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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很多资源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在众多资源一次性的生命面前，我们的生活需要具备“再生”的能力。
一次性灾难的每一次上演，都迫使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做出防御和“再生”的反应：因为地震水灾，所以有了家园重建；因为岁月冲刷，所以有了古迹修复；因为森林锐减，所以有了再生纸；因为资源短缺，环境问题严重，所以我们需要“再生”的力量。
被放错地方的资源
如果搞好废弃物的再生，两个世界难题（资源与环境）就同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一辆辆破旧不堪的报废汽车，经过拆解、分类、规整、加工后成了一件件可以重新利用的汽车原材料；各种建筑垃圾经过分类加工后，变成了各种建筑材料；破电视、破电脑、废旧手机，这些被人们淘汰掉的家电，经过处理加工后，从中分解出各种不同的稀有金属材料……虽然这些废弃物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眼中毫不起眼，但在有些地方，它们却成了珍贵的宝藏。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就像一个魔法师，魔棒一点，便能变废为宝。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巨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铜矿石超过60%，铁矿石接近70%。与此同时，城市中每年产生大量报废或废弃产品，环境污染压力日趋增大，每年都会产生大量废弃资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在缓解资源短缺、防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渐渐得到了业界的共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曾明确表示：“如果搞好废弃物的再生，两个世界难题（资源与环境）就同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使用再生资源再造产品，其性能和质量能达到甚至超过原品，而成本只有新品的1/3甚至1/4，可以节能60%，节省材料70%，节约成本50%；还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也能降低80%以上；利用废旧产品比利用矿产资源节能减排70%，利用废金属比冶炼矿石节能减排80%，回收1吨废塑料可节约4吨原油，利用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回收1吨/年废轮胎可拯救五亩热带雨林……
以一块小小的手机废旧电池为例，如果被随意抛弃，可污染的水资源达到6万升，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而一只普通的聚酯可乐瓶通过自然降解，耗时则长达50到100年，但只要回收利用一吨这种塑料瓶就可减少3.2吨碳排放量。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11年，北京市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大约500万台；汽车保有量突破500万辆，理论报废量超过20万辆；而生活垃圾达到634万吨。“这些废弃物如得不到科学处理，既浪费宝贵资源，又对首都环境造成污染。”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我们家中的废旧电视、冰箱，以及被淘汰的手机等，都可以提炼出黄金。以电脑线路板为例，1吨电脑线路板可以提炼黄金300克，而1吨金矿石的含金量仅为5克，即便是高品质的金矿石，其含金量也不过几十克。
类似这样的“垃圾矿山”，我国数量可真不少。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的保有量均以亿计。按照普通家电10年使用寿命估算，从2003年起，我国每年有数百万台家用电器报废。为了开发好这些垃圾矿山，实现资源再利用，减轻环境污染，国家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2006年和2009年，商务部先后启动两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共确定了55个试点城市和11个区域性回收基地。试点城市初步探索形成了社区回收网点、分拣加工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网络，培育了近100家龙头企业，新建和规范网点4万多个，新建和改造集散市场160余个，试点城市再生资源的回收率大大提高。以“三位一体”建设为核心，试点城市回收网络基本成型。
2007年3月，商务部联合发改委、公安部、建设部、工商总局和环保总局共同发布了《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这是国内第一部再生资源行业的专门法规，它的制定实施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不仅填补了长期以来的行业空白，也再次肯定了再生资源行业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2009年开始，国家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回收旧家电6211.3万台，直接交到了正规电器回收企业手中。
2011年1月1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的实施，对市场上大量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和拆解进行了明确规范，使其走上一条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轨道。
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近10年来，我国共回收利用各种废旧物资9.67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利用总值超过6500亿元；可再生资源产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其中，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四大件就回收了6000多万台，为此节约的能源价值近2万亿元，相当于节约矿产开采量65亿吨，相当于开发了5000多个大型矿山，节约标准煤10亿吨，减少垃圾处理量35亿吨。截至2011年底，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已达10万余家，从业人员1800万人，年再生资源回收量1.4亿吨以上，年回收总值接近5000亿元。再生资源每增加1000亿元产值，可以安排就业50万～100万人。
虽然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回收体系不健全，经营不尽规范，法制化和标准化程度不高等。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会强表示，这些问题既有产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管理方面的问题。
“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
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就好比大厨，大厨的特长是炒菜，需要有助手做其他配套事，不能让厨师自己再去买菜、洗菜、择菜甚至去端盘子送菜。
“我们这些‘正规军’却打不过那些散兵游勇的‘游击队’！想想都觉得让人无奈。”
日前，在北京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松波的一番话，道出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所面临的尴尬现状。
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简称盈创）是我国唯一一家再生瓶级聚酯（PET）切片生产企业，拥有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生产作业线”；同时是中国最早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通过国家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审核的可以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高科技企业。其再生聚酯切片产品得到了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沃尔玛、联合利华等国际巨头的青睐。 在盈创，记者看到经中间处理工厂压缩成捆的塑料瓶被送到后，先由机器将普通聚氯乙烯塑料瓶和彩色塑料瓶分开，然后送入粉碎机粉碎，通过化学分解、聚合反应精制成再生塑料切片粉末。这些粉末被用于制作塑料再生品，小到垃圾袋、名片、纽扣，大到外衣、书包、体育用品，几乎覆盖了衣食住行的各领域。不过在李松波看来，将PET塑料回收制作成服装、箱包等，虽然能谋取更多利润，却是对塑料自身价值的贬低和资源的浪费。而只有将回收的PET瓶重新加工成原来的样子，才能保证其价值不受贬值。
李松波告诉记者，在我国，目前所有的PET瓶全部是由从石油中提炼的原生塑料原料制造而成，每年高达300万吨的PET瓶产量消耗了超过1800万吨的石油，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目前，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产能可达5万吨，每年可为国家节约30万吨石油，相当于一个辽河油田。
“虽然我们已经具备处理5万吨PET瓶的产业链，但真正流入到盈创回收体系中的PET瓶的数量还远远不够。我们根本吃不饱啊！”为了解决前端原料不足的问题，2008年6月，盈创与中化塑料公司合资成立了专业的物资回收公司——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但效果并不理想。李松波表示，目前，盈创回收体系中的大部分塑料空瓶都是由大型废品回收站收购而来，每个空瓶的价格大概在一毛五到一毛七，而经过在加工生成的空瓶也只能卖到不到两毛钱，除去污水处理、生产设备、人力等方面的成本，盈创公司的利润空间所剩无几，基本上是处于长期亏损状况。
