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凡涉足语言及汉语研究者，不管其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从研究伊始，就面临着语言观的选择。首先要回答：人类语言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汉语是什么性质的语言？汉语的音义关系是任意的，还是必然的？语言、思维、世界是什么关系？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代表着一种对语言本体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必然以潜隐的形式，即一种形而上的力量，控制着研究的始终。这是一组各自有别，而又相互联系的哲学命题，对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着语言科学的发展水平，不仅有助于对语言普遍性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对汉语及其与汉语相关课题的开发。笔者在研习汉语风格论的过程中，感到汉语在其历时进化过程中，深刻地镌刻着地缘社会（geo-social）、地缘经济政治（geo-economical and political）和地缘文化（geo-cultural）的烙印，这些构成了汉语异于其他语言的异质性特征。我们认为重新认识汉语的异质性特征，是当前汉语研究中的要务之一。本文以“象喻”为核心，从音象、义象、序象切入，考察了汉语的特质，权且作为课题研究的垫路之砖。
对于汉语的特质，中国语言学史上许多方家都曾谈论过，既有长篇巨著，也不乏点睛式的睿言隽语。郭绍虞(1938/1985：73)、王力(1944：197）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先后提出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后来又有人提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西语是“语法型语言”（徐通锵1993，1997），汉语是“强意象语言”，西语为“强法则语言”（戴昭铭1996：62～64）。论者都试图跳出西方理论窠臼的束缚，发掘汉语结构深层的脉络。作系统研究者，有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申小龙的《语文的阐释》（1991）和徐通锵的《语言论》（1997）。徐氏所论，意在为汉语语言学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以揭开汉语的真实面目，而这个框架构建的核心理论是“字”本位。申氏的阐释是借助于对汉语文史哲的通约性反观汉语构建的特点，意在寻找“与汉语人文性相适应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郭氏意在从汉语的应用出发，构建一个汉语应用理论体系。由于理论研究紧贴语用实际，从而较全面地触摸到了汉语的本质特征。令人振奋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外语学界涌现出一批潜心钻研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语言学著作的学者。由于他们谙熟外语，又精于汉语经典，因此，从对比中所凸显出来的汉语特征，常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方家的论述尽管角度不同，切入点各异，但结论却是“殊途同归”。认为奠基于天人、物我、内外合一哲学基础上的直觉整体思维，从发生伊始就与汉语言文字互塑互动，天然地孕乳了汉语从基础单位到话语流动的具象性本质。德国哲人洪堡特早在二百年前，就敏锐地发现：汉语将所有的语法形式的功能赋予了“意念运作”（the work of mind），以及用为数不多的虚词和语序来联结意义（connect the sense）。他认为：正是因为汉语语法形式的阙如，从而使汉民族的心智结构得以特殊发展，以补偿语言形式上的欠缺。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汉语高雅的形式美。（参见刘宓庆2001：166）所以说“象喻”既是国人思维的固有模式，也是汉语的本质在具体运行中的外显形态。因此，在对汉语本质的思考探索中，抓住了“象”，就抓住了研究的核心。下面拟从语声的音乐性，示义的描摹性，组合的伸缩性等音、义、规则诸方面考察一下“象”的分布及其运作特征。
一、语声的音乐性
与其他语言比较汉语之所以更富音乐性，在于其以单音节为基础所凸显的元音优势和平仄相间所构成的旋律起伏。单音节既是汉语结构体系的基础，又是语流中自由运作的枢纽，正是这个单音节，才使语用者得以游刃有余地在语流中进行单双音节的组合，利用语声的长短、高低、轻重、徐疾的对比，构成周期性的和谐运动旋律。
1.音节的自足性与乐音优势
汉语音节与西语音节的突出区别点在于汉语音节具有自足编码的功能（徐通锵1997），其初始就偏重于有理据的音义同构。正如徐通锵所讲，汉语的基础结构是“1”，其组配规律是：
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
1个音节＝1个音段×1个声调
1个音段＝1个声母× 1个韵母
1个韵母＝1个（韵头）×1个韵脚
1个韵脚＝1个韵腹×1个（韵尾）
这个以音节为实体的“1”是汉语的基本单位，其内部结构的模型，邢公畹（1992：37～38）归纳为11类，笔者认为应是12类（1996：17）：
（1） V2T（2）V1V2T（3） V2V3T
（4）V1V2V3T（5）V2C2T（6） V1V2C2T
（7） CV2T（8） CV1V2T（9） CV2V3T
（10） CV1V2V3T（11） CV1V2C2T（12）CV2C2T
其中C（consonant）：声母，C2：辅音韵尾，V1（vowel）：韵头，V2：韵腹，V3：韵尾，T（tone）：声调。
由上可清楚看出，汉语的音节是由声、韵、调三部分组成。其内部构件最少是一个（V2），至多四个音位，这样简单、整齐的自足编码单位是任何语言所没有的。辅音主要出现在声母位置，且都是单辅音，韵母由元音构成，少者一个，最多三个，只有n，g两个乐音性极强的浊鼻辅音，可分别充当韵尾，可见元音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乐音成分的广泛分布是汉语音乐性形成的基石。而英语的音节构成，最多可有八个音，其结构模式有说几十种，也有说几百种。如果说汉语音节结构以元音优势为其主要特点，那么英语几乎是相反，除了极少数词以元音独自构成音节外，辅音却是必不可少的。汉语音节配列的极限是CVC，英语则有CCCVCCC（strengths /stre?覧θs/）或CCCVCCCC（scrambles /skr?覸mblz/）（丁金国1996：17）。汉语在整个音节结构之上，还有由音高为主所构成的声调所修饰，从而使音节在语流中呈现出高低升降、抑扬顿挫的节奏。汉语音节之所以有此美的特质，潘文国（2002ɑ：153）从音理上进行过剖析认为汉语在音韵动力上区别于西语，汉语音节内部的成员间，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超浓缩力，各个音的联结几乎是胶着式的，一经合成，就凝结为一体；之于音节间的关系，则界限分明，显示出明显的离散力，不像西语那样存在着的鲜明的“连读”现象。音节外部的离散力，强化了汉语音节的孤立性，与汉字的个体图式恰好相谐。可见，汉字的这种形、音、义一体是汉语的本质特征所铸就，从而注定了汉字永远也走不了拼音化的道路。
2.整齐、匀称的节奏
