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回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的历程时，仅仅限于“一度回看”(历数30年来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引入之经过)与“二度回看”(见出“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的新特点等)是远远不够的。“三度回看”意在强调：改变我们在借鉴国外基础教育经验方面惯常的考察路线走向，从由外向内调整为由内向外。
[关键词]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三度回看
[中图分类号]G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84(2008)11-0021-03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已发生巨变。回望总结，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乃是其中重要一因。教育本是全人类的事业，各国教育界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实在不可避免。1978年后，封闭了几十年的国门重新开启，我国教育界对国外经验借鉴的需求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在过去的30年间，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学、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说、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都曾不同程度地为我国教育研究界所借鉴，也先后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基础教育实践界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就更为多样和活跃，大到国外教育改革潮流动态，小到国外学校课桌椅的摆放格局，都曾经是我国教育行政官员和中小学校长们的借鉴资源。伴随借鉴风潮一路过来的人们，常常是“坐看红树不知远”，定睛回看，方知“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过，教育的历史回顾有程度深浅之分。历数30年来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引入之经过，细描其间之纷呈，还只是浅表性的一度回看。
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的岁月流转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确实是社会巨变的30年。在这巨变的大背景下，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究竟在内容、形式、途径、心态上都有什么变化或发展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需要更深一步的二度回看。
美国已故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对西方社会的变迁发出如此感叹：“整个西方的历史，每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剧变。在几十年间，社会重新安排一切—世界观、基本价值体系、社会政治结构、人文精神以及社会制度。50年后又是一个新世界。降生于新世界的人们甚至无法想象他们的祖辈曾生活过、他们的父辈所降生的那个世界。”或许，我们同样可以用德鲁克的这段话来比喻中国借鉴国外基础教育经验的30年。因为今天进入基础教育界的青年一代，的确很难想象国门甫开之际中国教育工作者是怎样的一种“饥渴”状态。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有机会出国访问的，还只限于少数教育行政领导或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们回国后写的文章与报告，曾是我们获取国外基础教育信息的重要来源。“美国的学生免费坐校车，学校设备先进、电脑触手可及”；“英国的学生食堂犹如高级自助餐厅，班级规模仅20余人，学生心理辅导已被普及”；“日本的学校窗明几净，学生在地上打滚都脏不了白衬衣”……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听来是多么令人神往。同样，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麦克雷格的X理论和Y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也曾令当时的校长们感到无比新奇。及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界与国外同行的交往与交流已逐渐深入而广泛，猎奇问新的心态也随之转变。在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的内容上，开始有了明确的借鉴指向选择；在借鉴的方式上，较以前更为丰富，包括了对国外原著的翻译、对教育流派的梳理与评析、对国别教育改革的综合研究以及国外教育研究成果在我国中小学环境下的验证性实验等等；在借鉴的途径上，较以前更为灵活而广泛，国际会议、互访讲学、资料交换、课题合作、成果共享等均成为交流中外基础教育改革信息以及借鉴国外基础教育经验的载体与桥梁。总之，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的借鉴，已开始被纳入服务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轨道。进入2l世纪后，我国的综合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之巨以及社会对基础教育的期待之高均可谓前所未有。在高投入和高期待的推动下，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从硬件建设方面来看，根据1998年～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我国中小学在校生数在最近的10年中下降了44万，但10年来校舍建筑面积却不降反升，净增了3.6亿平方米。与此同时，我国中小学计算机房、语音实验室、理科实验室的达标率以及课堂多媒体设备配置率正在快速提升，远程教育网络也已基本覆盖到所有边远地区的农村学校。尤其令人瞩目的是，10年间，全国各地都建设了一批大面积、高规格的现代化寄宿制高中，而且其中一些学校的建筑取材和设施配置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软件建设来说，我国基础教育师资的学历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拥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正在以较快的速度上升；中小学教师出国培训、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一些东部城市已将出国培训的机会从外语教师扩展到了非外语学科教师，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教师置身国外教学环境，直接与国外同行对话交流。这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基础教育界借鉴国外经验的心态。可以说，对于国外的基础教育制度，我们已经从“仰视”到了“平视”；对于国外的理论，我们已经从饥渴状态下的“吞食”到了温饱状态下的“选择”；对于国外的经验，我们已经从无条件的接受到有条件的吸收甚至批判性反思。简言之，我国基础教育界在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上，已表现出了“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的新特点，并已树立起“从中国的教育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为归宿”的借鉴原则。事实上，也只有走到这一步，所谓“借鉴”的本意才算真正得以体现。
