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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曹操的形象相当负面，说得好听一点，是“奸雄”，说得难听—点，是“奸贼”，总而言之，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这印象的得来，大抵源自于《三国演义》。在这部传世的著名古典小说中，罗贯中将曹操塑造成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大反派。《三国演义》流传至今，传播既广且久，这形象也随之深入人心。
这是小说、戏曲中的曹操，与真实的曹操无关。历史上的曹操雄才伟略，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古人云，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曹操既“立功”而又“立言”，三者有其二，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不止此也，曹操还写得一手好字。唐朝张怀瓘在其所著《书断》中，以“神、妙、能”三品排列历代书家，曹操跻身章草“妙品”八人之列，足见其草书的水平之高，亦登堂入室矣。
当然，曹操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立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曹操降黄巾，逐袁术，败张绣，灭吕布，破袁绍，斩袁谭、高干，击刘表、马超、韩遂;又降服乌桓、南匈奴、鲜卑，平定外患，一统北方中国。
雄豪并起的汉末，为什么是曹操而不是别人最终在竞争中胜出，将对手一一击败，克成洪业？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中有一段话道出了他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原则：“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曹操说得清楚，“慕虚名而处实祸”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是的，不慕虚名，注重实际，是曹操最大的性格特点。愚以为，正是这一点，让曹操对自己以及竞争对手面对的局限条件看得清楚，审时度势地制定战略战术，进而屡战屡胜，最终在群雄中突围而出，一览众山小。
且以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袁绍为例类比之。《世说新语》记载了青年曹操和袁绍的两则逸事，其一云：“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其二云：“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从这两件小事上看，曹操的机警和权谋远在袁绍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两人之间未来决战的一个暗示。
曹操与袁绍的生死决战，是在官渡。曹操与袁绍的帐下，可谓谋士如云，曹操这边，以荀彧、荀攸、贾诩为代表，袁绍那里，则以田丰、沮授为首。那可都是一等一的高人，在战争期间各为其主，频出妙计。面对着这些计谋，两军主帅的表现可谓去之天壤。曹操善择良策：用荀攸计，斩颜良诛文丑，火烧袁绍运粮车;认为荀彧分析正确，于是放弃返回许昌的念头而坚守官渡;甚至，他还用了从袁绍阵营叛变过来的许攸的计策，偷袭袁绍部队的屯粮之所乌巢，袁军因此而大败。反观袁绍，对田丰、沮授所筹划的计谋，“不许”，“不听”，“不从”，“复不从”……其刚愎自用如此！
官渡之战的尾声，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曹操在收缴的袁绍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些许昌下属和军中人士与袁绍往来的信件，这是通敌的证据，但是，曹操全部把它们烧了，并没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曹操为什么要这么做？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所说，固然是实情，而又以己推人，有人情味，也彰显其宽宏大度。然此举其实亦是出于利害之考量：一则事情已经过去，而袁绍已败，通敌的危害不复存在;二则天下未平，正是用人之际，将通敌的书信烧掉，足以令当事人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其效劳，何乐而不为？换言之，以通敌的书信治罪，有害而无利，将通敌的书信“皆焚之”，有利而无害，何去何从？以曹操“不慕虚名”的做事原则，不言自明矣。
曹操之不慕虚表，讲究实际，在选拔人才上表现得最为深著。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了一道《求贤令》，态度鲜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七年之后的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又下了一道《举贤勿拘品行令》。
前后两道令，用人的标准和原则一以贯之：我要的不是道德楷模，而是有治国用兵才能之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品行如何，名声如何，唯才是举;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皆可起用。是的，曹操的人才观完全是实用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无他，因为他要的不是虚名，而是成就一番霸业。他看得透彻：“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自建安元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起，曹操正式开启“挟天子以令诸侯”模式，一手把持朝纲，权势熏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的真正主人，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建安二十二年，“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银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配备五色安车、立车各一，合十乘，皆驾四马。汉献帝给予曹操的，完全是皇帝的礼仪规格。也就是说，从权力到生活待遇，曹操享受着天子的一切，其实质，就是一位皇帝，所缺的，只不过是一个名号而已。