自足编码的音义同构，使音节在汉语中具有极强的能动作用，它可以是一个语素，也可以是一个词；同一个音节，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在单音节基础上，可以“1＋1”组成一个新的“1”（双音节词）。双音节词的出现和发展，使话语的组合样式更加丰富多彩，语流中单双音节的配合，从而构成整齐、对称的各种节奏，进一步增强了汉语的音乐性。在汉语语流的节奏里，因四声的调节作用，不仅有长短的搭配和轻重的交替，更重要的是有高低的谐和，由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奏。节奏是人的生理、心理和自然界运动的普遍法则，语言自然也莫能外。一切可以在时间的序列里延伸的话语，都存在着周期性的节奏变化，只是因其组成单位的性质和组合规则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节奏的基本单位是音步（即节拍），最大的单位是节奏群。汉语音步通常是由两个音节构成，因文体或语气的需要，构成音步的音节数也会有别，但双音节是核心。节奏群的大小是由语速、发音生理和民族心理习惯决定的。英语的节奏群最大可容八个音步，一般是五个；而汉语最大是四个音步，只能少，不能多（启功2005：59），一般是两个或三个。为什么汉语只能容“四”，不是“五”，主要是汉语音节间的孤立性所使然。四音步一“乐句”是建立在1＋1/1＋1//1＋1/1＋1之上，其内在的核心是“2”。两个音节组成一个音步，两个音步组成一个节奏点（气群），两个节奏点组成一个节奏群，实际上一个音句仍是由两个音步组成。汉语的天籁节奏是以“2”为基底，配之于“1”，构成“2＋2＋1”或“2＋2＋2＋1”的基本模型。组成音步的音节数可增减，但各音步的时值大致相当。韵文是这样，散文亦如此，凡单音节或三音节以上为一个音步时，凭借节奏群内部各音步的时长来调节，以保持线性序列中的节奏平稳。如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
“我喜欢北京的秋”“空气中有许多尘”这类留学生句，听起来之所以别扭，就是因为它违背了汉语节奏的匀称、平稳规则。汉语双音步的四言格式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汉语节奏的平稳、均衡。之于三音节，语流中因其平稳性差，或将其扩展为四音节，如“日月星（辰）”“桌椅（板）凳”、“短兵（相）接”（括号内的成分是冗余的）。或用增补的办法，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三音节并行组排，以求节奏的匀称、平稳，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去掉哪一个三音节，都会使句子失去平衡。可见，汉语的音律重于意义，为了求得“语脉”的流畅，有时宁可牺牲逻辑和语义（郭绍虞1979：250）。例如“风吹草低见牛羊”，语流中的自然节拍是2+2+2+1，而在逻辑语义上则应是2+2+1+2。
3.回环、抑扬的旋律
如果说音节、音步是静态的语言事实，那么节奏、节奏点和节奏群则是动态语流上的问题，汉语语流不仅有形式上的整齐与参差、匀称与错落的匹配，而且还有抑扬回环的伴随，然而在多数情况下，都未被语用者所意识。现代汉语节奏运行的规则是以双音节为主，间之以单音节。“2”是稳定的重心，是汉语韵律的润滑轴，但其控制因素是声调。声调的静态值具有相对性，在语音链上因相互影响而发生谐变。在音节、音步、节奏点、节奏群各个层次上，为适应不同的句调、语调的需要，都会发生与之相谐的变化。谐变当然不是无规律的，既受语声过程中生理、心理的调控，又受语义和韵律的节制。吴洁敏把节奏群中的各种变化，归纳为七种形式：音顿律、平仄律、声韵律、长短律、快慢律、轻重律和抑扬律（2001：84～134）。各种律虽都是以各自的运作周期叠套在同一个语流上，但在不同的节奏层次上，各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2001：114～133）。如：①有人靠回忆度日，有人靠想像生活。②有人因独具精神而力量过人，有人因敏于思想而陷于痛苦。③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有了思想。（转引自吴洁敏《汉语节律学》103页）这一大节奏群由①②③抑扬段构成，各抑扬段在语流的延顿、抑扬主轴上，叠套着平仄、长短、轻重、快慢等韵律的回环、复沓，演示着汉语所特有的宫商之妙。对此赵元任（1973）曾精粹地比喻为“小波跟大浪的关系”，认为在起伏的大浪上，仍有许多小浪在波涌。可见，汉语的任何一个句子、句群、段落、篇章，都存在着这种大小相互叠套的“浪”。需要说明的是，汉语特别于其他声调语言，还“特”在调分“平仄”上，是“平仄”在语音链上的组排谐变，汇成了高低、长短、轻重、徐疾的多声部立体旋律。汉语声调不仅有平仄之别，还有平分阴阳之异。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是其原英文版Moment in Peking的汉译。最初的译名为《瞬息京华》，郁达夫译为现名。周汝昌批评《京华烟云》的译者，不懂汉语语音特点，把原译《瞬息京华》的“仄仄平平”（古音），改成四字皆平的《京华烟云》。对两个译名优劣，吴洁敏曾在学生中进行过测听，结果85％以上的人认为“京华烟云”比“瞬息京华”好听。为什么“四平”连贯的听感，优于“仄仄平平”，吴先生发现这四个平声音节的调序是：jīnɡ－huá－yān－yún(阴－阳－阴－阳），而普通话“瞬息京华”的调序是：shùn－xī－jīnɡ－huá（去－阴－阴－阳）（2001：201～204）。从组合的整体看，前者声韵组合开口度大，阴阳相间，语声铿锵荡漾，收尾音“n”的循环，又助长了同声相应的效果；后者的声韵组合，开口度小，舌位高，声段局促、紊细，尽泄“世事沧桑”之叹，从话语的整体意义上看，“瞬息京华”更贴紧作者的原意。
综观汉语的音乐性，可以用一、二、四来概括，即单音节、二音步（两个音节）、四声调。这点，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发现：每一个节奏单位的音节数目相当、语流里的韵律和平仄交替是汉语的控制因素（1985：205）。他断言：“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1985：201）。
二、示义的描摹性
对于汉语在示义上的特点，与其说它是认知与表达客观事物的工具，莫不如说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规定与揭示未知真理的方式。西语是从假设概念出发，用演绎推理的方式论证事理；而汉语则是从具象性的直觉概念出发，调动语用者身心的知、情、意整体来体悟，用暗示的方式隐喻事物的真谛。徐通锵认为这种异于西语的论证方式，集中体现在“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上（1997：47～50）。“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的核心是“象”。“象”源于特定的客观现实，通过联想将本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可见，“象”既是比类的结果，又是另一比类的桥梁。之所以如此，是由汉语固有的特质所规约，汉语从其产生伊始，就缺少印欧语那种严整的时态、语态、语气和体式等形式标记。无标记并不等于没有这些范畴，汉语是采取了潜隐的方式，将这一切都消解在“不言”的“意脉”之中。人既然有气脉、血脉，文也就自然有“文气”、“文脉”，而这二脉是由“意脉”统摄之。意脉统贯于话语的始终，由音象、义象和序象所支撑，任何话语都是如此。以具体的“象”来表述抽象的“理”，是汉语示义的描摹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这种描摹性显现于汉语的各个平面上，既存在于语言体系的成分，又表现于话语语流的各种关系，更广泛潜散在语用的各种模式上。完全可以说，这是民族思维方式之质，融解于语用本体之术，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减少事理的抽象，凸现具象的描述，凝练而成的汉语自身的描摹性特征。这种描摹性特征表现最典型的是汉语的音象、序象和汉字，它们均以“以象表义”的功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基。
1.音义同构的理据性
音与义的关系一向为语言研究者所关注。是理据，还是约定？这是语言研究者研究伊始就须回答的问题。汉语的“因声求义”论当属理据派，此传统肇始于刘熙《释名》，逮清乾嘉时代得以昌明。西学移入后，音义理据说渐趋式微，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得益于学术环境的宽松而复萌。按因声求义的原则，汉语不仅语句成象，音也成象，也就是语音描摹了现实。对于这种以音摹义现象，在汉语中并不难发现。如双唇音〔m〕，由于发音时双唇闭合，声从鼻腔泄出，途经一道“漫长”而“黑暗”的通道，故由〔m〕组成的大部分成词音节，均有“黑暗”“埋没”义。例如埋、没、蒙、幕、墓、暮、眠、霾、漫、瞒、盲、茫、墨、默等，计有几十个。同理，“缺水之义”其声母多为〔k〕〔k’〕〔x〕。人缺水为“渴”〔k’〕，江河缺水为“涸”〔xv〕，木缺水为“枯”〔k’u〕（王力1982：133～134）。〔k〕〔k’〕〔x〕均为舌根音，人渴则先感觉于舌，所谓舌干口燥，渴大则延及舌根。可见，上述事实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正是从语音平面反映了汉语的描摹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人的思维模式反观“以音摹义”现象，对此辜正坤提出了“汉语音义阴阳同构律”。辜氏从音象分析了意义上的阴阳、级阶对立的发音依据，指出汉语中大量的字词的发音与其所代表的含义具有某种心理－生理－物理方式的契合。认为凡意义相对昂扬奋发、时空关系及含义指向都显现为扩展型的字词，其读音多响亮、厚壮，双唇发音时的开口度都相对较大，此类音为阳性音。如李白《关山月》中的天、山、苍、茫、海、间、长、万、关等。反之，凡意思相对收缩、压抑、呈负向退降的字词，其读音多沉钝、拘谨，发音时双唇开口度都相对较小，此类音为阴性音。如李清照《声声慢》中共有97个字，其中阴性字就有76个。尤其是［i］音的显赫地位，更强化了低沉压抑、促迫愁苦的意绪。（辜正坤2004：107～108）对于语声的音象特征，世界上语言研究的古老传统（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都肇始于此。不仅音节成象，语流中的节奏和旋律也具有音象功能。汉语线性序列呈现出的疏铿锵激越，崇舒缓婉约的阴性旋律，是国人哲学观念、思维定势的折射。汉语音义同构还借助于汉字显现于“形”，音节的离散性恰好与汉字个体图式相谐，这种形、音、义一体的汉字是汉语本质特征所铸就，由此也就决定了汉字永远舍弃拼音化道路选择的内在理据。