二度回看果然不同，因为它从30年的借鉴历程中看出了其间的递衍与凌越。不过，倘以更高的比较教育要求来裁量，二度回看依然失之粗疏，因为它虽给人以信心与自豪，但却未能勘破信心与自豪背后所潜伏的问题与危机。实际上，“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一旦过度，可能导致人心的浮躁与行为的功利；而“从中国的教育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为归宿”一旦把握失当，则可能窄化我们识察现象的视野。英国史学巨擘阿诺德·汤因比曾说过：“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得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汤因比这一言说，或可作为国外经 验借鉴的一份忠告：读懂别国的教育不容易，读懂别国的教育经验更不容易。从历史的角度看，始创于晚清的中国新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仿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掩藏其中的，不乏西方文明的线索与元素。新中国建立后，学校教育一度模仿苏联，但“文革”后再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没法否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完全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中，这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处境”。包括我们现在的课程改革方案和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沿着西方文明观、西方文化脉络而构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读懂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基础教育，才能真正读懂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而读懂国外基础教育，特别需要调整30年来我们在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方面惯常的考察路线走向。
30年来，无论是存“仰视”时期还是“平视”阶段，我们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考察路线的走向，基本都是由外向内的。以美国的学校一社区关系为例，在“仰视”时期，我们对他们密切的学校一社区互动关系感到十分羡慕，并将其看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到了“平视”阶段，我们就能冷静地分析美国学校一社区关系的得失，能够看到圈外人士介入教育可能会对学校专业活动形成干扰，同时，社区的贫富水平也更容易成为扩大校际质量差距及教育不平等的推手。表面看，从“仰视”到“平视”是一大进步，然而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十分羡慕”还是“冷静分析”，我们对于美国学校一社区关系的考察，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以我们自己的经验由外向内加以考察的。如果把考察路线的走向改为由内向外，景象就不同了。这样，我们首先就要研究美国民众、教师、学者对于美国学校一社区关系的立场和经验，要分析这种立场、经验背后的种种原因。我们就会注意到，美国的教育原本就发端于民间，社区自养自管本社区学校的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殖民时期；我们也会注意到，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美国家庭几代人都毕业于社区内同一所的学校，家校间的情感互依和历史血脉自不待言；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国社区居民(不论家中有无学龄儿童)心甘情愿地捐税供养校车以及社区人士理所当然地干预学校事务等现象，乃是历史沿革下来的常态。与之相比，中国古代的教育滥觞于官府，解放前的学校大多与广大劳动人民无关，解放后的学校又与社区几无往来，而在学校 有意联手社区的当下，却面临着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区居民高频率、高比例的流动，学校一社区间虽可建立制度联结，但却难筑情感后盾。对于美国的学校一社区关系，我们是否需要借鉴?究竟如何借鉴?可见，对于国外经验的考察路线走向不同，考察的广度和深度都会不同，随之，对于是否借鉴某一经验以及怎样借鉴的决策也就不同了。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考察路线走向的问题，并非意味着它就是30年来对国外教育经验借鉴的唯一问题。我们提出它，只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在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方面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清醒的认识。是为三度回看。
(编辑 于学友)
[关键词]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三度回看
[中图分类号]G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84(2008)11-0021-03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已发生巨变。回望总结，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乃是其中重要一因。教育本是全人类的事业，各国教育界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实在不可避免。1978年后，封闭了几十年的国门重新开启，我国教育界对国外经验借鉴的需求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在过去的30年间，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学、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说、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都曾不同程度地为我国教育研究界所借鉴，也先后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基础教育实践界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就更为多样和活跃，大到国外教育改革潮流动态，小到国外学校课桌椅的摆放格局，都曾经是我国教育行政官员和中小学校长们的借鉴资源。伴随借鉴风潮一路过来的人们，常常是“坐看红树不知远”，定睛回看，方知“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过，教育的历史回顾有程度深浅之分。历数30年来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引入之经过，细描其间之纷呈，还只是浅表性的一度回看。
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的岁月流转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确实是社会巨变的30年。在这巨变的大背景下，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究竟在内容、形式、途径、心态上都有什么变化或发展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需要更深一步的二度回看。
美国已故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对西方社会的变迁发出如此感叹：“整个西方的历史，每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剧变。在几十年间，社会重新安排一切—世界观、基本价值体系、社会政治结构、人文精神以及社会制度。50年后又是一个新世界。降生于新世界的人们甚至无法想象他们的祖辈曾生活过、他们的父辈所降生的那个世界。”或许，我们同样可以用德鲁克的这段话来比喻中国借鉴国外基础教育经验的30年。因为今天进入基础教育界的青年一代，的确很难想象国门甫开之际中国教育工作者是怎样的一种“饥渴”状态。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有机会出国访问的，还只限于少数教育行政领导或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们回国后写的文章与报告，曾是我们获取国外基础教育信息的重要来源。“美国的学生免费坐校车，学校设备先进、电脑触手可及”；“英国的学生食堂犹如高级自助餐厅，班级规模仅20余人，学生心理辅导已被普及”；“日本的学校窗明几净，学生在地上打滚都脏不了白衬衣”……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听来是多么令人神往。同样，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麦克雷格的X理论和Y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也曾令当时的校长们感到无比新奇。