“这些年来，有许多企业都想从事聚酯切片的处理加工，但他们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都放弃了。我们是有着央企背景的企业，许多资源和优势都是其他一些企业无法比拟的。连我们都无法维持收支平衡，那些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实力很强的企业，没有较好的政策吸引，他们也不会轻易涉足。所以，希望政府部门能够给我们这个行业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李松波说，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这个行业，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位于南二环附近的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简称天天洁），总经理刘权也向记者讲述了类似的经历。
作为商务部和北京市首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试点企业，近年来，天天洁依托自身成熟的“规范前端，统一物流，专业分拣，厂商直挂”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立起“废纸—纸浆—再生纸”的全生命周期绿色产业链，演绎出一段“有限资源，无限循环”的再生生活传奇，其“再生至尚”系列再生纸产品更是获得了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2011年，天天洁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建设龙头示范企业的称号。不过刘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因为在规范回收前端的环节耗费了大量成本，所以我们只能用再生纸产品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如果单做回收的话，就得赔死。只有当规模相当大，或者在一定区域内具有控制力时，才可能盈利。”
北京再生资源和旧货协会秘书长刘甫强告诉记者，通常来说，制约一个产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个：技术瓶颈和政策瓶颈。在技术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宣布，像盈创、天天洁这样规模化、标准化的再生资源企业，后端处理技术并不比国外的企业差，但发达国家前端回收做得好，企业所用的废品回收渠道和原料比我们要规范得多。
对于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目前的两难处境，程会强一语点破要害：“要保证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健康发展，首先就要有一个完善的、科学的回收体系。盈创等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就好比大厨，大厨的特长是炒菜，需要有助手做其他配套事，不能让厨师自己再去买菜、洗菜、择菜甚至去端盘子送菜。”
在程会强看来，再生资源利用首先是前端的回收问题，原料不能保证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这样新技术就不能大规模地应用。由于社会回收体系不健全，再生资源利用企业没有力量去挨家挨户回收废品，而是通过大小商贩、回收站、分拣中心、集散市场等多个环节层层回收，这样无疑使回收成本大幅提高。这就是回收处理的“正规军”竞争不过“游击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生资源企业为什么吃不饱？程会强表示，一是实际回收环节太多，成本水涨船高，企业无法承受；二是企业直接建立自己的一级回收渠道，代价同样太大。解决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外部环境的问题关键在政府。政策的变化直接阻碍或促进行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政策也是生产力。应制定法律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通过1～2个中间环节（分拣中心甚至是商场、邮局都可作为中间环节）就让废品能到处理企业手中。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小商贩和“游击队”可以暂时存在，但要逐步收编规范，必须将收到的废品交给正规处理企业，而非地下工厂，实现“社会化回收，专业化处理”。此外，政府要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法规手段，加大对正规企业的补贴力度，抓大扶强，坚决取缔地下小工厂和小作坊。
再生资源利用关键是无害化
再生资源利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利不利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到无害化再生利用的问题。我国在再生资源利用的近20年里，往往只是强调了再利用，忽视了其健康的成长。
那么，这些本该流入正规回收渠道的再生资源都去了哪里呢？李松波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场上70%的废弃PET瓶流入的都是不正规的小作坊，真正流入到正规的回收体系中仅占30%。相比较安全的回收体系而言，小加工作坊的处理方式就简单得多：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会抽取地下水，偷接高压电，用工业强碱冲洗处理后的塑料碎片，清洗后的污水直接排到土壤或河流里，造成了很严重的二次污染。另外，由这些小作坊生产的塑料碎片，洁净程度很难控制，而这些不干净的塑料碎片，有可能就成为儿童手里的毛绒玩具，更有甚者还成为塑料碗筷进入我们的餐桌。
我们都知道，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目的是让地球的自然生态良好起来，保护人类健康。而经过粗放型“回收市场交易链”生产出的低附加值产品既不能够循环再利用，而且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2012年3·15晚会上曝光的广东汕头利用废弃医疗塑料生产儿童玩具的事件，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沟油回流等，这些都是典型的用再生资源，生产有害人类健康的产品的案例。作为循环经济中的静脉产业，再生资源利用行业是以保护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所以，再生资源利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利不利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到无害化再生利用的问题。我国在再生资源利用的近20年里，往往只是强调了再利用，忽视了其健康的成长。这一时期，回收行业虽然做到了再利用，但没有做到无害化，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规模小的造纸厂一般都用废旧物资生产，结果对地方经济产生了拉动，对地方GDP做出了贡献，却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造成了各种污染。我国环境问题严重，与再生资源行业有很大关系。而在资源回收利用开放之前的‘特许经营’时代，类似的情况根本不会出现。”刘权如是说。 据刘甫强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为了解决社会物资严重匮乏的问题，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勤俭节约、收旧利废。很多东西都可以回收，例如牙膏皮、头发、旧衣物、骨头等，回收体系比较完善。5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设立废旧物资回收局，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
天天洁的前身就是1955年成立的北京市最早从事废品回收的上市公司——天龙公司。刘权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废品回收属于特许经营行业，相关回收企业必须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甚至连一颗螺丝钉的去处都有迹可循。
刘权表示，其实再生资源利用这个行业并不完全适合市场化。全世界的回收行业几乎都是由政府补贴、补助，并监督、控制，而没有完全市场化，没有自由竞争。因为一旦有了自由竞争，就会涉及到利益最大化，可是资源回收还涉及到环保问题，关键是要做到无害化利用。“2005年以后，国家逐步建立回收体系，我认为根本目的是解决环境问题。当然资源也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所以，建立一个正规的回收渠道，让资源去它该去的地方，把无害化再生资源企业打造起来，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意义所在。”
刘甫强告诉记者，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原来由物资部门和供销社系统垄断经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到这个投入少、技术含量低的行业，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蓬勃兴起，非公有制开始成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主体，一些靠走街串巷回收各种废旧物资的小企业、小商贩逐步成为专业回收的企业群体。他们在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市容市貌、治安、造假等一系列社会隐患。刘甫强说，这就是行业准入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这些隐患就不会消除。
正规回收杜绝“脏乱差”
其根源就在于在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时，没有考虑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网点规划设置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眼下，许多人对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认识还停留在“收废品”的层面上，而且给人的印象是“脏、乱、差”。对此，刘权并不认同。他表示，其实正规的回收体系完全可以做到干净、整洁。之所以会给人以“脏、乱、差”的印象，都是由于回收网点无序，经营秩序混乱造成的。其根源就在于在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时，没有考虑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网点规划设置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社区存在的依旧是垃圾回收站点，造成大量再生资源流失。而且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无照个体经营者和农村流动人口，再加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涉及多个部门，政出多门，缺乏统一规划。