2.喻义的独特性
用喻的手段来言事说理，是人类言语交际的普遍规律，其本质是人类为解脱语言的“空缺和贫乏”而采用的一种方式或策略，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比较，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已知事物的某些特征去表达暂时还难以表达的概念，以便破解那些已活跃在思维里“神秘”的、难以言状的东西，以譬形况义的描摹是其基本的运行特征。汉语与西语之“独特”在于：喻不仅生存于动态语用中，更广泛存在于静态语言体系里。其方式之众、频率之高，是其他语言所难以企及的。正如宋陈骙《文则》里所言：“《易》之有象，以尽其义；《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首先在词的合成上，汉语以双音节为准，以满足韵律上节奏需要为目标；英语的合成词多以派生构成（据统计约占合成词总数的90%），以维系形态变化为指归。为此，英语具有十分发达的前后缀系统，而汉语则相反，绝大多数是以“喻合”的方式构成的复合词。在这些词的整体意象中，都或深或浅地印记着其组成部分的潜影。如烟霞、雷同、电脑、轨迹、玉帝、鬼魂、贪污、腐败、双规等等，至于三音节、四音节词则更俯拾皆是。对于这种“喻合”现象，苏新春（1997）认为与汉字的会意字构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产生于共同的生成机制。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拼合成一个新的“象形群”，如：牧，由“牛”“鞭”“手”三个意象合成，示人手、执杖、鞭牛。牛代表牲畜，故示放牧之义。这种“以形喻义”的描摹方式，是汉语复合词构成的主要手段。
其次，汉语的量词可自成一类，且相当丰富，是一极为特殊的成分，郭绍虞认为是“汉语所独”(1979：288)。我想“独”就“独”在其借形喻义的描摹性特征上。何杰从封闭的角度对汉语量词进行了穷尽式扫描，得789个，其中常用的600多个（2001：154）。她分别从“比类取象”“援物取象”“联想取象”三个角度，较为深入地考察了汉语量词的理据，凸显了汉语量词借形喻义的特征。《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北京语言学院编)从词次在4～20184之间的词汇中，共检录出量词108个，熊文华从中集录出28个使用高频率的。其中“个”最高，为0.91175%，“堆”最低，为0.01708％（1997：200）。需要讨论的是，“万能”量词“个”和何氏的76例形体量词，抑或是以象取义。“个”在古汉语中与“箇、介、個”通，最初用以计量竹子。许慎认为“箇或作个，半竹也。”段注云：“竝则为竹，单则为个。”可见，“个”仍是以象表义。所谓“形体量词”源于陈望道(1980：531)，专指那些凭借器皿称量的词，赵元任称为容器量词(1968：601～602)。如：一桶水、一盆糨糊、一锅粥。这些量词本质上仍是以象摹义，只是与“一脸晦气、一团乱麻、一伙贪官”等其他量词，在描摹方式上有别而已。由此可见，汉语的量词无论从发生学或语用心理角度看，本质上都是一种隐喻。
3.话语的关系摹象
汉语以象摹义不仅存在于静态的体系里，更广泛地存在于动态的话语中。修辞中的主要修辞格，差不多都具有摹象功能。语用中的摹象，不是杂乱无序，而具有明显的规律可循。Peirce（1932) 在确定“语言中成素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的顺序”的描摹性（iconicity）原则时，提出了肖像描摹（iconic image）和图像描摹（iconic diagram）两种类型（参见Haiman1985）。Haiman（1985）将前者释为“成分”描摹，后者为“关系”描摹。戴浩一(1985，1989)等曾以Peirce的临摹性原则对汉语作了阐释，提出了汉语异于西语的是时间顺序原则和整体部分原则（1994：187～212）。汉语线性序列的语义流向中，顺序原则无处不在，确是遵循了空间上的大小律，时间上的先后律，心理上的重轻律和事理上的因果律（潘文国2002a：258～273）。刘宓庆归纳了五律：时序律、范围律、主客律、表里律和因果律（1992：156～166）。汉语书信的地址是先整体后部分，时间顺序是先年月日后时分秒，而英语则几乎相反。时间的顺序表达，实质是以空间表达为基础，这种先整体后部分的原则是汉文化的镜像直射。汉语姓名是姓先名后（因为“姓”是属于宗族的），“国家”是先国后家，意义上是“有国无家”。言语里随处可见的“先官后民，先上后下，先长后幼，先尊后卑”等，都无不深深地烙着“整体部分”的伦理等级印记。
语流中的语气也是一种序象，它是因组合中各成分间的关系而发生的。语气为汉语和西语所共有，但在表达方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西语多以形态为主轴，辅之以虚词。而汉语则不然，靠停延和助词。助词，马建忠在《马氏文通》（1898）里讲是“华文所独”（1983：323）。他所讲的助词实际上是指语气助词，后来人们在讲汉语的特点时，把华文所独的语气助词扩大到所有的虚词，于是就推导出“虚词为汉语所独”。何谓虚词，至今人们仍见仁见智。 《虚词历时词典》（何金松1994）里，收单音虚词702个，《虚词诂林》（谢纪锋1993）收集了639个单字，侯学超编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1998）精辑了1026条。所以笼统地讲虚词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类词，是不确切的。词分虚实中西语言都有，汉语与其他语言所不同的是，汉语虚词里的助词类，则是汉语所独，而为其他语言所无（日语的粘着形式，则另作别论）。古代有“兮”“之”“哉”“也”，现代有“的”“了”“呢”等。“兮”在楚辞里几乎句句皆有，是楚辞的形式特征之一。“兮”作为语助始于《诗》，鼎盛于《骚》，其在句中的位置也由句尾跃到句中，主要作用是表声气、情态，例：“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 “了”“呢 ”“吧”等是现代汉语里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气词，其作用都不是单一的。如：“我在这儿住了五年了。”“我都得了两次奖了！”两个句子中的四个“了”，句尾两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语气作用，句中的虽然标示时态，然也有一定的语气功能。为了协调音节和节奏，以保“声气”和谐，汉语备有发声、语间和收声的形式多样的助词，以供多变的语流随时驱使，这些确都是“华语所独”。
三、组合的伸缩性
