”已遭淘汰这一事实。但所有这些描写重点只是给读者提供艺术画面，展现汉语独特的、古典的蕴藉美。在两章描写的后面，都用空行的形式引出它们各自的第二部分，也就是有关画面的“本质呈现”，即评论部分，展示现代汉语的理性评判力量。这就是瞿秋白设计的所谓“两段式”。这里的议论和评述虽然与前面的画面描述“隔开”，但二者相互辉映，相互补充，充分展现出瞿秋白现代“随感录”的独特设计和艺术探求。
这种将描写和议论空行隔开，画面本质单独呈现的做法差不多有一二十章。除这种形式之外，《赤都心史》还交错出现了以下三种结构：（1）一体式，不隔开了；（2）三段式，两次隔开，层次有区别；（3）诗歌式，完全是诗歌形式的展开了。瞿秋白的这种空行与一般诗歌的空行分节，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第二，描写笔墨的多样
《赤都心史》的每一篇差不多都有非常精致的描写。这种描写笔墨所展现出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有时它如南朝诗歌的艳丽华彩，有时竟有明清文言小说的出奇制胜，有时像是中国小品文的娟秀细腻，有时又似西方史诗的波澜壮阔。下面是第三十章《赤色十月》开头的描写，很像是电影脚本：
第三电力劳工工厂——旧时的奇纳摩工场。
十月革命的纪念。工厂中人集合无数……晚会。劳动神圣的工人，他们所见所受已不少了：凶恶的哥萨克驱逐工人，风暴似的罢工运动，势不相敌的对垒争斗，今天却有多少人庆祝他们来，——十月革命，——职员，工人，家族，一群一群往工厂里去。{16}
关键词：瞿秋白 汉语现代化 两本资料 白话写作 化除文盲
经过“五四”洗礼的瞿秋白，思想成熟。二十一岁俄专尚未毕业准备赴俄时，他就完全走出了“避世”“厌世”的颓唐和愁苦，而将“改造社会”甚至“以文化救中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其他很多革命家不同，“文化救国”才是他一生坚持的救国思想。后人不无惊讶地发现，“从踏上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瞿秋白就显露出高度的文化自觉”{1}。换言之，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瞿秋白有一个因为专业（外语翻译）而形成的明确思路。这就是他的社会改造蓝图总是与传统东方文化的重建，与古典中国语文的革新改造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从他在莫斯科时期的工作和努力就看得非常清楚。
一、巧遇郭质生，汉语现代化探索引路人
从1920年12月16日到达俄属西伯利亚到1922年12月21日从莫斯科回国，瞿秋白作为中国特派记者第一次赴俄整整两年。真是机缘巧合，就在莫斯科的生活刚刚安顿好做第一次采访时，瞿秋白就结识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派来的翻译郭质生，两人一见如故。时间是1921年1月底2月初。从此，郭质生便成为瞿秋白“终生的知己”{2}。瞿秋白一度受邀就住在郭质生家里。二人既是学术事业上的伙伴，更是私人情感上的挚友。所以，在《饿乡纪程·十五》中，瞿秋白曾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考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3}郭质生，俄国人，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896年在中国新疆出生，比瞿秋白大三岁。他原名弗谢伏罗德·科洛科洛夫，因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字郭质生。他在新疆度过他的童年，并在那里“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并精通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国语”{4}，1920年考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部。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教书十五年，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过。1936年编纂《汉俄字典》，之后还翻译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论语》《孟子》等{5}，是苏联一位重要的汉学家。1979年去世，终年八十三岁。
