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一名前地产商人，成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群创建者，抢救国家历史与国民记忆的收藏家。通过收集数百万件地震、抗战、“文革”藏品，樊建川找到了自己的归处，也给时代注入了温度。“馆奴”樊建川的经历显示了，商人这个群体，正成为中国最有效率的民间公益力量。
　　三年前，尚在世的成都百岁文化名人车辐在坐轮椅看完建川博物馆群后，非常激动，指着樊建川说：“你是妖精！”
　　四川人口中的“妖精”指人天赋异禀，行事怪异，实有赞美之意。车辐说樊建川是“妖精”，是说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奇怪的房地产商人，半生搏命冒险赚的钱，倾筐拿去投入做只赔不赚的博物馆。
　　在此之前，樊建川在收藏界和成都商圈中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外号：樊傻儿。“傻儿就是傻瓜的意思，脑子有病”。
　　“樊傻儿”的人生有过三次重大选择：一是不当重庆三医大的教师，到宜宾市政策研究所当干事;二是辞去宜宾市副市长下海，到外企打工、自己做房地产;三是做收藏和博物馆。这三次他都被视作“不合时宜的傻子”。
　　2013年，樊建川出了一本新书，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馆奴”。作为中国民间最大博物馆群的建造者和运营者，他说“我要做一个历史证据和细节的收藏者”。证据关乎真实，细节关乎温度。目前，他的博物馆聚落已经有馆藏文物800余万件，国家一级文物达到329件，分馆近30个，目前已经开放25个。
　　时光倒退到50几年前，幼儿园大班的樊建川收藏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件藏品，一份幼儿园老师评语，上面写着“害羞，不爱说话......希望以后好好培养勇敢的精神，遇到困难不哭。”
　　1957年，樊建川生于四川宜宾。他的青少年时代在“文革”和上山下乡中度过。他记得自己有明确的收藏意识是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想弄明白父亲为什么被批斗，凡是牵扯到父亲的传单和小报，他都会收起来。也从那时候起，樊建川养成了在垃圾堆里翻东西的习惯。
　　“文革”末期他考上军校，从军校毕业后到重庆三医大任教。因为不甘心在学校平淡终老，他选择转业到宜宾当公务员，不过捡破烂的习惯变本加厉。那是樊建川最愉快的时代，他“丰收”了十万余张宣传画。有一次为了收集老镜子，他甚至租了一辆皮卡装上大喇叭，拉了一车的新镜子到村里边开边广播：“现在四川有个特傻特傻的傻瓜，用新镜子换你们的老镜子，还补点钱。”这样一下子收来了5万面镜子，后来成了他文革博物馆系列中的“镜鉴馆”的展品。
　　1993年已经是宜宾副市长的樊建川决定辞职下海，他觉得自己嘴巴太快不适合官场，另外收入太低不适合搞收藏。1993年，他和朋友出资办起了房地产开发公司。修房子卖房子赚的钱能够让他更加自由和狂热地到处“收破烂”。
　　“别人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樊建川总结自己“收藏的多是些火爆的东西”。比如目前还不适宜展出的大量“文革”遗书。有一份1970年代的遗书，上面有很多黄色的痕迹，樊建川看完了才发现那是尸水印记。
　　看这些东西，他会产生一种探索的欢愉。因为“我感到每件文物都在跟我说话”。这些历史的证据和细节，令樊建川上瘾和沉醉。
　　1999年9月博物馆成立时，关于他只是在安仁打着博物馆幌子开发房地产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其间，他兴建后来被称为正面战场馆的国民党抗战馆，又遭遇诸多揣测和说法。
　　经历丰富、头脑过人的樊建川懂得尺度和界线，这是他和他的民间博物馆聚落能够走到今天的基础。但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反而在尽量制造和安插一些令人“不安”的零件和细节。
　　比如知青馆前的雕塑—10座在云南葬身于火海的女知青墓碑，被镶嵌在赤色花岗岩中。不少人跟樊建川说，调子太灰不合适。但樊建川说，“放在门口，是想让每个进博物馆的人都能跟她们打个招呼也好。”
　　“中国人健忘，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用更多的展品说话，把历史留在那儿，让后人吃惊。”
　　
　　他自认自己是个合格的商人，但不是优秀的商人。为了博物馆群，他卖掉了成都的办公楼，几乎把十几年房地产赚的钱都投进去。作为国内的规模最大的私立博物馆群馆主，樊建川的员工500多人，每天开馆的运营成本已近10万，在2010年才做到收支平衡。
　　樊建川一年要买40万件文物。目前仅“文革”时期的文物就有：手写资料二三十万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两万本、宣传画十几万张......这些都是有待整理和构建的“文革”国民记忆库。
　　樊建川自信，当下没有哪个机构和个人的收藏能超过他。启功曾让人捎话给樊建川，“抗战博物馆可以建，‘文革’博物馆叫他别建了，是灾难不能建，建了要惹祸上身的”。后来樊建川又托人带话给老人：“‘文革’博物馆，现在建不成，三十年后我也要建。”
　　樊建川今年已经58岁了，想到家族中好几位父辈都早逝，这几年他开始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死期将至的紧迫感”。2007年12月6日，樊建川在成都公证了一份遗赠，去世之后，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将归属于政府。六年后，他又写了一个捐赠补充。“主要是怕不在我手上之后，博物馆的性质会变。我的话是对一百年后、三百年后、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政府说的。”
　　2015年9月3日，将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建川博物馆将开放新落成日本侵华罪行馆。此外，在去年一场火灾中烧毁的“三寸金莲馆”也在今年1月15日重新开放。他嫌目前的博物馆数量还不够，又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目标：建到100个博物馆，但时间已然紧迫。闲暇时他录了一张歌碟，里面十几首都是红色年代的老歌，每首歌前都有他的宜宾话独白。
　　“我想，一个战士死在战场上，就是他的归宿，我樊建川，如果死在建设博物馆的道路上，可能是我最高兴的事。”
　　樊建川出专辑是为自己“完蛋”的时候用的，“在我的追思会上，就放这里面的歌。”他觉得参加追思会的人听这些歌和独白，“肯定会觉得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