对于汉语在组合上的特征，郭绍虞在1938年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从音节和节奏的角度提出汉语语词间的伸缩机制——弹性。嗣后王力又提出“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有弹性的。唯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是以达意为主。”（1944：197）此后，人们将达意为主，概括为汉语重“意合”，西语重“形合”。刘宓庆（1992）对“意合”与“形合”进行了多次论述，归结为英语组合为“显性”，汉语为“隐性”。史有为又演化为西语是“刚性”，汉语是“柔性”。这些论述集中说明一点，那就是汉语在组合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我们这里统称为“伸缩性”。郭氏从语词的伸缩、分合、变化、颠倒四个方面剖析了汉语的弹性（1979），其实，这一特征既显现于复合词、词组和句子的构成上，也显现于语段和篇章的组合中。汉语语流运行之所以以“软”“柔”“隐”为宗，究其根本，就在于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其组合的基本粒子，即基本的表意单位。而这个意义单位，显形于“字”。其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关系一经确定，就成为一个简洁灵活的独立个体。既没有像西语那样随句而变的“形”，也没有随组合而动的“音”。这种无“形变”与“音变”约束的单位，天然地赋予汉语的“字”既无特定类属的管辖，又无结构规则的制约，可以“随机应变”“独来独往”，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能伸能缩、可前可后的结构功能，从古至今，这种灵活善变的伸缩性（elasticity）一直在延续。（丁金国1996：16）
1.虚词的有无与增减
在以“神”御“形”统摄下，以适应语流的声气顺畅为准则，灵活、能动地支配语言体系中的大小单位，表现为语流中的语词可自由的隐、现、潜、浮。如《孙子·谋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只有一个虚词“而”，并且可隐去。潘文国将该语段潜隐的联结形式都增补出来（2002b：335）：“（若）知己（又）知彼，（则）（虽）百战（而）不殆；（若）不知彼而知己，（则）（将）一胜（及）一负；（若）不知彼（又）不知己，（则）每战（将）必殆。”括号中的成分都是“无中生有”。值得注意的是，增补后的语段语义没变，增补原量三分之一联结形式的结果，是引起了风格的变化。当然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倘若）知己（而且）（又能）知彼，（那么）（虽经）百战（绝然）不殆；（倘若）不知彼（而能）知己，（那么）（将是）一胜（和）一负；（倘若）（既）不知彼（又）不知己，（那么）每战（都将）必殆。”语符增加到56个，超出了原语段的28个的一倍，但语义没变，风格同上，只是声气发生了改变。这种保持语义原态，仅靠虚词的自如增减来控制声气的变化，恐怕只有汉语能做到。
2.语句的颠倒与聚散
“以神摄形”的语用机制，给了语用者以极大的自由，只要定住“神”，“形”则可沿着汉语天籁的节奏，随心所欲地被驱使。如《诗经·齐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召之。”“颠倒衣裳”四个单位中，“颠倒”既然可以分而伸之为“倒之颠之”，那么“衣裳”也就可以伸而分之为“衣之裳之”和“裳之衣之”。当然“颠倒衣裳”，也自然可变成“衣裳颠倒”“倒颠衣裳”。应该说这种灵活性，足以使西人瞠目结舌。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由刀耕火耨跨入信息时代，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汉语的这种灵活性竟不仅丝毫未减，反而“变本加厉”。随处可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难分，难分真假”，真是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
语流像儿童玩积木一样，语词可任意地被拆卸与组装。当代女作家徐坤在她的小说《先锋》中，对“主义”“先锋’二词的活用可见一斑：“这也先锋，那也先锋，都先了锋，还先什么锋！……成批的‘主义’也进了口。据不完全统计，那一年批发零售的主义共有：人道主义，狗道主义十三种之多……大张旗鼓主了一阵子义之后，一点儿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什么主义都主不了义，什么先锋都先不了锋。让我们顶多也就先个锋得了，别再主义行不行？……主不主义都是由我们鼓噪着呢。说你主，你就能主。都先锋起来了，还能不主一种义？如今人们都在主义，你不主义也没道理。”人们不难发现，这种信手拆卸组装、颠倒正反的语义组接，在声气中达到了完全无拘无束的程度。西方的任何语言理论，面对如此语用现象，都只能望“语”兴叹。
3.话语的伸缩与重组
以单音节为基本粒子的汉语，为个体成分自由组合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个体在组成流动话语时，由于摆脱了形态的束缚，在“意脉”和“声气”的贯通下，尽可以“义”制“势”地自如运作，或顺行“顶针串锦”，或逆行“回文联珠”。有人将“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十个字，通过顺倒组成一首七言诗：“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这首七言诗，顺行、逆行都依然成篇。当然，我们也可以重组为：“日日日长长，风风风凉凉。夏日碧水，风凉水动碧莲香。”还可有：“夏日，日长。凉凉风，水动碧莲香。”或：“夏，日长，水动，风凉，碧莲香。”这种随“神”循“气”的运行，也只有汉语了。
语词的重叠也是汉语的一“独”，多数的动词、形容词、量词、部分名词和副词都可以重叠。“叠”通常是单音节变为复音节，也可三叠、四叠，甚至更多的“叠”连缀成句。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放翁《钗头凤》里的“错错错，莫莫莫”都是力证。这种借“叠”的弹性作用来抒情表意，在语流中极大地强化了语气，调节了韵律节奏。
4.语流运行的二元对应
汉语中能动、灵活的弹性绝非是毫无约束，而是在“二元对应”序象的制导下运行。所谓“二元对应”是指语流中前后结构的呼应与连接现象而言，如“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申小龙将这种两两成对，句意上互为映衬，节律上互为依存的序象称为“耦合”现象（1995：143）。钱冠连称其为“二元本位语篇结构”,认为是汉语视觉文化的典型压缩（2003：223,273）。我们认为二元对应表达格式，其含义超出了语法的内涵，是话语结构的骨架和意脉流动的模型。可视为序象的基本生存单位，是汉语“平衡表述机制”的底层。从复合词的构成、语词的组合、句间的组接到话语整篇的连贯，都无处不在。如：“原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今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古华《芙蓉镇》）
再如韩愈《原毁》中的：
A.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Aa。重以周，故不怠Ab；轻以约，故人乐为Ac。
B.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Ba。详，故人难于为善Bb；廉，故自取也少Bc。
句群中的大句A与B对应，在A、B内部，Ab与Ac，Bb与Bc又分别对应。这种连环对应，体现了汉语语用者之间的一种语用默契，代表了方法论上“互文见义”的暗示机理，充分展示了汉语“对偶”结构在声气中的逻辑脉络，是中国阴阳哲学“无独有偶”的极致。这些都足以说明我们的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和对意念的表述方式，再次证明洪堡特的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2004：52）。
参考文献
Chao, Yuen Ren. A Grammar ofSpoken Chinesepp.601～60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Jespersen, 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1954,p.401.
Quirik，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London：Longman
Whorf,B.L.1941. Language and Logic.in Carroll ,J.B. (ed.)1956. 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iamin Lee Whorf [C].pp.233-245,Cambridge: CUP.
Haiman，J.，1985，Natural styntax:Iconicity in Language，Cambridge:CUP.