几年来，天天洁针对居民社区和商务办公楼展开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工作。在居民社区以1000～1500户为原则，建8～10平方米的回收屋，基本的原则是废品不露天。在办公区域设立投放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定期回收。
2011年，天天洁回收网点改为绿猫资源回收屋，用卡通的形象来代言，并运用到所有的体系中。刘权说，“天天洁的回收网点运营时间最长的已经三四年了，各小区共建立了100多个回收屋，原崇文区已经基本覆盖，原东城区建立了20多个，希望今年能全部覆盖。通州区有20多个，海淀区也将有试点小区。但是我们的回收网点现在还没有实现盈利。因为回收正规化提高了成本，同时，小区的垃圾我们也不能全部回收，小商小贩会分流一部分，也会造成一些亏损。”
因为天天洁一直坚持品牌化路线，所以标准非常严格，每一个回收网点都有统一的回收电话。无论是回收工作人员还是整个物流体系，都非常干净。刘权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打破老百姓心中对回收工作‘脏、乱、差’的感觉。虽然这是一份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但它是一份高尚的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只有具备一个精神面貌，尊重自己，老百姓才会尊重你。”
完善税收政策之盼
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顺应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大势。国家应该给予大力支持，要用政策和法律调动再生资源行业的积极性，而不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再生资源回收一直有着税收上的优惠，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税收政策的不断改革与细化，原有的一些税收优惠在改革中被取消或被遗忘。
据了解，早在2001年，废旧物资回收单位就开始享受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利废企业（利用废旧物资作原料的生产企业）按普通发票上注明的收购金额的10%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政策变化发生在2008年底。这一年的12月9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从2009年1月1日起取消增值税免征政策，从事再生资源经营企业须按17%全额缴纳增值税，只给予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人两年的“先征后返”优惠政策：2009年先征后返70%，2010年先征后返50%。按照这一《通知》，2011年起退税政策全面取消，回收行业的税负率由2010年的8.863%骤升为16.12%，大量回收公司面临停产或注销，直接影响了下游利废企业的生产成本。
李松波告诉记者，再生资源企业收来的废品大多没有发票，这样就无法抵扣增值税。由于前端成本很高，后端税负很重，再生资源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狭小，这样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而就在取消再生资源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伊始，国税总局曾在“答记者问”中做出解释。国税总局认为，2001年开始的回收企业免税政策和利废企业按10%抵扣进项税额的政策，实际上是“上环节免税、下环节扣税”，违反了“征税抵扣、免税不抵扣”的增值税原理，在执行中因难以控制享受政策的回收企业范围，容易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特别是2002年国家取消了对废旧物资回收行业的特种行业许可管理以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几年间，全国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回收企业，由原来的几千家猛增到六万多家。据估算，国家因实施该政策减少的税收收入，最多的一年超过400亿元。国税总局指出，“单纯靠加强管理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策设计缺陷上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解释，刘权非常不理解。“这根本没有道理啊。怎么能因为一些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就取消整个行业的优惠政策呢？这完全就是‘因噎废食’啊！”刘权告诉记者，算上17%的增值税，再加上大约1.7%的附加税，企业所承担的税率已经达到了18.7%。相当于卖掉100万元的物资，就要交18.7万元的税。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甘功仁表示，目前我国废物垃圾处理形势非常严峻，治理这些污染，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时间长，成本非常高。需要对再生资源行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他说，“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顺应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大势。国家应该给予大力支持，要用政策和法律调动再生资源行业的积极性，而不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具有公益性，是在帮政府和社会解决问题，国家应该让利于民，不要怕这个行业发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提出，税收政策说到底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具体落实，职能部门在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时应从国家整个财税体系得失考虑，要有长远的眼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萍同样认为，税收法律政策应该服务于“鼓励废物利用、发展循环经济”这个大局。
刘权告诉记者，在享受了几年优惠政策后，目前再生资源利用行业在税收方面，不仅没有一丁点的优惠，反而连最起码的公平待遇都没有。而在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上，我们却清晰地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依法利用废物和从废物中回收原料生产产品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现在我们的技术好了，半天就能生产100吨，可卖100吨得要半年。
目前我国人均森林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既是造纸大国又是纸消费大国，由此带来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资料显示，1立方米的森林每年能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回收1吨办公类废纸，可生产850千克再生纸，相当于节约木材4立方米，与化学制浆造纸相比，节约煤炭1.2吨。为此，废纸被科学家称为继原始森林、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之外的“第四种森林”。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均年消费纸张30千克，假如这些消费量皆用再生纸，相当于每人种植0.6棵大树。全中国13亿人都使用再生纸的话，则相当于种植了7.8亿棵大树。因此，使用再生纸，对于保护并不富有的森林资源来说，功莫大焉。基于此，刘权有了生产再生纸的念头。经过调研，他们发现生活中的可回收物70%～80%都是纸类，办公室所占的比例更大，达到80%～90%，所以，天天洁决定把废纸率先进行循环利用，建立起再生体系。
其实早在2000年8月31日，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厅就已发出（2000）48号文件，要求党政机关政府部门带头推广使用再生纸。刘权告诉记者，当时的再生纸从功能上确实有很多缺陷，不能满足使用的需要，也留下了不好的口碑。而事实是，我国再生纸制造技术经过10年的改进，使用功能已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办公的需要，目前东城区及市级的部分单位已百分百地使用再生复印纸达2～3年的时间，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2000年到现在已经10多年过去了，可四分之一的单位仍然对再生纸的印象没有改观或毫不了解，这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再生纸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力度。”
据天天洁的调查显示，关于未使用再生纸的原因， 51%的单位因为采购习惯。23%的单位因为不了解再生纸，17%的单位认为再生纸不够白。另外9%中有价格原因、采购渠道，或认为复印机卡纸等其他原因。
17%的单位认为“再生纸不够白”，也是多年来原生纸生产厂家竞争策略对消费者“白即是好”误导的后果。事实上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纸张的“白度”以85度左右对保护视力最好，而这恰恰是再生纸的自然白度，原生纸的厂商通过使用增白剂甚至可让纸张白度达到100度。
“虽然从2007年起，我们的再生纸制品被列入北京市政府采购系统。但这也只是说明你有这个资格，人家买不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我们的技术好了，半天就能生产100吨，可卖100吨得要半年。”刘权无奈地表示。
再生纸的推广使用，即从“知”到“行”的转变，面临较大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转变的挑战。在未使用再生纸的原因中，采购使用习惯原因占主要因素，而改变习惯则恰恰是一次消费观念的“革命”。
