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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林匹克运动是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融合的文化，奥林匹克文化和人的自由是科学体育与人文体育和谐发展的核心；奥林匹克运动正在从人类科学发展的工具——夺标与健康的功利化追求，转变为对奥林匹克文化——精神、制度、人的实质自由的追问；在体育过程中不断扩展体育个体的实质自由是复兴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奥林匹克文化的基础。
关键词：和谐体育；科学与人文；奥林匹克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5－0024－05
随着中国入世和2008年举办奥运会，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快速而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资源与科技、物质资源相结合形成的综合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过去，体育竞争主要被理解为物质资源和科技的竞争，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科技力量和文化力量二者的良性互动形成的合力作用并没有得到重视。时代的发展要求奥林匹克运动应确立体育文化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把体育文化与体育科学发展、体育市场经济改革、体育制度改革高度结合起来，统筹发展。用“人文奥运”引领“科技奥运”，避免现代体育异化的危险，重蹈古奥运“物性”体育的覆辙；将科学体育内化为人文体育的精神文化内涵，摒弃体育的物质功利性；复兴奥林匹克文化，回归奥林匹克运动对精神文化追求的本真。
1 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和繁荣于科学与人文的和谐
1.1 对古代奥运的反思
古代奥运会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各城邦间战争不断，从未稳定地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中。但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希腊人对奥林匹斯山众神顶礼膜拜，各城邦都欲求哪怕是临时的大统一、大团聚的宗教祭祀活动。从而，促成一种打破各城邦界限，创造休战、和平、合作的环境——古代奥运会，来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古希腊奴隶制度的完善、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延续一千多年的古代奥运会，贯穿着竞技、神性与人性的精神”它对人的平等自由、体育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教育价值。
随着公元前5～4世纪希腊城邦间的连绵战火，经济开始萧条，社会风气日见败坏，竞技者为取胜不择手段，物质化的奥林匹克文化降低了竞技者的境界追求，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失去了促进和平、增进友谊、公平竞争的高尚精神，其教育青年的“本意”也因此而发生了异变。古奥运及古奥运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不断弱化，以至最后消亡了。
1.2 现代奥运的文化追求
1)现代奥运的文化背景。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增进健康、促进国际间交流与了解的手段，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为此，法国教育家顾拜旦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创造性地恢复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倡导“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文化追求，塑造人类永无止境、进取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现代奥运强调“奥运会是为人类的精神服务的，这是奥运会的活力所在”，“它应该体现肌肉、能力、思想三者的一致性”，和后来提出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人类社会的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文化思想。
2)百年奥运的困惑。现代奥运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样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战火，碾踏了9000万人鲜活的生命，也几乎切断了奥运会这一人类文明盛会的交往环链。同样，大规模政治抵制、种族歧视、轻视妇女、商业化，都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中有着强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危机。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国际瞩目的奥运竞争中，围绕使用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斗争愈演愈烈。另外，科技的进步和在体育中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运动成绩的提高，但同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新的道德制度问题：运动成绩的提高是人的胜利还是器械的胜利?运动的较量是新器械的竞争还是人的体能和技能的较量?运动员被器械喧宾夺主而退居其后，是否变相地剥夺了人的竞争权利?这些问题的出现如何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争”的神圣原则?
