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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把过去所写过的一些读书笔记合成一集交三联书店出版,名之为《译余偶拾》;实际上,这些零碎文章都早已在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间曾作为《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两本书出过一版,只是现在那两本书已很难找到了。今天重看年轻时所写的这些札记,未免有些脸红,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时随手记录下来的资料,算不得是文章,许多方面都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加以许多意见还很不成熟,也不够系统化;不少论证也是不一定站得住脚的。朋友们要我把当时的想法说明一下。虽然近年来几乎没有写过多少东西,也很怕写文章,我认为我也有责任对这本小书作一次交代。
记得那还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间的事。当时我在贵阳和成都大学里教过两年书以后,到了重庆郊区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在那里担任一个编纂,具体工作是把《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实际上《通鉴》的英译工作我也没有作了多少;我译出了战国到西汉这一部分,后来同几位朋友又合作译出了南北朝部分,就放下了,但是在那些年间,由于编译馆里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图书馆,在那里我有机会倒看了不少旧书。我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在中学读书时,虽然对中国古典文学感觉兴趣,也写过一些旧体诗,但是基础是很差的。在北碚那些年间,算是又补了一下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课。
我在北碚住的地方是编译馆和一个叫作礼乐馆的宿舍,在这个宿舍里,楼上一排房子只有三家;除了我和我爱人,另外两家是杨荫浏和杨仲子,他们都是单身,都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们三家给这个宿舍起了一个名子叫“三阳(杨)楼”,取“三阳开泰”之意,因为我们三家都姓杨。由于同他们两位朝夕相对,受了他们的熏陶,尤其是杨荫浏兄,他当时正在编写中国音乐史,因此我对中国音乐史也发生了兴趣,写了几段这方面的笔记,如“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李白与菩萨蛮》等,本来是随便写出来,给杨荫浏兄看看的,来都被朋友送到上海的《新中华》杂志发表;其中一篇《康昆仑与段善本》还在郭沫若同志创办的《中原》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得到郭老来信鼓励。有关中国音乐与诗歌方面的那些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体裁都源自民间音乐;当时我想利用手头所有的一点资料,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唐代诗歌到词曲,写出几百条笔记,将来再系统地写出一部中国诗歌史;其中有不少我知道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如我认为从汉代传下来的楚辞都基本上是汉代作品,《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国殇》是东汉光武时的乐歌,还有“胡笳十八拍”和《木兰辞》都不可能早于唐五代时期等等,这些我都暂时不写,因为那样的奇谈怪论很难被大家所接受,我当时也不想费时间去争辨。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写出。
当时上海中华书局除了出版一个定期的《新中华》杂志外,还出了一套新中华丛刊,我这些短文后来就被收进这套丛书里,卢冀野兄给这本小书起了一个名子,叫作《零墨新笺》。其中包括以上所说有关古代诗歌音乐方面的短文外,还有不少是关于我国和西方古代民间故事的和有关古史辩伪方面的笔记。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当时受过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方面考证的影响;我从在中学读书时就对民俗学和古史辩伪方面有兴趣,记得在英国读书时就看过不少西方的民俗学方面的书,如佛莱则Frazer的“金枝”GoldenBough以及古希腊罗马有关民间习俗和神话的资料;另外,由于向觉明兄的介绍,对中西交通史地方面也有兴趣。我感觉在我们漫长的古老文化历史中,历代加进去的伪造神话成份实在太多了,必需认真做一些爬梳整理辩伪的工作,才能恢复我们历史的真面目;我们的古老文化又同外面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欧亚本来是一片大陆,欧洲许多古老民族又往往是从东到西在古代好几次民族大迁徙中迁移过去的,当然从西到东的文化影响也不少。我们许多民间风俗都与欧洲古代的相类似,如寒食、清明、冬至等节日都是欧亚两方面都有。在这些方面我也曾想写一系列短篇考证,也都没有着手。
日本投降后,我从重庆北碚东下到了南京,依旧在国立编辑馆工作。当时过去在英国认识的黄少谷主编《和平日报》,他要我给他编一个文史考据方面的副刊,我当时正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有关中西交通史和我国边疆各民族古代史方面的笔记,就拿去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这样我的读书兴趣又集中到古代中西交通史和古代边疆民族史方面,也想将来如有条件重写一本我国边疆民族史,暂时主要力量放在东北和西北,然后有条件再研究西南和东南的古代兄弟民族。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不久就放弃了故纸堆,投身到革命地下工作方面,这些计划也就搁下了。