程会强表示，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要“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建议在城市建立再生资源产品超市或专柜。规范、标准的再生资源产品是成本低、价格低，但质量等同于新品的产品。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绿色消费。
概念模糊影响产业发展
为什么循环经济搞了这么多年，许多人还是一头雾水，就是因为新概念和相似概念太多了。
日前公布的《“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到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程会强表示，这是首次在国家规划中正式、规范地提出。既然国家规划明确地提出来了，就应该以这个提法作为规范的名称，列入产业指导目录，围绕这个产业建立翔实、科学的统计体系，明确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摸清底数，这是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根基。
但在很多人看来，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相似的名称比较多，除了循环经济外，既有再生资源产业、又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环境保护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等。这些概念大同小异，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见诸于相关的国家文件和规划。程会强表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前端的回收到后端的利用，从生产到生活，覆盖的范围比较大，这就需要对它涵盖的领域进行清晰的界定。要明确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和标准才能叫产业，不能什么都能称之为产业。
但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却是，很多产业概念模糊不清。难怪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就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循环经济搞了这么多年，许多人还是一头雾水，就是因为新概念和相似概念太多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循环经济了。”
对于北京市的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刘甫强表示，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使用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北京的土地价格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回收网点的建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分拣中心，也已经从过去的四环，迁至到了现在的五环，未来可能就会是六环。刘权告诉记者，目前天天洁位于通州的分拣中心的使用期限即将到期，这些年他们已经换过好几次地方了，只是不知道下一站又要去哪里。让刘权感到不解的是，他们是在从事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在很多环节都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呢！ 呼唤“再生”的力量
只有改变全球落后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产业结构，才可能发展与环境并举，才可能建成“天下无废物”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调查显示，经过工业革命300年的掠夺式开采，全球80%以上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并以“垃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总量高达数千亿吨，并还在以每年100亿吨的数量增加，正成为一座座永不枯竭的“城市矿山”。因此，有专家建议，与其费尽心机挖掘矿产资源，不如合理利用废弃垃圾。
据日本专业杂志《金属时评》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金、银、铅、铟的储量分别为6800吨、6万吨、560万吨和1700吨，已居世界第一；锂、钯的储量分别为15万吨、2500吨，储量排名为世界第六和第三位。
一个资源极端匮乏、制造业非常发达、环境容量又十分有限的岛国，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储备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正是由于日本开展了60年的垃圾革命，形成了主要利用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基本摆脱了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和保持了生态的平衡。如今已宣称自己为资源大国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长寿之国。与此同时，号称地大物博的我国，却由于坚持落后的“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经过60年的资源挥霍，如今已沦为依赖进口的资源匮乏国家和环境污染重灾区。
据中国包装联合会再生资源委员会会长刘向群介绍，目前，我国的上千万回收大军几乎挖地三尺，使国内产品基本得到了回收。但出口的4亿吨却有去无回，只能靠进口能耗、污染高出10倍的矿产资源补充，以至于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
2009年，中国赶超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出口产品报废后给全球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只管出口不管回收的线性经济，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有些环保组织甚至称中国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和“最不负责任的国家”，并正在酝酿收取高额处理费。因此，回收出口产品，不仅有利于形成收支平衡的循环型产业链，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制造业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进口经过冶炼的废钢、经过裂解的废塑料和经过化浆的废纸，等于减少了80%的污染和能耗。而我国每年进口的8亿吨矿产资源，无异于将800多亿吨“三废”进口到国内，可谓世界上最大的一笔洋垃圾。
据统计，中国每年耗巨资开采和进口的60多亿吨矿产资源，在开采、运输、冶炼过程中要产生7000多亿吨废水、废气和废渣，而开采矿产资源破坏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4万平方公里，并还在以每年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据报道，我国的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实际上，人们日常生活所排放的“三废”仅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5%，远低于利用矿产资源的制造业（占全国总排放量75%）。刘向群说，如果不能有效地减少矿产资源的用量，即便我们生活中少开几天空调、少开几趟汽车，甚至不排放、不消耗，对于节能减排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目前，世界各国对减少碳排放互相推诿、争论不休。但由于受传统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既不影响发展又能保护环境的两全之策。而按照我国商务部颁布的标准，如能解决目前国际大循环中的“静脉栓塞”，每年回收全球产生的100亿吨垃圾中的40%，可使碳排放由每年的90亿吨减少到可自然消化的70亿吨、节约矿产资源60亿吨，世界将基本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平衡。
刘向群表示，只有改变全球落后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产业结构，才可能发展与环境并举，才可能建成“天下无废物”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他进一步举例说：广东清远的中小企业每年从“洋垃圾”中获得优质铜60万吨，是我国最大的某铜矿年产量的2倍，回收率接近100%，污染治理成本仅为铜矿的1%。而后者每年要产生有毒矿渣6000万吨、废水2.4亿吨、二氧化硫100万吨、耗电20亿度，同时还使几百平方公里的山体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工伤事故和环境代价是前者的上百倍。可遗憾的是，像清远这些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并安置了上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全部属于宏观调控的对象；而高能耗、重污染的大型铜业、铝业，则得到了国家资金、政策的大力支持。
刘向群认为，人类生存就要消耗资源、排放“三废”。一味限制消耗和排放，只能妨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单纯的“保护型环境战略”，既消极、被动，又治标不治本。而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形成消耗越多、排放越多、回收越多、再生越多，生生不息的“再生型环保战略”，才可能标本兼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地球上很多资源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在众多资源一次性的生命面前，我们的生活需要具备“再生”的能力。
一次性灾难的每一次上演，都迫使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做出防御和“再生”的反应：因为地震水灾，所以有了家园重建；因为岁月冲刷，所以有了古迹修复；因为森林锐减，所以有了再生纸；因为资源短缺，环境问题严重，所以我们需要“再生”的力量。