3)新世纪奥林匹克的文化创新。在新世纪奥林匹克精神，不仅与奥林匹克的竞争取胜、超越自我有关，而且更是与人类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相契合。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其就任宣言中指出：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当然，我们将继续保留这个格言。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提出奥林匹克新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罗格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改革、求变的精神，适时地指出了未来奥林匹克的发展方向，从强调体育运动的科学性转向追求科学性与人性融合的现代体育精神。
2 重建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体育哲学
2.1 摒弃现代奥林匹克异化倾向的根源
体育科学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并受其局限，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是建立在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科学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基本特征是实证性和功利性。“知识必须依据经验证实”，科学只能用结果来检验，科学是凌驾于人类历史和文化之上的。胡塞尔评价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人们让自己的整个世界完全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另外，工业社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生产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追求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决定一切的时代，其功利性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技术对于推动体育水平的提高和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确给人和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明显的经济效果。第23届奥运会后，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问题已经逐渐公开化和合法化，支持和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众化和产业化。但是由于对体育人文价值的忽视导致极端功利的短期体育价值观念。将物质利益和科技水平置于一切之上，将功利性获得置于文化精神、道德制度之上，忽视人和人性。在体育训练和比赛中重视功利性的训练和比赛结果，视技术和物质获得等外部功效胜过人和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作为一种手段的体育，其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文明进步、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科学的运用和技术的完善固然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是同物质化的奖励比赛一样，它只能是体育进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体育的终极目标。和谐体育是为了人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如果将现代体育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体育技术的本质，让人和体育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只在物质化和体育结果上相互涉及，是错误的。文化上的传承和发展才是奥林匹克和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标志。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具有深刻的一致性。
这进一步加深了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对立，体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实证的科学体育观突出强调体育科学和体育理性的重要性，强调用体育科学的观点、方法，和用量化与精确的标 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和贬低体育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文体育则突出强调体育体验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体育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两种文化、两种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加深了。
2.2 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的奥林匹克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既包括体育技术和体育经济层面的物质生活，又包括体育文化层面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应该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只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也不应该像许多功利主义者只注重人的物质生活。事实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而精神生活则为物质生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体育人文是一种文化，体育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应将奥林匹克运动理解为“一种”融合的文化。
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将得到更进一步的融合，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体育科技化导致体育知识化、个性化，而体育知识化、个性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体育人文化。其二，两者融合导致体育人文科学化和体育科学人文化。体育科学和体育人文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体育科学的确是奥林匹克运动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第一历史活动”，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依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但不能视其为纯粹的“物质”生产过程，因为它越来越依靠知识创新，越来越依靠人的素质，越来越依靠教育和学习。从而，体育科学也越来越知识化和人文化，越来越与人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融合。人文奥运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它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念渗透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模式的选择中，体育制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体育文化在体育团队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附加值成为奥林匹克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奥林匹克的科学化就是奥林匹克的人文化。科学化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时代、体育社会，显然极为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极为有利于奥林匹克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发展。其三，走出传统的国家投资型业余体育，通过发展体育科技产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奥林匹克运动，向职业化、商业化体育市场经济发展，从而，使体育自身具备“造血”功能，依靠自身能够生存并蓬勃发展，形成有独立体系的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同时逐步解决体育资源和体育环境等问题。其四，以体育科技产业为支柱、以体育比赛为核心的科学奥林匹克，必将为人的自身发展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这样，奥林匹克运动就具有了双重意义和价值：不仅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前者主要在物质生活层面上关注人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后者更是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促进着人和体育文化的全面发展，给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注入更加完整和更加深刻的意义。探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不能不重点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否则体育科学的价值就缺乏应有之义。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体育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3 构建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体育制度