一个母语为俄语，但非常熟悉和了解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个母语是汉语，但在研习俄语，渴望更真切地熟悉和研究俄罗斯文化。他们两人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勉励。可以说，是郭质生，这位汉语通，这位俄国挚友，帮助并促使瞿秋白在苏俄迅速成长起来，有关调研工作也做得得心应手。无论是政治革命方面，还是在文字翻译和学术探究方面，瞿秋白都能从这位异国知己身上感受到同志、朋友的温情，汲取到工作的力量、灵感和智慧。《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留有很多他们一起生活的印记。在《赤都心史·十一·宗教的莫斯科》中，瞿秋白曾详细地记录自己在郭质生的引导下去观摩俄罗斯教堂大礼拜的过程。对于瞿秋白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俄罗斯民众心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作为欧洲的俄罗斯，拥有希腊教堂的传统仪式；但是从其民众心态来说，却笼罩着浓厚的东方文化气息。所以，当郭质生问起他对基督救主庙——莫斯科最大教堂的观感时，瞿秋白直言不讳地感慨说，这“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6}可以说，当在俄罗斯文化中发现很多中国影响、中国元素时，他便从俄罗斯社会革命成果即刻联想到中国革新、改造的希望。瞿秋白对中国文化状况、社会改造的关切，也由此具体体现为对中国文字状态与民众识字程度的关切。《赤都心史·十一》里就记载了俄国革命给俄国民众识字教育带来的巨大改变以及他对此种现象的獨到分析：“然而革命前俄国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识字，如今识字者的数目一跃而至百分之五十。”{7}他分析到，1917年发生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给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就有俄国民众的识字状况、文化教育状况的剧变。这样的剧变，给瞿秋白带来了惊喜，也不乏忧愁。惊喜的是革命给民众带来巨大的文化和精神实惠，忧愁的是字母苏俄这样的剧变在汉字中国恐怕很难产生。然而，在俄国革命与新俄社会“考察调查”中，有关文字与民众识字状况等方面的内容，瞿秋白的收获还是不小的。其中，在汉学家郭质生影响和帮助下收集到的中国文字改革的资料就相当丰富。据了解，从1921年年初结识郭质生到1922年年底随陈独秀回国近两年繁忙的工作时间里，他收集了厚厚的两本汉字改革资料。{8}
对于这些资料，瞿秋白是珍视的，郭质生亦非常重视。但是，1922年年底回国时，瞿秋白并没有随身带回国内，而是“存放在郭质生家里”；待他1928年第二次赴俄，又是郭质生主动为瞿秋白送来寄存在他家的这些研究资料。{9}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现象。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可以做如下三方面的推测和研判。
第一，汉字改革，作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的必然。这是那个时期凡是主张中国社会革新改造的人们的共同信念。时至今日，历史上最激烈、最鲜明、最彻底的文字改革言论，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标举出来的。在瞿秋白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急切地期盼早日实施这项革新？顺历史潮流而动，是瞿秋白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最坚定的立场。这一点，1919年的《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阐述得何等明白、何等清晰、何等透彻？他说：“这一次中国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就是失败在中国人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晰的智能，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10}跟上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文化事业都有其必要性。 第二，汉字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设计。必须从长计议，现时能够做到的就是尊重现行汉字制度。特别是对已然掌握了这套符号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汉字的情感依恋是不可随意粗暴干涉的。这一点，瞿秋白是有清醒认识的。这时的他，也只能做点收集材料的工作，而不可奢谈其他。1921年12月19日，他曾在《赤都心史·三五·中国之“多余的人”》中这样写道：“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11}文字改革尤其如此。
第三，汉字改革，瞿秋白一直都有对俄罗斯人，特别是对郭质生等人的期待。就这个百年甚至千年大计来说，他所有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在俄罗斯人的影响、指导和期盼下完成的。没有俄罗斯人的影响、指导和帮助，作为一个年轻的驻外记者，应该说，这时的瞿秋白对此很难有太多的想法。而对于俄罗斯，对于俄罗斯的郭质生们，他是有很多期待的。这只要读读1931年3月他给郭质生写的一封信，就知道了：
你收到我们的邮件没有？一次——《国语罗马字读本》；另一次——《小说月报》四本。在这封信里，附上刊登在《申报》上的有关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报道的摘录。倘若你有兴趣以你本人或某个团体的名义和这个学会联系，那么我就可以通过你提出我们主张的方案，用它来批判南京官方的草案。{12}