一次性灾难的每一次上演，都迫使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做出防御和“再生”的反应：因为地震水灾，所以有了家园重建；因为岁月冲刷，所以有了古迹修复；因为森林锐减，所以有了再生纸；因为资源短缺，环境问题严重，所以我们需要“再生”的力量。
被放错地方的资源
如果搞好废弃物的再生，两个世界难题（资源与环境）就同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一辆辆破旧不堪的报废汽车，经过拆解、分类、规整、加工后成了一件件可以重新利用的汽车原材料；各种建筑垃圾经过分类加工后，变成了各种建筑材料；破电视、破电脑、废旧手机，这些被人们淘汰掉的家电，经过处理加工后，从中分解出各种不同的稀有金属材料……虽然这些废弃物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眼中毫不起眼，但在有些地方，它们却成了珍贵的宝藏。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就像一个魔法师，魔棒一点，便能变废为宝。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巨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铜矿石超过60%，铁矿石接近70%。与此同时，城市中每年产生大量报废或废弃产品，环境污染压力日趋增大，每年都会产生大量废弃资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在缓解资源短缺、防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渐渐得到了业界的共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曾明确表示：“如果搞好废弃物的再生，两个世界难题（资源与环境）就同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使用再生资源再造产品，其性能和质量能达到甚至超过原品，而成本只有新品的1/3甚至1/4，可以节能60%，节省材料70%，节约成本50%；还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也能降低80%以上；利用废旧产品比利用矿产资源节能减排70%，利用废金属比冶炼矿石节能减排80%，回收1吨废塑料可节约4吨原油，利用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回收1吨/年废轮胎可拯救五亩热带雨林……
以一块小小的手机废旧电池为例，如果被随意抛弃，可污染的水资源达到6万升，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而一只普通的聚酯可乐瓶通过自然降解，耗时则长达50到100年，但只要回收利用一吨这种塑料瓶就可减少3.2吨碳排放量。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11年，北京市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大约500万台；汽车保有量突破500万辆，理论报废量超过20万辆；而生活垃圾达到634万吨。“这些废弃物如得不到科学处理，既浪费宝贵资源，又对首都环境造成污染。”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我们家中的废旧电视、冰箱，以及被淘汰的手机等，都可以提炼出黄金。以电脑线路板为例，1吨电脑线路板可以提炼黄金300克，而1吨金矿石的含金量仅为5克，即便是高品质的金矿石，其含金量也不过几十克。
类似这样的“垃圾矿山”，我国数量可真不少。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的保有量均以亿计。按照普通家电10年使用寿命估算，从2003年起，我国每年有数百万台家用电器报废。为了开发好这些垃圾矿山，实现资源再利用，减轻环境污染，国家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2006年和2009年，商务部先后启动两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共确定了55个试点城市和11个区域性回收基地。试点城市初步探索形成了社区回收网点、分拣加工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网络，培育了近100家龙头企业，新建和规范网点4万多个，新建和改造集散市场160余个，试点城市再生资源的回收率大大提高。以“三位一体”建设为核心，试点城市回收网络基本成型。
2007年3月，商务部联合发改委、公安部、建设部、工商总局和环保总局共同发布了《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这是国内第一部再生资源行业的专门法规，它的制定实施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不仅填补了长期以来的行业空白，也再次肯定了再生资源行业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2009年开始，国家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回收旧家电6211.3万台，直接交到了正规电器回收企业手中。
2011年1月1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的实施，对市场上大量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和拆解进行了明确规范，使其走上一条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轨道。
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近10年来，我国共回收利用各种废旧物资9.67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利用总值超过6500亿元；可再生资源产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其中，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四大件就回收了6000多万台，为此节约的能源价值近2万亿元，相当于节约矿产开采量65亿吨，相当于开发了5000多个大型矿山，节约标准煤10亿吨，减少垃圾处理量35亿吨。截至2011年底，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已达10万余家，从业人员1800万人，年再生资源回收量1.4亿吨以上，年回收总值接近5000亿元。再生资源每增加1000亿元产值，可以安排就业50万～100万人。
虽然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回收体系不健全，经营不尽规范，法制化和标准化程度不高等。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会强表示，这些问题既有产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管理方面的问题。
“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
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就好比大厨，大厨的特长是炒菜，需要有助手做其他配套事，不能让厨师自己再去买菜、洗菜、择菜甚至去端盘子送菜。
“我们这些‘正规军’却打不过那些散兵游勇的‘游击队’！想想都觉得让人无奈。”
日前，在北京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松波的一番话，道出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所面临的尴尬现状。
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简称盈创）是我国唯一一家再生瓶级聚酯（PET）切片生产企业，拥有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生产作业线”；同时是中国最早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通过国家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审核的可以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高科技企业。其再生聚酯切片产品得到了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沃尔玛、联合利华等国际巨头的青睐。 在盈创，记者看到经中间处理工厂压缩成捆的塑料瓶被送到后，先由机器将普通聚氯乙烯塑料瓶和彩色塑料瓶分开，然后送入粉碎机粉碎，通过化学分解、聚合反应精制成再生塑料切片粉末。这些粉末被用于制作塑料再生品，小到垃圾袋、名片、纽扣，大到外衣、书包、体育用品，几乎覆盖了衣食住行的各领域。不过在李松波看来，将PET塑料回收制作成服装、箱包等，虽然能谋取更多利润，却是对塑料自身价值的贬低和资源的浪费。而只有将回收的PET瓶重新加工成原来的样子，才能保证其价值不受贬值。
李松波告诉记者，在我国，目前所有的PET瓶全部是由从石油中提炼的原生塑料原料制造而成，每年高达300万吨的PET瓶产量消耗了超过1800万吨的石油，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目前，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产能可达5万吨，每年可为国家节约30万吨石油，相当于一个辽河油田。
“虽然我们已经具备处理5万吨PET瓶的产业链，但真正流入到盈创回收体系中的PET瓶的数量还远远不够。我们根本吃不饱啊！”为了解决前端原料不足的问题，2008年6月，盈创与中化塑料公司合资成立了专业的物资回收公司——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但效果并不理想。李松波表示，目前，盈创回收体系中的大部分塑料空瓶都是由大型废品回收站收购而来，每个空瓶的价格大概在一毛五到一毛七，而经过在加工生成的空瓶也只能卖到不到两毛钱，除去污水处理、生产设备、人力等方面的成本，盈创公司的利润空间所剩无几，基本上是处于长期亏损状况。