3.1 体育道德和体育制度
从古奥运走向衰亡，到现代奥运再逢挑战，人们领悟到塑造体育“行为世界”的是某种道德体系和制度体系，而不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这种信念体系引导人们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从而统领体育行为。
体育制度是硬性的、外在的，是人们根据社会的要求和发展规律而制定的法律规则。道德规范蕴涵于传统之中，以良心禁令或道德谴责的方式约束人，让个人不自觉地或有意识地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短期利益却损坏长期利益的选择，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利益却显著地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择，道德是人文性的。如果没有了信仰、文化、道德这些价值，社会就会趋于解体。同理，蓬勃发展的现代体育如果失去了灵魂，不远的将来也会像古代奥运一样，逐渐走向衰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9世纪就明确地分辨了道德和制度：道德即“主观意志的法”，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包括“故意与责任”、“意图(动机)与福利(效果)”和“良心与善”三个环节。而制度则是作为“抽象的法(权利)”(形式的、客观的)与“道德”(实质内容的、主观的)的统一，即所谓客观法与主观法的主客观统一。道德突出人之得“道”：而制度则突出人之关系的“道”理，并演化为明确的规范准则系统。制度是道德的扩演外化，是“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行为的价值原则和规范”。
体育制度是人们体育活动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原则，它根源于现实的体育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同特定的文化传统也有历史相关性。体育制度有着双重内涵：一是特定的体育制度蕴涵的制度原则、价值规范，同时提供建构体育社会秩序的支持和辩护；二是同制度相应的体育道德价值体系一起，用以建构体育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国民的道德人格。
面对体育唯物质追求的异化挑战，奥委会及时地将奥林匹克格言由“更高、更快、更强”的科学性转向“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人文性与“更高、更快、更强”的科学性并重的和谐体育发展观。用体育精神和制度来引导体育文化和价值，用制度来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内化为人内在的道德和精神。而现实体育内在的精神和文化追求，要靠外在的体育制度来维护和保障。
3.2 和谐体育要求坚持市场经济方向的制度改革
时代要求我国体育制度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即坚持构建现代科学的和谐体育。我国体育已经从政治功能和谋生的工具逐渐被文化功能所取代，更多的是服务于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为了激活我国体育的效率和活力，发挥市场配置体育资源的能力，提高社会和个体的体育积极性，我国进行了体育市场化改革。改革了体育机构，重组了体育组织，将“管体育”与“办体育”分开，把“办体育”的权利下放给社会和民间组织，使奥林匹克运动开始走向市场化和社会化。现实是如何厘清政府部门的“宏观控制”和社会团体的“具体管理”之间的“二元制度”的问题。
3.3 和谐体育在于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的同步演进
有人说，奥林匹克的繁荣与规范，可以通过引进好的体育制度来实现人和人、人和各级体育组织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可是，问题是如何理解制度。制度是文化的显件(外在表现形式)，文化是制度的隐件(内在本质)。这样，制度就并非只是一些条条框框，而是人们内心中活的潜在规则，是由文化内生出来的一整套东西。离开文化谈体育制度，其实是在畅想空中楼阁，追求功利的人会用各种手段来钻制度的空子，因为“制度总是滞后于现实”，现象出现后才会制定 规范的制度。离开制度谈文化，就会使文化缺乏有效的规范和强有力的保证，奥林匹克精神就会失去根基，落入虚无的“乌托邦”的境地。
奥林匹克运动可以借助文化的力量实现质的提升，提高文化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比重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根本方向。文化对奥林匹克发展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体育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发展成为奥林匹克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和支配性因素。如同美国的NBA，文化已深深融入体育之中。
制度的奥秘就在于：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通过体育制度创新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关键，不是求取制度形式，也不是追求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丰厚的物质财富，而是催生内在奥林匹克运动内在的精神即文化。求索中国现代转型期的体育发展，就必须厘清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各自的偏颇之处，通过道德传统的良性回归和体育制度的不断完善，让制度和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同步演进。
市场经济的体育制度明确体育市场的主体是个体，保障的是体育个体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给予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生存发展的空间以及市场自由的权利，通过解放个体，形成致力于制度变革的主体。在体育市场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不断增强利益主体的自由和民主权益，在体育个体真实具体的生活中落实奥林匹克文化，体现体育制度的本质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深刻指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自由本身，而在于自由意味着人的生活所获得的根本改变。
4 实现和谐体育的根本途径和首要目标是扩展个体的“实质自由”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自由和权力必然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性生活中。各种社会性组织对人的生存是必要的。这些社会性组织首先要保证让人的私人生活趋于完善，让生活具有可能性。因为，惟有在这些组织中人们通过密切合作，实现人的真实自由，形成稳定规则，可对他人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使生活成本最小，并获得某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4.1 体育“实质自由”
实质自由是人们享受自己认为值得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即人的真实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伤病、退役后有正常生活的机会)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享受文化教育、公平参与等等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真实自由。每个人都通过选择自己各种“能力”的组合，来表现出自己的真实自由。
奥林匹克发展所要促进的是在体育市场中体育个体不断增强自己的真实自由。那么，那些体育发展的过程手段(在体育过程中体育个体获得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机会等)就应该得到集中注意，而不仅仅是某些体育结果的物质目标(金牌、财富等)。
4.2 体育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
体育发展是扩大人们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按照这一思想，扩展体育个体的真实自由(参与管理权、经济权、契约自由、受教育权等等)是体育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它们可以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建构性作用是在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各利益主体的各种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机制，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充分扩展运动个体的各种权利、机会等一般性自由，从而，作为体育发展的手段为体育运动的发展，以至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工具性自由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运动个体按自己合意的方式来生活。这些工具多种多样，为方便起见，把工具性自由归纳为值得特别强调的5种不同类型的自由：(1)体育政治自由(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即体育个体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管理，而且按什么原则来管理，也包括监督并批评管理者、拥有民主表达与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等等)、(2)体育经济自由(体育个体为享有比赛、训练、管理、监督的权力而运用其资源的机会)、(3)体育社会机会(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它方面所实行的安排)、(4)体育透明性保证(满足社会对体育公开性、公正性的需求：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5)体育防护性保障(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如失业、伤残等深重痛苦、或在某种情况下社会生活以至生存能力的丧失，而提供的体系安全网)。