及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界与国外同行的交往与交流已逐渐深入而广泛，猎奇问新的心态也随之转变。在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的内容上，开始有了明确的借鉴指向选择；在借鉴的方式上，较以前更为丰富，包括了对国外原著的翻译、对教育流派的梳理与评析、对国别教育改革的综合研究以及国外教育研究成果在我国中小学环境下的验证性实验等等；在借鉴的途径上，较以前更为灵活而广泛，国际会议、互访讲学、资料交换、课题合作、成果共享等均成为交流中外基础教育改革信息以及借鉴国外基础教育经验的载体与桥梁。总之，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的借鉴，已开始被纳入服务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轨道。进入2l世纪后，我国的综合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之巨以及社会对基础教育的期待之高均可谓前所未有。在高投入和高期待的推动下，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从硬件建设方面来看，根据1998年～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我国中小学在校生数在最近的10年中下降了44万，但10年来校舍建筑面积却不降反升，净增了3.6亿平方米。与此同时，我国中小学计算机房、语音实验室、理科实验室的达标率以及课堂多媒体设备配置率正在快速提升，远程教育网络也已基本覆盖到所有边远地区的农村学校。尤其令人瞩目的是，10年间，全国各地都建设了一批大面积、高规格的现代化寄宿制高中，而且其中一些学校的建筑取材和设施配置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软件建设来说，我国基础教育师资的学历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拥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正在以较快的速度上升；中小学教师出国培训、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一些东部城市已将出国培训的机会从外语教师扩展到了非外语学科教师，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教师置身国外教学环境，直接与国外同行对话交流。这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基础教育界借鉴国外经验的心态。可以说，对于国外的基础教育制度，我们已经从“仰视”到了“平视”；对于国外的理论，我们已经从饥渴状态下的“吞食”到了温饱状态下的“选择”；对于国外的经验，我们已经从无条件的接受到有条件的吸收甚至批判性反思。简言之，我国基础教育界在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上，已表现出了“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的新特点，并已树立起“从中国的教育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为归宿”的借鉴原则。事实上，也只有走到这一步，所谓“借鉴”的本意才算真正得以体现。
二度回看果然不同，因为它从30年的借鉴历程中看出了其间的递衍与凌越。不过，倘以更高的比较教育要求来裁量，二度回看依然失之粗疏，因为它虽给人以信心与自豪，但却未能勘破信心与自豪背后所潜伏的问题与危机。实际上，“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一旦过度，可能导致人心的浮躁与行为的功利；而“从中国的教育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为归宿”一旦把握失当，则可能窄化我们识察现象的视野。英国史学巨擘阿诺德·汤因比曾说过：“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得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汤因比这一言说，或可作为国外经 验借鉴的一份忠告：读懂别国的教育不容易，读懂别国的教育经验更不容易。从历史的角度看，始创于晚清的中国新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仿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掩藏其中的，不乏西方文明的线索与元素。新中国建立后，学校教育一度模仿苏联，但“文革”后再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没法否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完全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中，这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处境”。包括我们现在的课程改革方案和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沿着西方文明观、西方文化脉络而构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读懂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基础教育，才能真正读懂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而读懂国外基础教育，特别需要调整30年来我们在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方面惯常的考察路线走向。
30年来，无论是存“仰视”时期还是“平视”阶段，我们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考察路线的走向，基本都是由外向内的。以美国的学校一社区关系为例，在“仰视”时期，我们对他们密切的学校一社区互动关系感到十分羡慕，并将其看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到了“平视”阶段，我们就能冷静地分析美国学校一社区关系的得失，能够看到圈外人士介入教育可能会对学校专业活动形成干扰，同时，社区的贫富水平也更容易成为扩大校际质量差距及教育不平等的推手。表面看，从“仰视”到“平视”是一大进步，然而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十分羡慕”还是“冷静分析”，我们对于美国学校一社区关系的考察，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以我们自己的经验由外向内加以考察的。如果把考察路线的走向改为由内向外，景象就不同了。这样，我们首先就要研究美国民众、教师、学者对于美国学校一社区关系的立场和经验，要分析这种立场、经验背后的种种原因。我们就会注意到，美国的教育原本就发端于民间，社区自养自管本社区学校的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殖民时期；我们也会注意到，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美国家庭几代人都毕业于社区内同一所的学校，家校间的情感互依和历史血脉自不待言；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国社区居民(不论家中有无学龄儿童)心甘情愿地捐税供养校车以及社区人士理所当然地干预学校事务等现象，乃是历史沿革下来的常态。与之相比，中国古代的教育滥觞于官府，解放前的学校大多与广大劳动人民无关，解放后的学校又与社区几无往来，而在学校 有意联手社区的当下，却面临着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区居民高频率、高比例的流动，学校一社区间虽可建立制度联结，但却难筑情感后盾。对于美国的学校一社区关系，我们是否需要借鉴?究竟如何借鉴?可见，对于国外经验的考察路线走向不同，考察的广度和深度都会不同，随之，对于是否借鉴某一经验以及怎样借鉴的决策也就不同了。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考察路线走向的问题，并非意味着它就是30年来对国外教育经验借鉴的唯一问题。我们提出它，只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在对国外基础教育经验借鉴方面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清醒的认识。是为三度回看。
(编辑 于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