“这些年来，有许多企业都想从事聚酯切片的处理加工，但他们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都放弃了。我们是有着央企背景的企业，许多资源和优势都是其他一些企业无法比拟的。连我们都无法维持收支平衡，那些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实力很强的企业，没有较好的政策吸引，他们也不会轻易涉足。所以，希望政府部门能够给我们这个行业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李松波说，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这个行业，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位于南二环附近的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简称天天洁），总经理刘权也向记者讲述了类似的经历。
作为商务部和北京市首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试点企业，近年来，天天洁依托自身成熟的“规范前端，统一物流，专业分拣，厂商直挂”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立起“废纸—纸浆—再生纸”的全生命周期绿色产业链，演绎出一段“有限资源，无限循环”的再生生活传奇，其“再生至尚”系列再生纸产品更是获得了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2011年，天天洁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建设龙头示范企业的称号。不过刘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因为在规范回收前端的环节耗费了大量成本，所以我们只能用再生纸产品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如果单做回收的话，就得赔死。只有当规模相当大，或者在一定区域内具有控制力时，才可能盈利。”
北京再生资源和旧货协会秘书长刘甫强告诉记者，通常来说，制约一个产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个：技术瓶颈和政策瓶颈。在技术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宣布，像盈创、天天洁这样规模化、标准化的再生资源企业，后端处理技术并不比国外的企业差，但发达国家前端回收做得好，企业所用的废品回收渠道和原料比我们要规范得多。
对于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目前的两难处境，程会强一语点破要害：“要保证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健康发展，首先就要有一个完善的、科学的回收体系。盈创等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就好比大厨，大厨的特长是炒菜，需要有助手做其他配套事，不能让厨师自己再去买菜、洗菜、择菜甚至去端盘子送菜。”
在程会强看来，再生资源利用首先是前端的回收问题，原料不能保证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这样新技术就不能大规模地应用。由于社会回收体系不健全，再生资源利用企业没有力量去挨家挨户回收废品，而是通过大小商贩、回收站、分拣中心、集散市场等多个环节层层回收，这样无疑使回收成本大幅提高。这就是回收处理的“正规军”竞争不过“游击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生资源企业为什么吃不饱？程会强表示，一是实际回收环节太多，成本水涨船高，企业无法承受；二是企业直接建立自己的一级回收渠道，代价同样太大。解决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外部环境的问题关键在政府。政策的变化直接阻碍或促进行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政策也是生产力。应制定法律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通过1～2个中间环节（分拣中心甚至是商场、邮局都可作为中间环节）就让废品能到处理企业手中。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小商贩和“游击队”可以暂时存在，但要逐步收编规范，必须将收到的废品交给正规处理企业，而非地下工厂，实现“社会化回收，专业化处理”。此外，政府要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法规手段，加大对正规企业的补贴力度，抓大扶强，坚决取缔地下小工厂和小作坊。
再生资源利用关键是无害化
再生资源利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利不利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到无害化再生利用的问题。我国在再生资源利用的近20年里，往往只是强调了再利用，忽视了其健康的成长。
那么，这些本该流入正规回收渠道的再生资源都去了哪里呢？李松波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场上70%的废弃PET瓶流入的都是不正规的小作坊，真正流入到正规的回收体系中仅占30%。相比较安全的回收体系而言，小加工作坊的处理方式就简单得多：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会抽取地下水，偷接高压电，用工业强碱冲洗处理后的塑料碎片，清洗后的污水直接排到土壤或河流里，造成了很严重的二次污染。另外，由这些小作坊生产的塑料碎片，洁净程度很难控制，而这些不干净的塑料碎片，有可能就成为儿童手里的毛绒玩具，更有甚者还成为塑料碗筷进入我们的餐桌。
我们都知道，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目的是让地球的自然生态良好起来，保护人类健康。而经过粗放型“回收市场交易链”生产出的低附加值产品既不能够循环再利用，而且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2012年3·15晚会上曝光的广东汕头利用废弃医疗塑料生产儿童玩具的事件，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沟油回流等，这些都是典型的用再生资源，生产有害人类健康的产品的案例。作为循环经济中的静脉产业，再生资源利用行业是以保护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所以，再生资源利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利不利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到无害化再生利用的问题。我国在再生资源利用的近20年里，往往只是强调了再利用，忽视了其健康的成长。这一时期，回收行业虽然做到了再利用，但没有做到无害化，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规模小的造纸厂一般都用废旧物资生产，结果对地方经济产生了拉动，对地方GDP做出了贡献，却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造成了各种污染。我国环境问题严重，与再生资源行业有很大关系。而在资源回收利用开放之前的‘特许经营’时代，类似的情况根本不会出现。”刘权如是说。 据刘甫强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为了解决社会物资严重匮乏的问题，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勤俭节约、收旧利废。很多东西都可以回收，例如牙膏皮、头发、旧衣物、骨头等，回收体系比较完善。5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设立废旧物资回收局，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
天天洁的前身就是1955年成立的北京市最早从事废品回收的上市公司——天龙公司。刘权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废品回收属于特许经营行业，相关回收企业必须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甚至连一颗螺丝钉的去处都有迹可循。
刘权表示，其实再生资源利用这个行业并不完全适合市场化。全世界的回收行业几乎都是由政府补贴、补助，并监督、控制，而没有完全市场化，没有自由竞争。因为一旦有了自由竞争，就会涉及到利益最大化，可是资源回收还涉及到环保问题，关键是要做到无害化利用。“2005年以后，国家逐步建立回收体系，我认为根本目的是解决环境问题。当然资源也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所以，建立一个正规的回收渠道，让资源去它该去的地方，把无害化再生资源企业打造起来，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意义所在。”
刘甫强告诉记者，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原来由物资部门和供销社系统垄断经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到这个投入少、技术含量低的行业，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蓬勃兴起，非公有制开始成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主体，一些靠走街串巷回收各种废旧物资的小企业、小商贩逐步成为专业回收的企业群体。他们在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市容市貌、治安、造假等一系列社会隐患。刘甫强说，这就是行业准入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这些隐患就不会消除。
正规回收杜绝“脏乱差”
其根源就在于在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时，没有考虑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网点规划设置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眼下，许多人对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认识还停留在“收废品”的层面上，而且给人的印象是“脏、乱、差”。对此，刘权并不认同。他表示，其实正规的回收体系完全可以做到干净、整洁。之所以会给人以“脏、乱、差”的印象，都是由于回收网点无序，经营秩序混乱造成的。其根源就在于在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时，没有考虑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网点规划设置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社区存在的依旧是垃圾回收站点，造成大量再生资源流失。而且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无照个体经营者和农村流动人口，再加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涉及多个部门，政出多门，缺乏统一规划。