陈望道《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戴浩一《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语法刍议》，《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1996
丁金国《汉英对比研究中的理论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
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郭绍虞《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照陋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
何金松《虚词历时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
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吕叔湘《汉词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84
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a
潘文国《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b
启功《文言文中“句”、“词”的一些现象》，《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2005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2003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商务印书馆，1985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苏新春《当代中国词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苏新春《论会意字与复合词的共同生成机制》，《词义文化的钩沉探赜》，广州出版社，1997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44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谢纪锋《虚词诂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邢公畹《现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熊文华《汉英应用对比概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吴洁敏、朱宏达《汉语节律学》，语文出版社，2001
姚小平《管子语言观略说》，《语言研究》第25卷第3期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
（通讯地址：264005烟台大学中文系，作者为教授）
对于汉语的特质，中国语言学史上许多方家都曾谈论过，既有长篇巨著，也不乏点睛式的睿言隽语。郭绍虞(1938/1985：73)、王力(1944：197）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先后提出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后来又有人提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西语是“语法型语言”（徐通锵1993，1997），汉语是“强意象语言”，西语为“强法则语言”（戴昭铭1996：62～64）。论者都试图跳出西方理论窠臼的束缚，发掘汉语结构深层的脉络。作系统研究者，有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申小龙的《语文的阐释》（1991）和徐通锵的《语言论》（1997）。徐氏所论，意在为汉语语言学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以揭开汉语的真实面目，而这个框架构建的核心理论是“字”本位。申氏的阐释是借助于对汉语文史哲的通约性反观汉语构建的特点，意在寻找“与汉语人文性相适应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郭氏意在从汉语的应用出发，构建一个汉语应用理论体系。由于理论研究紧贴语用实际，从而较全面地触摸到了汉语的本质特征。令人振奋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外语学界涌现出一批潜心钻研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语言学著作的学者。由于他们谙熟外语，又精于汉语经典，因此，从对比中所凸显出来的汉语特征，常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方家的论述尽管角度不同，切入点各异，但结论却是“殊途同归”。认为奠基于天人、物我、内外合一哲学基础上的直觉整体思维，从发生伊始就与汉语言文字互塑互动，天然地孕乳了汉语从基础单位到话语流动的具象性本质。德国哲人洪堡特早在二百年前，就敏锐地发现：汉语将所有的语法形式的功能赋予了“意念运作”（the work of mind），以及用为数不多的虚词和语序来联结意义（connect the sense）。他认为：正是因为汉语语法形式的阙如，从而使汉民族的心智结构得以特殊发展，以补偿语言形式上的欠缺。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汉语高雅的形式美。（参见刘宓庆2001：166）所以说“象喻”既是国人思维的固有模式，也是汉语的本质在具体运行中的外显形态。因此，在对汉语本质的思考探索中，抓住了“象”，就抓住了研究的核心。下面拟从语声的音乐性，示义的描摹性，组合的伸缩性等音、义、规则诸方面考察一下“象”的分布及其运作特征。
一、语声的音乐性
与其他语言比较汉语之所以更富音乐性，在于其以单音节为基础所凸显的元音优势和平仄相间所构成的旋律起伏。单音节既是汉语结构体系的基础，又是语流中自由运作的枢纽，正是这个单音节，才使语用者得以游刃有余地在语流中进行单双音节的组合，利用语声的长短、高低、轻重、徐疾的对比，构成周期性的和谐运动旋律。
1.音节的自足性与乐音优势
汉语音节与西语音节的突出区别点在于汉语音节具有自足编码的功能（徐通锵1997），其初始就偏重于有理据的音义同构。正如徐通锵所讲，汉语的基础结构是“1”，其组配规律是：
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
1个音节＝1个音段×1个声调
1个音段＝1个声母× 1个韵母
1个韵母＝1个（韵头）×1个韵脚
1个韵脚＝1个韵腹×1个（韵尾）
这个以音节为实体的“1”是汉语的基本单位，其内部结构的模型，邢公畹（1992：37～38）归纳为11类，笔者认为应是12类（1996：17）：
（1） V2T（2）V1V2T（3） V2V3T
（4）V1V2V3T（5）V2C2T（6） V1V2C2T
（7） CV2T（8） CV1V2T（9） CV2V3T
（10） CV1V2V3T（11） CV1V2C2T（12）CV2C2T
其中C（consonant）：声母，C2：辅音韵尾，V1（vowel）：韵头，V2：韵腹，V3：韵尾，T（tone）：声调。
由上可清楚看出，汉语的音节是由声、韵、调三部分组成。其内部构件最少是一个（V2），至多四个音位，这样简单、整齐的自足编码单位是任何语言所没有的。辅音主要出现在声母位置，且都是单辅音，韵母由元音构成，少者一个，最多三个，只有n，g两个乐音性极强的浊鼻辅音，可分别充当韵尾，可见元音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乐音成分的广泛分布是汉语音乐性形成的基石。而英语的音节构成，最多可有八个音，其结构模式有说几十种，也有说几百种。如果说汉语音节结构以元音优势为其主要特点，那么英语几乎是相反，除了极少数词以元音独自构成音节外，辅音却是必不可少的。汉语音节配列的极限是CVC，英语则有CCCVCCC（strengths /stre?覧θs/）或CCCVCCCC（scrambles /skr?覸mblz/）（丁金国1996：17）。汉语在整个音节结构之上，还有由音高为主所构成的声调所修饰，从而使音节在语流中呈现出高低升降、抑扬顿挫的节奏。汉语音节之所以有此美的特质，潘文国（2002ɑ：153）从音理上进行过剖析认为汉语在音韵动力上区别于西语，汉语音节内部的成员间，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超浓缩力，各个音的联结几乎是胶着式的，一经合成，就凝结为一体；之于音节间的关系，则界限分明，显示出明显的离散力，不像西语那样存在着的鲜明的“连读”现象。音节外部的离散力，强化了汉语音节的孤立性，与汉字的个体图式恰好相谐。可见，汉字的这种形、音、义一体是汉语的本质特征所铸就，从而注定了汉字永远也走不了拼音化的道路。
2.整齐、匀称的节奏