解放后,头几年在南京作民主党派工作,没有条件再去看旧书,后来又被安排到中译英的翻译岗位上,此后我就变成外文翻译工作者了。这二三十年间,在翻译岗位上也还作出了一些小成绩,但是有时回想起解放前十年间那一段生活,还是很怀念国立编译馆那一点旧书,也还有时想回过头再写点读书笔记,可是没有条件,也只好算了。在人生道路上,凡事都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年轻时的许多想法目前还没有条件继续搞出来,只好留给别人去做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很有限的。记得小时候,在中学读书时,曾写过一首“旧瓶装新酒”式的旧体诗“珊瑚岛”,说的是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我想我过去所写的那些拉拉杂杂的零碎读书笔记,也正是这样,可惜我后来没有机会再继续多做一些那方面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记得那还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间的事。当时我在贵阳和成都大学里教过两年书以后,到了重庆郊区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在那里担任一个编纂,具体工作是把《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实际上《通鉴》的英译工作我也没有作了多少;我译出了战国到西汉这一部分,后来同几位朋友又合作译出了南北朝部分,就放下了,但是在那些年间,由于编译馆里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图书馆,在那里我有机会倒看了不少旧书。我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在中学读书时,虽然对中国古典文学感觉兴趣,也写过一些旧体诗,但是基础是很差的。在北碚那些年间,算是又补了一下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课。
我在北碚住的地方是编译馆和一个叫作礼乐馆的宿舍,在这个宿舍里,楼上一排房子只有三家;除了我和我爱人,另外两家是杨荫浏和杨仲子,他们都是单身,都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们三家给这个宿舍起了一个名子叫“三阳(杨)楼”,取“三阳开泰”之意,因为我们三家都姓杨。由于同他们两位朝夕相对,受了他们的熏陶,尤其是杨荫浏兄,他当时正在编写中国音乐史,因此我对中国音乐史也发生了兴趣,写了几段这方面的笔记,如“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李白与菩萨蛮》等,本来是随便写出来,给杨荫浏兄看看的,来都被朋友送到上海的《新中华》杂志发表;其中一篇《康昆仑与段善本》还在郭沫若同志创办的《中原》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得到郭老来信鼓励。有关中国音乐与诗歌方面的那些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体裁都源自民间音乐;当时我想利用手头所有的一点资料,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唐代诗歌到词曲,写出几百条笔记,将来再系统地写出一部中国诗歌史;其中有不少我知道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如我认为从汉代传下来的楚辞都基本上是汉代作品,《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国殇》是东汉光武时的乐歌,还有“胡笳十八拍”和《木兰辞》都不可能早于唐五代时期等等,这些我都暂时不写,因为那样的奇谈怪论很难被大家所接受,我当时也不想费时间去争辨。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写出。
当时上海中华书局除了出版一个定期的《新中华》杂志外,还出了一套新中华丛刊,我这些短文后来就被收进这套丛书里,卢冀野兄给这本小书起了一个名子,叫作《零墨新笺》。其中包括以上所说有关古代诗歌音乐方面的短文外,还有不少是关于我国和西方古代民间故事的和有关古史辩伪方面的笔记。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当时受过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方面考证的影响;我从在中学读书时就对民俗学和古史辩伪方面有兴趣,记得在英国读书时就看过不少西方的民俗学方面的书,如佛莱则Frazer的“金枝”GoldenBough以及古希腊罗马有关民间习俗和神话的资料;另外,由于向觉明兄的介绍,对中西交通史地方面也有兴趣。我感觉在我们漫长的古老文化历史中,历代加进去的伪造神话成份实在太多了,必需认真做一些爬梳整理辩伪的工作,才能恢复我们历史的真面目;我们的古老文化又同外面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欧亚本来是一片大陆,欧洲许多古老民族又往往是从东到西在古代好几次民族大迁徙中迁移过去的,当然从西到东的文化影响也不少。我们许多民间风俗都与欧洲古代的相类似,如寒食、清明、冬至等节日都是欧亚两方面都有。在这些方面我也曾想写一系列短篇考证,也都没有着手。
日本投降后,我从重庆北碚东下到了南京,依旧在国立编辑馆工作。当时过去在英国认识的黄少谷主编《和平日报》,他要我给他编一个文史考据方面的副刊,我当时正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有关中西交通史和我国边疆各民族古代史方面的笔记,就拿去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这样我的读书兴趣又集中到古代中西交通史和古代边疆民族史方面,也想将来如有条件重写一本我国边疆民族史,暂时主要力量放在东北和西北,然后有条件再研究西南和东南的古代兄弟民族。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不久就放弃了故纸堆,投身到革命地下工作方面,这些计划也就搁下了。
解放后,头几年在南京作民主党派工作,没有条件再去看旧书,后来又被安排到中译英的翻译岗位上,此后我就变成外文翻译工作者了。这二三十年间,在翻译岗位上也还作出了一些小成绩,但是有时回想起解放前十年间那一段生活,还是很怀念国立编译馆那一点旧书,也还有时想回过头再写点读书笔记,可是没有条件,也只好算了。在人生道路上,凡事都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年轻时的许多想法目前还没有条件继续搞出来,只好留给别人去做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很有限的。记得小时候,在中学读书时,曾写过一首“旧瓶装新酒”式的旧体诗“珊瑚岛”,说的是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我想我过去所写的那些拉拉杂杂的零碎读书笔记,也正是这样,可惜我后来没有机会再继续多做一些那方面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