几年来，天天洁针对居民社区和商务办公楼展开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工作。在居民社区以1000～1500户为原则，建8～10平方米的回收屋，基本的原则是废品不露天。在办公区域设立投放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定期回收。
2011年，天天洁回收网点改为绿猫资源回收屋，用卡通的形象来代言，并运用到所有的体系中。刘权说，“天天洁的回收网点运营时间最长的已经三四年了，各小区共建立了100多个回收屋，原崇文区已经基本覆盖，原东城区建立了20多个，希望今年能全部覆盖。通州区有20多个，海淀区也将有试点小区。但是我们的回收网点现在还没有实现盈利。因为回收正规化提高了成本，同时，小区的垃圾我们也不能全部回收，小商小贩会分流一部分，也会造成一些亏损。”
因为天天洁一直坚持品牌化路线，所以标准非常严格，每一个回收网点都有统一的回收电话。无论是回收工作人员还是整个物流体系，都非常干净。刘权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打破老百姓心中对回收工作‘脏、乱、差’的感觉。虽然这是一份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但它是一份高尚的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只有具备一个精神面貌，尊重自己，老百姓才会尊重你。”
完善税收政策之盼
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顺应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大势。国家应该给予大力支持，要用政策和法律调动再生资源行业的积极性，而不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再生资源回收一直有着税收上的优惠，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税收政策的不断改革与细化，原有的一些税收优惠在改革中被取消或被遗忘。
据了解，早在2001年，废旧物资回收单位就开始享受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利废企业（利用废旧物资作原料的生产企业）按普通发票上注明的收购金额的10%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政策变化发生在2008年底。这一年的12月9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从2009年1月1日起取消增值税免征政策，从事再生资源经营企业须按17%全额缴纳增值税，只给予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人两年的“先征后返”优惠政策：2009年先征后返70%，2010年先征后返50%。按照这一《通知》，2011年起退税政策全面取消，回收行业的税负率由2010年的8.863%骤升为16.12%，大量回收公司面临停产或注销，直接影响了下游利废企业的生产成本。
李松波告诉记者，再生资源企业收来的废品大多没有发票，这样就无法抵扣增值税。由于前端成本很高，后端税负很重，再生资源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狭小，这样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而就在取消再生资源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伊始，国税总局曾在“答记者问”中做出解释。国税总局认为，2001年开始的回收企业免税政策和利废企业按10%抵扣进项税额的政策，实际上是“上环节免税、下环节扣税”，违反了“征税抵扣、免税不抵扣”的增值税原理，在执行中因难以控制享受政策的回收企业范围，容易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特别是2002年国家取消了对废旧物资回收行业的特种行业许可管理以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几年间，全国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回收企业，由原来的几千家猛增到六万多家。据估算，国家因实施该政策减少的税收收入，最多的一年超过400亿元。国税总局指出，“单纯靠加强管理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策设计缺陷上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解释，刘权非常不理解。“这根本没有道理啊。怎么能因为一些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就取消整个行业的优惠政策呢？这完全就是‘因噎废食’啊！”刘权告诉记者，算上17%的增值税，再加上大约1.7%的附加税，企业所承担的税率已经达到了18.7%。相当于卖掉100万元的物资，就要交18.7万元的税。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甘功仁表示，目前我国废物垃圾处理形势非常严峻，治理这些污染，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时间长，成本非常高。需要对再生资源行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他说，“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顺应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大势。国家应该给予大力支持，要用政策和法律调动再生资源行业的积极性，而不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具有公益性，是在帮政府和社会解决问题，国家应该让利于民，不要怕这个行业发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提出，税收政策说到底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具体落实，职能部门在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时应从国家整个财税体系得失考虑，要有长远的眼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萍同样认为，税收法律政策应该服务于“鼓励废物利用、发展循环经济”这个大局。
刘权告诉记者，在享受了几年优惠政策后，目前再生资源利用行业在税收方面，不仅没有一丁点的优惠，反而连最起码的公平待遇都没有。而在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上，我们却清晰地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依法利用废物和从废物中回收原料生产产品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现在我们的技术好了，半天就能生产100吨，可卖100吨得要半年。
目前我国人均森林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既是造纸大国又是纸消费大国，由此带来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资料显示，1立方米的森林每年能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回收1吨办公类废纸，可生产850千克再生纸，相当于节约木材4立方米，与化学制浆造纸相比，节约煤炭1.2吨。为此，废纸被科学家称为继原始森林、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之外的“第四种森林”。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均年消费纸张30千克，假如这些消费量皆用再生纸，相当于每人种植0.6棵大树。全中国13亿人都使用再生纸的话，则相当于种植了7.8亿棵大树。因此，使用再生纸，对于保护并不富有的森林资源来说，功莫大焉。基于此，刘权有了生产再生纸的念头。经过调研，他们发现生活中的可回收物70%～80%都是纸类，办公室所占的比例更大，达到80%～90%，所以，天天洁决定把废纸率先进行循环利用，建立起再生体系。
其实早在2000年8月31日，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厅就已发出（2000）48号文件，要求党政机关政府部门带头推广使用再生纸。刘权告诉记者，当时的再生纸从功能上确实有很多缺陷，不能满足使用的需要，也留下了不好的口碑。而事实是，我国再生纸制造技术经过10年的改进，使用功能已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办公的需要，目前东城区及市级的部分单位已百分百地使用再生复印纸达2～3年的时间，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2000年到现在已经10多年过去了，可四分之一的单位仍然对再生纸的印象没有改观或毫不了解，这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再生纸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力度。”
据天天洁的调查显示，关于未使用再生纸的原因， 51%的单位因为采购习惯。23%的单位因为不了解再生纸，17%的单位认为再生纸不够白。另外9%中有价格原因、采购渠道，或认为复印机卡纸等其他原因。
17%的单位认为“再生纸不够白”，也是多年来原生纸生产厂家竞争策略对消费者“白即是好”误导的后果。事实上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纸张的“白度”以85度左右对保护视力最好，而这恰恰是再生纸的自然白度，原生纸的厂商通过使用增白剂甚至可让纸张白度达到100度。
“虽然从2007年起，我们的再生纸制品被列入北京市政府采购系统。但这也只是说明你有这个资格，人家买不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我们的技术好了，半天就能生产100吨，可卖100吨得要半年。”刘权无奈地表示。
再生纸的推广使用，即从“知”到“行”的转变，面临较大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转变的挑战。在未使用再生纸的原因中，采购使用习惯原因占主要因素，而改变习惯则恰恰是一次消费观念的“革命”。