自足编码的音义同构，使音节在汉语中具有极强的能动作用，它可以是一个语素，也可以是一个词；同一个音节，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在单音节基础上，可以“1＋1”组成一个新的“1”（双音节词）。双音节词的出现和发展，使话语的组合样式更加丰富多彩，语流中单双音节的配合，从而构成整齐、对称的各种节奏，进一步增强了汉语的音乐性。在汉语语流的节奏里，因四声的调节作用，不仅有长短的搭配和轻重的交替，更重要的是有高低的谐和，由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奏。节奏是人的生理、心理和自然界运动的普遍法则，语言自然也莫能外。一切可以在时间的序列里延伸的话语，都存在着周期性的节奏变化，只是因其组成单位的性质和组合规则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节奏的基本单位是音步（即节拍），最大的单位是节奏群。汉语音步通常是由两个音节构成，因文体或语气的需要，构成音步的音节数也会有别，但双音节是核心。节奏群的大小是由语速、发音生理和民族心理习惯决定的。英语的节奏群最大可容八个音步，一般是五个；而汉语最大是四个音步，只能少，不能多（启功2005：59），一般是两个或三个。为什么汉语只能容“四”，不是“五”，主要是汉语音节间的孤立性所使然。四音步一“乐句”是建立在1＋1/1＋1//1＋1/1＋1之上，其内在的核心是“2”。两个音节组成一个音步，两个音步组成一个节奏点（气群），两个节奏点组成一个节奏群，实际上一个音句仍是由两个音步组成。汉语的天籁节奏是以“2”为基底，配之于“1”，构成“2＋2＋1”或“2＋2＋2＋1”的基本模型。组成音步的音节数可增减，但各音步的时值大致相当。韵文是这样，散文亦如此，凡单音节或三音节以上为一个音步时，凭借节奏群内部各音步的时长来调节，以保持线性序列中的节奏平稳。如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
“我喜欢北京的秋”“空气中有许多尘”这类留学生句，听起来之所以别扭，就是因为它违背了汉语节奏的匀称、平稳规则。汉语双音步的四言格式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汉语节奏的平稳、均衡。之于三音节，语流中因其平稳性差，或将其扩展为四音节，如“日月星（辰）”“桌椅（板）凳”、“短兵（相）接”（括号内的成分是冗余的）。或用增补的办法，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三音节并行组排，以求节奏的匀称、平稳，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去掉哪一个三音节，都会使句子失去平衡。可见，汉语的音律重于意义，为了求得“语脉”的流畅，有时宁可牺牲逻辑和语义（郭绍虞1979：250）。例如“风吹草低见牛羊”，语流中的自然节拍是2+2+2+1，而在逻辑语义上则应是2+2+1+2。
3.回环、抑扬的旋律
如果说音节、音步是静态的语言事实，那么节奏、节奏点和节奏群则是动态语流上的问题，汉语语流不仅有形式上的整齐与参差、匀称与错落的匹配，而且还有抑扬回环的伴随，然而在多数情况下，都未被语用者所意识。现代汉语节奏运行的规则是以双音节为主，间之以单音节。“2”是稳定的重心，是汉语韵律的润滑轴，但其控制因素是声调。声调的静态值具有相对性，在语音链上因相互影响而发生谐变。在音节、音步、节奏点、节奏群各个层次上，为适应不同的句调、语调的需要，都会发生与之相谐的变化。谐变当然不是无规律的，既受语声过程中生理、心理的调控，又受语义和韵律的节制。吴洁敏把节奏群中的各种变化，归纳为七种形式：音顿律、平仄律、声韵律、长短律、快慢律、轻重律和抑扬律（2001：84～134）。各种律虽都是以各自的运作周期叠套在同一个语流上，但在不同的节奏层次上，各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2001：114～133）。如：①有人靠回忆度日，有人靠想像生活。②有人因独具精神而力量过人，有人因敏于思想而陷于痛苦。③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有了思想。（转引自吴洁敏《汉语节律学》103页）这一大节奏群由①②③抑扬段构成，各抑扬段在语流的延顿、抑扬主轴上，叠套着平仄、长短、轻重、快慢等韵律的回环、复沓，演示着汉语所特有的宫商之妙。对此赵元任（1973）曾精粹地比喻为“小波跟大浪的关系”，认为在起伏的大浪上，仍有许多小浪在波涌。可见，汉语的任何一个句子、句群、段落、篇章，都存在着这种大小相互叠套的“浪”。需要说明的是，汉语特别于其他声调语言，还“特”在调分“平仄”上，是“平仄”在语音链上的组排谐变，汇成了高低、长短、轻重、徐疾的多声部立体旋律。汉语声调不仅有平仄之别，还有平分阴阳之异。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是其原英文版Moment in Peking的汉译。最初的译名为《瞬息京华》，郁达夫译为现名。周汝昌批评《京华烟云》的译者，不懂汉语语音特点，把原译《瞬息京华》的“仄仄平平”（古音），改成四字皆平的《京华烟云》。对两个译名优劣，吴洁敏曾在学生中进行过测听，结果85％以上的人认为“京华烟云”比“瞬息京华”好听。为什么“四平”连贯的听感，优于“仄仄平平”，吴先生发现这四个平声音节的调序是：jīnɡ－huá－yān－yún(阴－阳－阴－阳），而普通话“瞬息京华”的调序是：shùn－xī－jīnɡ－huá（去－阴－阴－阳）（2001：201～204）。从组合的整体看，前者声韵组合开口度大，阴阳相间，语声铿锵荡漾，收尾音“n”的循环，又助长了同声相应的效果；后者的声韵组合，开口度小，舌位高，声段局促、紊细，尽泄“世事沧桑”之叹，从话语的整体意义上看，“瞬息京华”更贴紧作者的原意。
综观汉语的音乐性，可以用一、二、四来概括，即单音节、二音步（两个音节）、四声调。这点，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发现：每一个节奏单位的音节数目相当、语流里的韵律和平仄交替是汉语的控制因素（1985：205）。他断言：“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1985：201）。
二、示义的描摹性
对于汉语在示义上的特点，与其说它是认知与表达客观事物的工具，莫不如说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规定与揭示未知真理的方式。西语是从假设概念出发，用演绎推理的方式论证事理；而汉语则是从具象性的直觉概念出发，调动语用者身心的知、情、意整体来体悟，用暗示的方式隐喻事物的真谛。徐通锵认为这种异于西语的论证方式，集中体现在“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上（1997：47～50）。“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的核心是“象”。“象”源于特定的客观现实，通过联想将本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可见，“象”既是比类的结果，又是另一比类的桥梁。之所以如此，是由汉语固有的特质所规约，汉语从其产生伊始，就缺少印欧语那种严整的时态、语态、语气和体式等形式标记。无标记并不等于没有这些范畴，汉语是采取了潜隐的方式，将这一切都消解在“不言”的“意脉”之中。人既然有气脉、血脉，文也就自然有“文气”、“文脉”，而这二脉是由“意脉”统摄之。意脉统贯于话语的始终，由音象、义象和序象所支撑，任何话语都是如此。以具体的“象”来表述抽象的“理”，是汉语示义的描摹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这种描摹性显现于汉语的各个平面上，既存在于语言体系的成分，又表现于话语语流的各种关系，更广泛潜散在语用的各种模式上。完全可以说，这是民族思维方式之质，融解于语用本体之术，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减少事理的抽象，凸现具象的描述，凝练而成的汉语自身的描摹性特征。这种描摹性特征表现最典型的是汉语的音象、序象和汉字，它们均以“以象表义”的功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基。
1.音义同构的理据性
音与义的关系一向为语言研究者所关注。是理据，还是约定？这是语言研究者研究伊始就须回答的问题。汉语的“因声求义”论当属理据派，此传统肇始于刘熙《释名》，逮清乾嘉时代得以昌明。西学移入后，音义理据说渐趋式微，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得益于学术环境的宽松而复萌。按因声求义的原则，汉语不仅语句成象，音也成象，也就是语音描摹了现实。对于这种以音摹义现象，在汉语中并不难发现。如双唇音〔m〕，由于发音时双唇闭合，声从鼻腔泄出，途经一道“漫长”而“黑暗”的通道，故由〔m〕组成的大部分成词音节，均有“黑暗”“埋没”义。例如埋、没、蒙、幕、墓、暮、眠、霾、漫、瞒、盲、茫、墨、默等，计有几十个。同理，“缺水之义”其声母多为〔k〕〔k’〕〔x〕。人缺水为“渴”〔k’〕，江河缺水为“涸”〔xv〕，木缺水为“枯”〔k’u〕（王力1982：133～134）。〔k〕〔k’〕〔x〕均为舌根音，人渴则先感觉于舌，所谓舌干口燥，渴大则延及舌根。可见，上述事实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正是从语音平面反映了汉语的描摹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人的思维模式反观“以音摹义”现象，对此辜正坤提出了“汉语音义阴阳同构律”。辜氏从音象分析了意义上的阴阳、级阶对立的发音依据，指出汉语中大量的字词的发音与其所代表的含义具有某种心理－生理－物理方式的契合。认为凡意义相对昂扬奋发、时空关系及含义指向都显现为扩展型的字词，其读音多响亮、厚壮，双唇发音时的开口度都相对较大，此类音为阳性音。如李白《关山月》中的天、山、苍、茫、海、间、长、万、关等。反之，凡意思相对收缩、压抑、呈负向退降的字词，其读音多沉钝、拘谨，发音时双唇开口度都相对较小，此类音为阴性音。如李清照《声声慢》中共有97个字，其中阴性字就有76个。尤其是［i］音的显赫地位，更强化了低沉压抑、促迫愁苦的意绪。（辜正坤2004：107～108）对于语声的音象特征，世界上语言研究的古老传统（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都肇始于此。不仅音节成象，语流中的节奏和旋律也具有音象功能。汉语线性序列呈现出的疏铿锵激越，崇舒缓婉约的阴性旋律，是国人哲学观念、思维定势的折射。汉语音义同构还借助于汉字显现于“形”，音节的离散性恰好与汉字个体图式相谐，这种形、音、义一体的汉字是汉语本质特征所铸就，由此也就决定了汉字永远舍弃拼音化道路选择的内在理据。