这的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一方面，郭质生等人影响、帮助他，使得他有了汉字改革的想法以及为之努力的材料收集工作；另一方面，这些材料最终能否发挥作用，当时的瞿秋白看的应该主要还不是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人，是郭质生他们。所以，便有将这些汉字改革资料存放在郭质生处、六七年后再由郭质生交还给他这样的事情。{13}
二、实验随感录，白话学术性写作开启者
对于汉字改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在胡适白话革新的意义上，对白话写作做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是瞿秋白从“五四”后不停歇的努力。如果说，瞿秋白的现代白话写作在北京时期、“五四”时期获得了初步成功，那么，在莫斯科时期，在十月革命的赤潮感召下，他的这种现代语体写作则得到了更扎实的锤炼。他似乎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尝试现代语体的多样写作实验和探索。也就是说，他由文言白话语体的成功转型迈入白话语体条件下文体多样性的实验和探索了。{14}实际上，瞿秋白对中国汉语现代化的自觉探索，也就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
瞿秋白有关现代白话文体的探索和实验最早集中表现在《赤都心史》的写作上。《赤都心史》是在莫斯科记述的访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15}，是继《饿乡纪程》之后第二部“随感录”集。随感录，与英国的Essay比较接近，是“五四”时期最早出现的一种散文。该文体由《新青年》首倡，后来瞿秋白他们创办的《新社会》旬刊等还辟过“随感录”的栏目。从内容与情致上看，《赤都心史》与《饿乡纪程》一样，都是青年瞿秋白的成长记录，二者并无二致。然而，在写作的意图上、在书写的技术上、在对自己文稿表达效果的追求上，《赤都心史》展现出与《饿乡纪程》几乎完全不同的样式。如果说，《饿乡纪程》是一个终于从逼仄的小城镇走了出来、奔向广袤原野的青春少年，他兴奋、他狂喜、他对向往已久的理想圣地充满着无限热望，所以纵横驰骋、奔放不羁，行文少有拘束，篇幅较长；那么，《赤都心史》就像一个从乡下来到大都市落脚扎根的青年，一切想按规则行事，事事都要做得有板有眼，每个动作都想完成得讲究、出彩，让大都市的人也能感受到乡下长大的外省人也有其独特的风采和魅力，所以篇幅虽不长，但篇篇都讲究章法，追求独特的形式设计。瞿秋白一到莫斯科，其写作就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规则归属感。他在《赤都心史》里展现出一系列现代写作的“规则”“讲究”和“章法”。通观这部四十九章近十万字的随感作品，可以看出，瞿秋白至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实验和探索。
第一，本质揭示的清晰
《赤都心史》几乎每章都是围绕一个话题进行“现象”与“本质”两个方面的探索和呈现。比如第一章《黎明》，第二章《無政府主义之祖国》。前者的话题是“人类的文化艺术”，后者的话题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围绕这两个话题，瞿秋白首先做了精心的描绘。前者是一种比喻性的关于“夜色”的形象描述，后者是一个关于“人物葬礼”的具体实态描写。前者由“夜色”的变换写到“曙光”的喷薄，喻示并祝福“无产阶级文化”的升起和壮大；后者以“葬礼”的喧闹昭示死者所代表的“主义”已遭淘汰这一事实。但所有这些描写重点只是给读者提供艺术画面，展现汉语独特的、古典的蕴藉美。在两章描写的后面，都用空行的形式引出它们各自的第二部分，也就是有关画面的“本质呈现”，即评论部分，展示现代汉语的理性评判力量。这就是瞿秋白设计的所谓“两段式”。这里的议论和评述虽然与前面的画面描述“隔开”，但二者相互辉映，相互补充，充分展现出瞿秋白现代“随感录”的独特设计和艺术探求。
这种将描写和议论空行隔开，画面本质单独呈现的做法差不多有一二十章。除这种形式之外，《赤都心史》还交错出现了以下三种结构：（1）一体式，不隔开了；（2）三段式，两次隔开，层次有区别；（3）诗歌式，完全是诗歌形式的展开了。瞿秋白的这种空行与一般诗歌的空行分节，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第二，描写笔墨的多样
《赤都心史》的每一篇差不多都有非常精致的描写。这种描写笔墨所展现出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有时它如南朝诗歌的艳丽华彩，有时竟有明清文言小说的出奇制胜，有时像是中国小品文的娟秀细腻，有时又似西方史诗的波澜壮阔。下面是第三十章《赤色十月》开头的描写，很像是电影脚本：
第三电力劳工工厂——旧时的奇纳摩工场。
十月革命的纪念。工厂中人集合无数……晚会。劳动神圣的工人，他们所见所受已不少了：凶恶的哥萨克驱逐工人，风暴似的罢工运动，势不相敌的对垒争斗，今天却有多少人庆祝他们来，——十月革命，——职员，工人，家族，一群一群往工厂里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