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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题为“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的消息被各大网站竞相转载，“行政事务缠身的官员怎么有精力做973呢？”某高校理工科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其实，早在5年前，退休高官进入高校执鞭的现象频发，曾发起人们对现实版本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思考。官员与学者这两个身份如何完美结合？他们的跨界演出能否精彩？官学之间到底有无通途？
跨界演出引波澜
973计划即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是1997年中国政府采纳科学家的建议开展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点基础研究。自1998年实施以来，973计划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与重要科学前沿等领域进行战略部署，后又启动了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等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据了解，2011年启动的172个973项目和2009年立项的107个973项目的279位首席科学家中，在任的行政领导人数占首席科学家总数的75%。
其实，官场、学界的跨界演出并非首次引发关注。早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掌舵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官员退休进入学界的争论。
人们普遍认为，“长”字辈的科学家和高校中的官员学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现实注解。在学与仕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这句话的本意是“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官；从政尚有余力，就应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学仕之间却成了条件关系，一个个长长的跨界清单更让人们相信学仕之间的转换可以异常简单。
一字千金的背后
在书法界，一字千金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如今，这个规律在学术界也并不鲜见，而这价值不菲的字就是“长”。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老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一旦有了一官半职，各种荣誉、各种方便就来了，而真正踏实做学问的人却不能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肯定。这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总结道：“现在学术界的风气不正，存在以官职大小论学问高低的现象，这与社会上‘官本位’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竹立家教授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学术研究机构，在他看来，现在学术界的风气与上世纪80年代相差很远。“那时候学术界非常活跃，学者专家一心研究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专心做学问的人很多。”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官本位”思想有扩大的趋势，从政府到社会，甚至在学界蔓延开来，就连国企也谈论级别。“大学以及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中官僚化严重，有的地方为了争所长的头衔，打得‘头破血流’。”回忆起这些，竹教授不由得连声叹息。
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别敦荣教授谈到，在推荐重大课题评审专家时，优先考虑的是主要行政领导。
竹立家教授也深有感触，他指出，有些评审专家本身就是由参评的“长”字学者划圈子推荐的。有推荐评审专家权力的是行政官员，而行政官员作为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参与评选，已经超越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界线，根本就是活动的组织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平从何谈起？
竹立家认为，官员是一种职业，行政能力与学术能力不仅不能成正比，很多时候甚至是反比。然而在我国，学与仕却经常是混为一谈。
官员的高校情结
高官进入学界的现象并非我国独有，然而职业官员进入高校执鞭的利弊之争在我国却异常激烈，争论甚至蔓延到我国的官员体制、选拔制度和退休制度上。
一位具有十年从业经验的媒体工作者对记者说，赵启正、范敬宜这样的官员进入高校，不仅会因为名气和官员的关系给高校带来资源，还会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践经验能够对高校中的莘莘学子起到指导意义。
2000年，钱其琛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每年定期到学校作报告。北大的学生评价钱其琛的报告“货真价实”，认为他的亲身经历是最可宝贵的知识，弥补了学院派教师缺乏实践的缺陷。但更多人则对官员进入高校带来的资源更为关注，比如赵启正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邀请成为院长之后，就有多人愿意给人大新闻学院的50年院庆提供支持。
其实，人们往往忽略了赵启正、范敬宜在成为高官之前就已经在新闻岗位上获得杰出成就，而他们进入高校也担任着与从政之前的经历紧密相关的职位。竹立家认为，如果没有相关的学术背景，退休后只求到高校“养老”的官员成为教授只会误人子弟。
即使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退休后的高官能否真正进入课堂，又有多少时间能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并无保证。据当年北京大学的师生回忆，部分退休高官在北大任教期间，能在学校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
毋庸置疑，对于高校而言，官员带来的最大效益还是人脉资源、社会影响力。正如一位高校教授所说：“行政体系掌握强大的资源，高校与行政体系越走越近也是‘各取所需’。”
官学有无通途？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官员卸任后进入其他领域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官员就可以在学仕之间轻易找到通途。曾连续三年担任教研主任的竹立家教授就在反复思考之后，辞去了行政职务。在他看来，自己无法平衡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大多数人也很难保证自己有时间和精力兼顾二者。
他认为，行政官员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全局、调配人员，但学术和科学研究是需要学者、科学家亲力亲为的。近些年多次出现首席科学家指挥同事或者学生去搞研究，却把成果归结于自己的情况。而中国的官员与国外不同，卸任后通常已经年近七旬，精力和观念都不及年轻人，无法承担起传道授业的责任。跨界演出不但不会精彩，有时还会带来一些恶果。
谈到克林顿落败哈佛大学校长的例子，竹立家指出，国外的官员在任职之前，通常就已经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了，他们被选拔成为官员经历较短任期后，再回到原来的领域也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只有他们符合行业的要求，才会被接纳。
精英的自由流动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跨界行为都发生在“官本位”的思想下，对于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却是百害而无一益。更可怕的是这些行为伤了学者的心，败坏了学术界的风气，更让社会盛行腐败之风。