程会强表示，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要“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建议在城市建立再生资源产品超市或专柜。规范、标准的再生资源产品是成本低、价格低，但质量等同于新品的产品。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绿色消费。
概念模糊影响产业发展
为什么循环经济搞了这么多年，许多人还是一头雾水，就是因为新概念和相似概念太多了。
日前公布的《“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到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程会强表示，这是首次在国家规划中正式、规范地提出。既然国家规划明确地提出来了，就应该以这个提法作为规范的名称，列入产业指导目录，围绕这个产业建立翔实、科学的统计体系，明确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摸清底数，这是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根基。
但在很多人看来，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相似的名称比较多，除了循环经济外，既有再生资源产业、又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环境保护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等。这些概念大同小异，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见诸于相关的国家文件和规划。程会强表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前端的回收到后端的利用，从生产到生活，覆盖的范围比较大，这就需要对它涵盖的领域进行清晰的界定。要明确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和标准才能叫产业，不能什么都能称之为产业。
但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却是，很多产业概念模糊不清。难怪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就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循环经济搞了这么多年，许多人还是一头雾水，就是因为新概念和相似概念太多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循环经济了。”
对于北京市的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刘甫强表示，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使用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北京的土地价格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回收网点的建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分拣中心，也已经从过去的四环，迁至到了现在的五环，未来可能就会是六环。刘权告诉记者，目前天天洁位于通州的分拣中心的使用期限即将到期，这些年他们已经换过好几次地方了，只是不知道下一站又要去哪里。让刘权感到不解的是，他们是在从事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在很多环节都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呢！ 呼唤“再生”的力量
只有改变全球落后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产业结构，才可能发展与环境并举，才可能建成“天下无废物”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调查显示，经过工业革命300年的掠夺式开采，全球80%以上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并以“垃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总量高达数千亿吨，并还在以每年100亿吨的数量增加，正成为一座座永不枯竭的“城市矿山”。因此，有专家建议，与其费尽心机挖掘矿产资源，不如合理利用废弃垃圾。
据日本专业杂志《金属时评》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金、银、铅、铟的储量分别为6800吨、6万吨、560万吨和1700吨，已居世界第一；锂、钯的储量分别为15万吨、2500吨，储量排名为世界第六和第三位。
一个资源极端匮乏、制造业非常发达、环境容量又十分有限的岛国，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储备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正是由于日本开展了60年的垃圾革命，形成了主要利用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基本摆脱了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和保持了生态的平衡。如今已宣称自己为资源大国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长寿之国。与此同时，号称地大物博的我国，却由于坚持落后的“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经过60年的资源挥霍，如今已沦为依赖进口的资源匮乏国家和环境污染重灾区。
据中国包装联合会再生资源委员会会长刘向群介绍，目前，我国的上千万回收大军几乎挖地三尺，使国内产品基本得到了回收。但出口的4亿吨却有去无回，只能靠进口能耗、污染高出10倍的矿产资源补充，以至于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
2009年，中国赶超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出口产品报废后给全球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只管出口不管回收的线性经济，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有些环保组织甚至称中国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和“最不负责任的国家”，并正在酝酿收取高额处理费。因此，回收出口产品，不仅有利于形成收支平衡的循环型产业链，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制造业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进口经过冶炼的废钢、经过裂解的废塑料和经过化浆的废纸，等于减少了80%的污染和能耗。而我国每年进口的8亿吨矿产资源，无异于将800多亿吨“三废”进口到国内，可谓世界上最大的一笔洋垃圾。
据统计，中国每年耗巨资开采和进口的60多亿吨矿产资源，在开采、运输、冶炼过程中要产生7000多亿吨废水、废气和废渣，而开采矿产资源破坏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4万平方公里，并还在以每年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据报道，我国的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实际上，人们日常生活所排放的“三废”仅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5%，远低于利用矿产资源的制造业（占全国总排放量75%）。刘向群说，如果不能有效地减少矿产资源的用量，即便我们生活中少开几天空调、少开几趟汽车，甚至不排放、不消耗，对于节能减排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目前，世界各国对减少碳排放互相推诿、争论不休。但由于受传统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既不影响发展又能保护环境的两全之策。而按照我国商务部颁布的标准，如能解决目前国际大循环中的“静脉栓塞”，每年回收全球产生的100亿吨垃圾中的40%，可使碳排放由每年的90亿吨减少到可自然消化的70亿吨、节约矿产资源60亿吨，世界将基本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平衡。
刘向群表示，只有改变全球落后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产业结构，才可能发展与环境并举，才可能建成“天下无废物”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他进一步举例说：广东清远的中小企业每年从“洋垃圾”中获得优质铜60万吨，是我国最大的某铜矿年产量的2倍，回收率接近100%，污染治理成本仅为铜矿的1%。而后者每年要产生有毒矿渣6000万吨、废水2.4亿吨、二氧化硫100万吨、耗电20亿度，同时还使几百平方公里的山体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工伤事故和环境代价是前者的上百倍。可遗憾的是，像清远这些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并安置了上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全部属于宏观调控的对象；而高能耗、重污染的大型铜业、铝业，则得到了国家资金、政策的大力支持。
刘向群认为，人类生存就要消耗资源、排放“三废”。一味限制消耗和排放，只能妨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单纯的“保护型环境战略”，既消极、被动，又治标不治本。而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形成消耗越多、排放越多、回收越多、再生越多，生生不息的“再生型环保战略”，才可能标本兼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地球上很多资源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在众多资源一次性的生命面前，我们的生活需要具备“再生”的能力。
一次性灾难的每一次上演，都迫使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做出防御和“再生”的反应：因为地震水灾，所以有了家园重建；因为岁月冲刷，所以有了古迹修复；因为森林锐减，所以有了再生纸；因为资源短缺，环境问题严重，所以我们需要“再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