2.喻义的独特性
用喻的手段来言事说理，是人类言语交际的普遍规律，其本质是人类为解脱语言的“空缺和贫乏”而采用的一种方式或策略，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比较，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已知事物的某些特征去表达暂时还难以表达的概念，以便破解那些已活跃在思维里“神秘”的、难以言状的东西，以譬形况义的描摹是其基本的运行特征。汉语与西语之“独特”在于：喻不仅生存于动态语用中，更广泛存在于静态语言体系里。其方式之众、频率之高，是其他语言所难以企及的。正如宋陈骙《文则》里所言：“《易》之有象，以尽其义；《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首先在词的合成上，汉语以双音节为准，以满足韵律上节奏需要为目标；英语的合成词多以派生构成（据统计约占合成词总数的90%），以维系形态变化为指归。为此，英语具有十分发达的前后缀系统，而汉语则相反，绝大多数是以“喻合”的方式构成的复合词。在这些词的整体意象中，都或深或浅地印记着其组成部分的潜影。如烟霞、雷同、电脑、轨迹、玉帝、鬼魂、贪污、腐败、双规等等，至于三音节、四音节词则更俯拾皆是。对于这种“喻合”现象，苏新春（1997）认为与汉字的会意字构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产生于共同的生成机制。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拼合成一个新的“象形群”，如：牧，由“牛”“鞭”“手”三个意象合成，示人手、执杖、鞭牛。牛代表牲畜，故示放牧之义。这种“以形喻义”的描摹方式，是汉语复合词构成的主要手段。
其次，汉语的量词可自成一类，且相当丰富，是一极为特殊的成分，郭绍虞认为是“汉语所独”(1979：288)。我想“独”就“独”在其借形喻义的描摹性特征上。何杰从封闭的角度对汉语量词进行了穷尽式扫描，得789个，其中常用的600多个（2001：154）。她分别从“比类取象”“援物取象”“联想取象”三个角度，较为深入地考察了汉语量词的理据，凸显了汉语量词借形喻义的特征。《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北京语言学院编)从词次在4～20184之间的词汇中，共检录出量词108个，熊文华从中集录出28个使用高频率的。其中“个”最高，为0.91175%，“堆”最低，为0.01708％（1997：200）。需要讨论的是，“万能”量词“个”和何氏的76例形体量词，抑或是以象取义。“个”在古汉语中与“箇、介、個”通，最初用以计量竹子。许慎认为“箇或作个，半竹也。”段注云：“竝则为竹，单则为个。”可见，“个”仍是以象表义。所谓“形体量词”源于陈望道(1980：531)，专指那些凭借器皿称量的词，赵元任称为容器量词(1968：601～602)。如：一桶水、一盆糨糊、一锅粥。这些量词本质上仍是以象摹义，只是与“一脸晦气、一团乱麻、一伙贪官”等其他量词，在描摹方式上有别而已。由此可见，汉语的量词无论从发生学或语用心理角度看，本质上都是一种隐喻。
3.话语的关系摹象
汉语以象摹义不仅存在于静态的体系里，更广泛地存在于动态的话语中。修辞中的主要修辞格，差不多都具有摹象功能。语用中的摹象，不是杂乱无序，而具有明显的规律可循。Peirce（1932) 在确定“语言中成素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的顺序”的描摹性（iconicity）原则时，提出了肖像描摹（iconic image）和图像描摹（iconic diagram）两种类型（参见Haiman1985）。Haiman（1985）将前者释为“成分”描摹，后者为“关系”描摹。戴浩一(1985，1989)等曾以Peirce的临摹性原则对汉语作了阐释，提出了汉语异于西语的是时间顺序原则和整体部分原则（1994：187～212）。汉语线性序列的语义流向中，顺序原则无处不在，确是遵循了空间上的大小律，时间上的先后律，心理上的重轻律和事理上的因果律（潘文国2002a：258～273）。刘宓庆归纳了五律：时序律、范围律、主客律、表里律和因果律（1992：156～166）。汉语书信的地址是先整体后部分，时间顺序是先年月日后时分秒，而英语则几乎相反。时间的顺序表达，实质是以空间表达为基础，这种先整体后部分的原则是汉文化的镜像直射。汉语姓名是姓先名后（因为“姓”是属于宗族的），“国家”是先国后家，意义上是“有国无家”。言语里随处可见的“先官后民，先上后下，先长后幼，先尊后卑”等，都无不深深地烙着“整体部分”的伦理等级印记。
语流中的语气也是一种序象，它是因组合中各成分间的关系而发生的。语气为汉语和西语所共有，但在表达方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西语多以形态为主轴，辅之以虚词。而汉语则不然，靠停延和助词。助词，马建忠在《马氏文通》（1898）里讲是“华文所独”（1983：323）。他所讲的助词实际上是指语气助词，后来人们在讲汉语的特点时，把华文所独的语气助词扩大到所有的虚词，于是就推导出“虚词为汉语所独”。何谓虚词，至今人们仍见仁见智。 《虚词历时词典》（何金松1994）里，收单音虚词702个，《虚词诂林》（谢纪锋1993）收集了639个单字，侯学超编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1998）精辑了1026条。所以笼统地讲虚词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类词，是不确切的。词分虚实中西语言都有，汉语与其他语言所不同的是，汉语虚词里的助词类，则是汉语所独，而为其他语言所无（日语的粘着形式，则另作别论）。古代有“兮”“之”“哉”“也”，现代有“的”“了”“呢”等。“兮”在楚辞里几乎句句皆有，是楚辞的形式特征之一。“兮”作为语助始于《诗》，鼎盛于《骚》，其在句中的位置也由句尾跃到句中，主要作用是表声气、情态，例：“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 “了”“呢 ”“吧”等是现代汉语里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气词，其作用都不是单一的。如：“我在这儿住了五年了。”“我都得了两次奖了！”两个句子中的四个“了”，句尾两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语气作用，句中的虽然标示时态，然也有一定的语气功能。为了协调音节和节奏，以保“声气”和谐，汉语备有发声、语间和收声的形式多样的助词，以供多变的语流随时驱使，这些确都是“华语所独”。
三、组合的伸缩性
对于汉语在组合上的特征，郭绍虞在1938年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从音节和节奏的角度提出汉语语词间的伸缩机制——弹性。嗣后王力又提出“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有弹性的。唯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是以达意为主。”（1944：197）此后，人们将达意为主，概括为汉语重“意合”，西语重“形合”。刘宓庆（1992）对“意合”与“形合”进行了多次论述，归结为英语组合为“显性”，汉语为“隐性”。史有为又演化为西语是“刚性”，汉语是“柔性”。这些论述集中说明一点，那就是汉语在组合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我们这里统称为“伸缩性”。郭氏从语词的伸缩、分合、变化、颠倒四个方面剖析了汉语的弹性（1979），其实，这一特征既显现于复合词、词组和句子的构成上，也显现于语段和篇章的组合中。汉语语流运行之所以以“软”“柔”“隐”为宗，究其根本，就在于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其组合的基本粒子，即基本的表意单位。而这个意义单位，显形于“字”。其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关系一经确定，就成为一个简洁灵活的独立个体。既没有像西语那样随句而变的“形”，也没有随组合而动的“音”。这种无“形变”与“音变”约束的单位，天然地赋予汉语的“字”既无特定类属的管辖，又无结构规则的制约，可以“随机应变”“独来独往”，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能伸能缩、可前可后的结构功能，从古至今，这种灵活善变的伸缩性（elasticity）一直在延续。（丁金国1996：16）
1.虚词的有无与增减
在以“神”御“形”统摄下，以适应语流的声气顺畅为准则，灵活、能动地支配语言体系中的大小单位，表现为语流中的语词可自由的隐、现、潜、浮。如《孙子·谋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只有一个虚词“而”，并且可隐去。潘文国将该语段潜隐的联结形式都增补出来（2002b：335）：“（若）知己（又）知彼，（则）（虽）百战（而）不殆；（若）不知彼而知己，（则）（将）一胜（及）一负；（若）不知彼（又）不知己，（则）每战（将）必殆。”括号中的成分都是“无中生有”。值得注意的是，增补后的语段语义没变，增补原量三分之一联结形式的结果，是引起了风格的变化。当然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倘若）知己（而且）（又能）知彼，（那么）（虽经）百战（绝然）不殆；（倘若）不知彼（而能）知己，（那么）（将是）一胜（和）一负；（倘若）（既）不知彼（又）不知己，（那么）每战（都将）必殆。”语符增加到56个，超出了原语段的28个的一倍，但语义没变，风格同上，只是声气发生了改变。这种保持语义原态，仅靠虚词的自如增减来控制声气的变化，恐怕只有汉语能做到。
