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袁宏道集笺校》，人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性灵说”的功过
　　
　　袁宏道著作宏富，可是三百多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经过悉心整理、校对、编年的理想刊本，因而使对其作品和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存在不少困难。近出钱伯诚笺校的《袁宏道集》，则择善本为底本，将作品全部按年按集重编，使其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并博搜广稽史料，加以精心笺注和校刊，纠正了不少错讹。
　　中郎只活了短短的四十三岁。但明朝中期横扫前后七子复古理论，开有明文坛一代新风的公安派“性灵说”的创立，却主要是他的功绩。
　　明朝自永乐以后，三杨“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在其影响下，作品内容贫乏，篇章冗长，文风极为庸俗。弘治中，由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起而变之，树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取代了“台阁体”的统治地位。至嘉靖中，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继而和之，把前七子开创的复古运动推向新高潮。但是，他们那种“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的文学退化论，又将文坛引入涂泽字句，剽窃摹拟，钩棘篇章的死胡同，“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这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段很光辉的背景。
　　“轻巧”和“本色”是中郎提倡的“性灵说”最动人之处。“轻巧”就是要摆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将文学创作引入绝境的“清规”，将自己心中由情由景而发的一丝“灵感”，用轻松、随和、朴实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轻巧”较多地是指形式，“本色”较多地是指内容，即中郎经常说的“真”、“质”、“淡”、“趣”，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公安派作品特有的艺术风格，出现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序小修诗》)的艺术效果。中郎将“真”、“质”、“淡”、“趣”看作性灵的真正体现，把达到这些标准看作作品的最高境界。联系到当时文坛那种抄袭模仿、矫揉造作的恶劣风气，中郎“性灵说”的这一整刷之功，是不能抹煞的。就如钱谦益所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要对“性灵说”做出中肯的、符合实际的科学评价，并不容易。本书的笺校者认为，“性灵说”有它的确定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我们不能因为三十年代林语堂们曾借袁宏道的“性灵”，为他们逃避民族危亡作掩护，就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但同时也应看到，“性灵说”也有其消极、遁世、追求闲情逸致的一面。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当然，要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视野还应该扩大。应该看到，“性灵说”的提出，除了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原因之外，也深刻地反映了明中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的乱世前夜所感到的空幻和徨。朝鲜战事，倭寇骚扰，矿税如虎，民众积怨，内阁倾轧，阉宦专权，这一切变乱纷争都是那样的频繁、剧烈，后果都是那样的严重与不可理解。固有的尊卑、秩序，神圣的天理、伦常，在剧烈变动的历史环境中，变得虚幻和不可信了。这就是从王阳明经李卓吾到袁宏道，整整两三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一次次痛苦的思索、徨，而最终陷于无望绝境的道路的广阔历史背景。从王阳明的“良知”到李卓吾的“童心”，再到袁宏道的“性灵”，可以看出一条唯心主义的哲学潮流在成为这些思索着的人们的内在动力。同处于危机的封建王朝休戚与共的这些人要寻求出路，程朱完美的外在天理解释不了崩溃着的外在世界，所以他们只得转向内心，在虚幻的心理平衡中获得安慰。这是明中期思想史上颇值玩味的一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从《笺校》为我们展现的思想发展脉络看，中郎具有广博的哲学修养。他对理学，心学，尤其是佛学都进行过刻苦的钻研，有相当的造诣。这对一个文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比起程朱陆王来，他还明显地缺乏深沉的哲学思辨。所以，正如笺校者在前言中深刻分析的那样：“袁宏道诗文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含蓄，也可以叫作深度不够，而浅露正是文学艺术的大敌。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想所决定的。”公安派“性灵说”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之后，迅速演变退化，其原因固然很多，而从理论上看，这也许是一重大的欠缺之处。
　　
　　(《袁宏道集笺校》(共三册)，钱伯诚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6.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