对此，曾有人提出一种较为极端的解决办法，禁止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科学家申报国家课题或者成为首席科学家。而这种看似极端的办法也得到了学界的部分认同，《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就有相关规定，特聘教授在聘期内不得担任高校实质性领导职务。也有人提出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上采取匿名评审制，由真正懂行的人而非官员承担评审工作。
跨界演出引波澜
973计划即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是1997年中国政府采纳科学家的建议开展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点基础研究。自1998年实施以来，973计划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与重要科学前沿等领域进行战略部署，后又启动了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等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据了解，2011年启动的172个973项目和2009年立项的107个973项目的279位首席科学家中，在任的行政领导人数占首席科学家总数的75%。
其实，官场、学界的跨界演出并非首次引发关注。早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掌舵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官员退休进入学界的争论。
人们普遍认为，“长”字辈的科学家和高校中的官员学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现实注解。在学与仕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这句话的本意是“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官；从政尚有余力，就应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学仕之间却成了条件关系，一个个长长的跨界清单更让人们相信学仕之间的转换可以异常简单。
一字千金的背后
在书法界，一字千金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如今，这个规律在学术界也并不鲜见，而这价值不菲的字就是“长”。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老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一旦有了一官半职，各种荣誉、各种方便就来了，而真正踏实做学问的人却不能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肯定。这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总结道：“现在学术界的风气不正，存在以官职大小论学问高低的现象，这与社会上‘官本位’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竹立家教授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学术研究机构，在他看来，现在学术界的风气与上世纪80年代相差很远。“那时候学术界非常活跃，学者专家一心研究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专心做学问的人很多。”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官本位”思想有扩大的趋势，从政府到社会，甚至在学界蔓延开来，就连国企也谈论级别。“大学以及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中官僚化严重，有的地方为了争所长的头衔，打得‘头破血流’。”回忆起这些，竹教授不由得连声叹息。
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别敦荣教授谈到，在推荐重大课题评审专家时，优先考虑的是主要行政领导。
竹立家教授也深有感触，他指出，有些评审专家本身就是由参评的“长”字学者划圈子推荐的。有推荐评审专家权力的是行政官员，而行政官员作为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参与评选，已经超越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界线，根本就是活动的组织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平从何谈起？
竹立家认为，官员是一种职业，行政能力与学术能力不仅不能成正比，很多时候甚至是反比。然而在我国，学与仕却经常是混为一谈。
官员的高校情结
高官进入学界的现象并非我国独有，然而职业官员进入高校执鞭的利弊之争在我国却异常激烈，争论甚至蔓延到我国的官员体制、选拔制度和退休制度上。
一位具有十年从业经验的媒体工作者对记者说，赵启正、范敬宜这样的官员进入高校，不仅会因为名气和官员的关系给高校带来资源，还会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践经验能够对高校中的莘莘学子起到指导意义。
2000年，钱其琛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每年定期到学校作报告。北大的学生评价钱其琛的报告“货真价实”，认为他的亲身经历是最可宝贵的知识，弥补了学院派教师缺乏实践的缺陷。但更多人则对官员进入高校带来的资源更为关注，比如赵启正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邀请成为院长之后，就有多人愿意给人大新闻学院的50年院庆提供支持。
其实，人们往往忽略了赵启正、范敬宜在成为高官之前就已经在新闻岗位上获得杰出成就，而他们进入高校也担任着与从政之前的经历紧密相关的职位。竹立家认为，如果没有相关的学术背景，退休后只求到高校“养老”的官员成为教授只会误人子弟。
即使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退休后的高官能否真正进入课堂，又有多少时间能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并无保证。据当年北京大学的师生回忆，部分退休高官在北大任教期间，能在学校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
毋庸置疑，对于高校而言，官员带来的最大效益还是人脉资源、社会影响力。正如一位高校教授所说：“行政体系掌握强大的资源，高校与行政体系越走越近也是‘各取所需’。”
官学有无通途？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官员卸任后进入其他领域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官员就可以在学仕之间轻易找到通途。曾连续三年担任教研主任的竹立家教授就在反复思考之后，辞去了行政职务。在他看来，自己无法平衡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大多数人也很难保证自己有时间和精力兼顾二者。
他认为，行政官员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全局、调配人员，但学术和科学研究是需要学者、科学家亲力亲为的。近些年多次出现首席科学家指挥同事或者学生去搞研究，却把成果归结于自己的情况。而中国的官员与国外不同，卸任后通常已经年近七旬，精力和观念都不及年轻人，无法承担起传道授业的责任。跨界演出不但不会精彩，有时还会带来一些恶果。
谈到克林顿落败哈佛大学校长的例子，竹立家指出，国外的官员在任职之前，通常就已经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了，他们被选拔成为官员经历较短任期后，再回到原来的领域也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只有他们符合行业的要求，才会被接纳。
精英的自由流动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跨界行为都发生在“官本位”的思想下，对于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却是百害而无一益。更可怕的是这些行为伤了学者的心，败坏了学术界的风气，更让社会盛行腐败之风。
对此，曾有人提出一种较为极端的解决办法，禁止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科学家申报国家课题或者成为首席科学家。而这种看似极端的办法也得到了学界的部分认同，《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就有相关规定，特聘教授在聘期内不得担任高校实质性领导职务。也有人提出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上采取匿名评审制，由真正懂行的人而非官员承担评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