实际上，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劝他称帝，其中既有陈群、桓阶、夏侯敦这样的部下，也有他的对手孙权——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魏略》）然而，终其一生，曹操至死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没有代汉自立为皇帝——此事最终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
这是小说、戏曲中的曹操，与真实的曹操无关。历史上的曹操雄才伟略，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古人云，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曹操既“立功”而又“立言”，三者有其二，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不止此也，曹操还写得一手好字。唐朝张怀瓘在其所著《书断》中，以“神、妙、能”三品排列历代书家，曹操跻身章草“妙品”八人之列，足见其草书的水平之高，亦登堂入室矣。
当然，曹操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立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曹操降黄巾，逐袁术，败张绣，灭吕布，破袁绍，斩袁谭、高干，击刘表、马超、韩遂;又降服乌桓、南匈奴、鲜卑，平定外患，一统北方中国。
雄豪并起的汉末，为什么是曹操而不是别人最终在竞争中胜出，将对手一一击败，克成洪业？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中有一段话道出了他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原则：“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曹操说得清楚，“慕虚名而处实祸”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是的，不慕虚名，注重实际，是曹操最大的性格特点。愚以为，正是这一点，让曹操对自己以及竞争对手面对的局限条件看得清楚，审时度势地制定战略战术，进而屡战屡胜，最终在群雄中突围而出，一览众山小。
且以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袁绍为例类比之。《世说新语》记载了青年曹操和袁绍的两则逸事，其一云：“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其二云：“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从这两件小事上看，曹操的机警和权谋远在袁绍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两人之间未来决战的一个暗示。
曹操与袁绍的生死决战，是在官渡。曹操与袁绍的帐下，可谓谋士如云，曹操这边，以荀彧、荀攸、贾诩为代表，袁绍那里，则以田丰、沮授为首。那可都是一等一的高人，在战争期间各为其主，频出妙计。面对着这些计谋，两军主帅的表现可谓去之天壤。曹操善择良策：用荀攸计，斩颜良诛文丑，火烧袁绍运粮车;认为荀彧分析正确，于是放弃返回许昌的念头而坚守官渡;甚至，他还用了从袁绍阵营叛变过来的许攸的计策，偷袭袁绍部队的屯粮之所乌巢，袁军因此而大败。反观袁绍，对田丰、沮授所筹划的计谋，“不许”，“不听”，“不从”，“复不从”……其刚愎自用如此！
官渡之战的尾声，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曹操在收缴的袁绍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些许昌下属和军中人士与袁绍往来的信件，这是通敌的证据，但是，曹操全部把它们烧了，并没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曹操为什么要这么做？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所说，固然是实情，而又以己推人，有人情味，也彰显其宽宏大度。然此举其实亦是出于利害之考量：一则事情已经过去，而袁绍已败，通敌的危害不复存在;二则天下未平，正是用人之际，将通敌的书信烧掉，足以令当事人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其效劳，何乐而不为？换言之，以通敌的书信治罪，有害而无利，将通敌的书信“皆焚之”，有利而无害，何去何从？以曹操“不慕虚名”的做事原则，不言自明矣。
曹操之不慕虚表，讲究实际，在选拔人才上表现得最为深著。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了一道《求贤令》，态度鲜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七年之后的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又下了一道《举贤勿拘品行令》。
前后两道令，用人的标准和原则一以贯之：我要的不是道德楷模，而是有治国用兵才能之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品行如何，名声如何，唯才是举;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皆可起用。是的，曹操的人才观完全是实用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无他，因为他要的不是虚名，而是成就一番霸业。他看得透彻：“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自建安元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起，曹操正式开启“挟天子以令诸侯”模式，一手把持朝纲，权势熏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的真正主人，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建安二十二年，“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银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配备五色安车、立车各一，合十乘，皆驾四马。汉献帝给予曹操的，完全是皇帝的礼仪规格。也就是说，从权力到生活待遇，曹操享受着天子的一切，其实质，就是一位皇帝，所缺的，只不过是一个名号而已。
实际上，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劝他称帝，其中既有陈群、桓阶、夏侯敦这样的部下，也有他的对手孙权——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魏略》）然而，终其一生，曹操至死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没有代汉自立为皇帝——此事最终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