2.语句的颠倒与聚散
“以神摄形”的语用机制，给了语用者以极大的自由，只要定住“神”，“形”则可沿着汉语天籁的节奏，随心所欲地被驱使。如《诗经·齐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召之。”“颠倒衣裳”四个单位中，“颠倒”既然可以分而伸之为“倒之颠之”，那么“衣裳”也就可以伸而分之为“衣之裳之”和“裳之衣之”。当然“颠倒衣裳”，也自然可变成“衣裳颠倒”“倒颠衣裳”。应该说这种灵活性，足以使西人瞠目结舌。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由刀耕火耨跨入信息时代，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汉语的这种灵活性竟不仅丝毫未减，反而“变本加厉”。随处可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难分，难分真假”，真是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
语流像儿童玩积木一样，语词可任意地被拆卸与组装。当代女作家徐坤在她的小说《先锋》中，对“主义”“先锋’二词的活用可见一斑：“这也先锋，那也先锋，都先了锋，还先什么锋！……成批的‘主义’也进了口。据不完全统计，那一年批发零售的主义共有：人道主义，狗道主义十三种之多……大张旗鼓主了一阵子义之后，一点儿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什么主义都主不了义，什么先锋都先不了锋。让我们顶多也就先个锋得了，别再主义行不行？……主不主义都是由我们鼓噪着呢。说你主，你就能主。都先锋起来了，还能不主一种义？如今人们都在主义，你不主义也没道理。”人们不难发现，这种信手拆卸组装、颠倒正反的语义组接，在声气中达到了完全无拘无束的程度。西方的任何语言理论，面对如此语用现象，都只能望“语”兴叹。
3.话语的伸缩与重组
以单音节为基本粒子的汉语，为个体成分自由组合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个体在组成流动话语时，由于摆脱了形态的束缚，在“意脉”和“声气”的贯通下，尽可以“义”制“势”地自如运作，或顺行“顶针串锦”，或逆行“回文联珠”。有人将“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十个字，通过顺倒组成一首七言诗：“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这首七言诗，顺行、逆行都依然成篇。当然，我们也可以重组为：“日日日长长，风风风凉凉。夏日碧水，风凉水动碧莲香。”还可有：“夏日，日长。凉凉风，水动碧莲香。”或：“夏，日长，水动，风凉，碧莲香。”这种随“神”循“气”的运行，也只有汉语了。
语词的重叠也是汉语的一“独”，多数的动词、形容词、量词、部分名词和副词都可以重叠。“叠”通常是单音节变为复音节，也可三叠、四叠，甚至更多的“叠”连缀成句。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放翁《钗头凤》里的“错错错，莫莫莫”都是力证。这种借“叠”的弹性作用来抒情表意，在语流中极大地强化了语气，调节了韵律节奏。
4.语流运行的二元对应
汉语中能动、灵活的弹性绝非是毫无约束，而是在“二元对应”序象的制导下运行。所谓“二元对应”是指语流中前后结构的呼应与连接现象而言，如“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申小龙将这种两两成对，句意上互为映衬，节律上互为依存的序象称为“耦合”现象（1995：143）。钱冠连称其为“二元本位语篇结构”,认为是汉语视觉文化的典型压缩（2003：223,273）。我们认为二元对应表达格式，其含义超出了语法的内涵，是话语结构的骨架和意脉流动的模型。可视为序象的基本生存单位，是汉语“平衡表述机制”的底层。从复合词的构成、语词的组合、句间的组接到话语整篇的连贯，都无处不在。如：“原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今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古华《芙蓉镇》）
再如韩愈《原毁》中的：
A.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Aa。重以周，故不怠Ab；轻以约，故人乐为Ac。
B.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Ba。详，故人难于为善Bb；廉，故自取也少Bc。
句群中的大句A与B对应，在A、B内部，Ab与Ac，Bb与Bc又分别对应。这种连环对应，体现了汉语语用者之间的一种语用默契，代表了方法论上“互文见义”的暗示机理，充分展示了汉语“对偶”结构在声气中的逻辑脉络，是中国阴阳哲学“无独有偶”的极致。这些都足以说明我们的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和对意念的表述方式，再次证明洪堡特的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2004：52）。
参考文献
Chao, Yuen Ren. A Grammar ofSpoken Chinesepp.601～60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Jespersen, 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1954,p.401.
Quirik，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London：Longman
Whorf,B.L.1941. Language and Logic.in Carroll ,J.B. (ed.)1956. 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iamin Lee Whorf [C].pp.233-245,Cambridge: CUP.
Haiman，J.，1985，Natural styntax:Iconicity in Language，Cambridge:CUP.
陈望道《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戴浩一《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语法刍议》，《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1996
丁金国《汉英对比研究中的理论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
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郭绍虞《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照陋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
何金松《虚词历时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
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吕叔湘《汉词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84
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a
潘文国《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b
启功《文言文中“句”、“词”的一些现象》，《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2005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2003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商务印书馆，1985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苏新春《当代中国词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苏新春《论会意字与复合词的共同生成机制》，《词义文化的钩沉探赜》，广州出版社，1997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44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谢纪锋《虚词诂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邢公畹《现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熊文华《汉英应用对比概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吴洁敏、朱宏达《汉语节律学》，语文出版社，2001
姚小平《管子语言观略说》，《语言研究》第25卷第3期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
（通讯地址：264005烟台大学中文系，作者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