各种类型的自由相互关联，互相补充，并进而相互强化。这绝非是一个完整的清单，但它或许有助于集中关注，那些在当前体育改革中不断完善体育个体真实自由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政策事项。从人性的角度来关注个体生活，从科学的角度实现个体的真实自由，使个体自由即是和谐体育的动机，也是其目标，真正实现科学性和人文性融合的奥林匹克文化。
编辑：邓星华
关键词：和谐体育；科学与人文；奥林匹克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5－0024－05
随着中国入世和2008年举办奥运会，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快速而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资源与科技、物质资源相结合形成的综合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过去，体育竞争主要被理解为物质资源和科技的竞争，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科技力量和文化力量二者的良性互动形成的合力作用并没有得到重视。时代的发展要求奥林匹克运动应确立体育文化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把体育文化与体育科学发展、体育市场经济改革、体育制度改革高度结合起来，统筹发展。用“人文奥运”引领“科技奥运”，避免现代体育异化的危险，重蹈古奥运“物性”体育的覆辙；将科学体育内化为人文体育的精神文化内涵，摒弃体育的物质功利性；复兴奥林匹克文化，回归奥林匹克运动对精神文化追求的本真。
1 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和繁荣于科学与人文的和谐
1.1 对古代奥运的反思
古代奥运会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各城邦间战争不断，从未稳定地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中。但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希腊人对奥林匹斯山众神顶礼膜拜，各城邦都欲求哪怕是临时的大统一、大团聚的宗教祭祀活动。从而，促成一种打破各城邦界限，创造休战、和平、合作的环境——古代奥运会，来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古希腊奴隶制度的完善、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延续一千多年的古代奥运会，贯穿着竞技、神性与人性的精神”它对人的平等自由、体育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教育价值。
随着公元前5～4世纪希腊城邦间的连绵战火，经济开始萧条，社会风气日见败坏，竞技者为取胜不择手段，物质化的奥林匹克文化降低了竞技者的境界追求，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失去了促进和平、增进友谊、公平竞争的高尚精神，其教育青年的“本意”也因此而发生了异变。古奥运及古奥运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不断弱化，以至最后消亡了。
1.2 现代奥运的文化追求
1)现代奥运的文化背景。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增进健康、促进国际间交流与了解的手段，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为此，法国教育家顾拜旦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创造性地恢复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倡导“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文化追求，塑造人类永无止境、进取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现代奥运强调“奥运会是为人类的精神服务的，这是奥运会的活力所在”，“它应该体现肌肉、能力、思想三者的一致性”，和后来提出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人类社会的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文化思想。
2)百年奥运的困惑。现代奥运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样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战火，碾踏了9000万人鲜活的生命，也几乎切断了奥运会这一人类文明盛会的交往环链。同样，大规模政治抵制、种族歧视、轻视妇女、商业化，都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中有着强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危机。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国际瞩目的奥运竞争中，围绕使用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斗争愈演愈烈。另外，科技的进步和在体育中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运动成绩的提高，但同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新的道德制度问题：运动成绩的提高是人的胜利还是器械的胜利?运动的较量是新器械的竞争还是人的体能和技能的较量?运动员被器械喧宾夺主而退居其后，是否变相地剥夺了人的竞争权利?这些问题的出现如何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争”的神圣原则?
3)新世纪奥林匹克的文化创新。在新世纪奥林匹克精神，不仅与奥林匹克的竞争取胜、超越自我有关，而且更是与人类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相契合。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其就任宣言中指出：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当然，我们将继续保留这个格言。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提出奥林匹克新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罗格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改革、求变的精神，适时地指出了未来奥林匹克的发展方向，从强调体育运动的科学性转向追求科学性与人性融合的现代体育精神。
2 重建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体育哲学
2.1 摒弃现代奥林匹克异化倾向的根源
体育科学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并受其局限，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是建立在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科学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基本特征是实证性和功利性。“知识必须依据经验证实”，科学只能用结果来检验，科学是凌驾于人类历史和文化之上的。胡塞尔评价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人们让自己的整个世界完全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另外，工业社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生产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追求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决定一切的时代，其功利性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技术对于推动体育水平的提高和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确给人和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明显的经济效果。第23届奥运会后，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问题已经逐渐公开化和合法化，支持和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众化和产业化。但是由于对体育人文价值的忽视导致极端功利的短期体育价值观念。将物质利益和科技水平置于一切之上，将功利性获得置于文化精神、道德制度之上，忽视人和人性。在体育训练和比赛中重视功利性的训练和比赛结果，视技术和物质获得等外部功效胜过人和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作为一种手段的体育，其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文明进步、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科学的运用和技术的完善固然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是同物质化的奖励比赛一样，它只能是体育进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体育的终极目标。和谐体育是为了人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如果将现代体育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体育技术的本质，让人和体育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只在物质化和体育结果上相互涉及，是错误的。文化上的传承和发展才是奥林匹克和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标志。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具有深刻的一致性。
这进一步加深了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对立，体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实证的科学体育观突出强调体育科学和体育理性的重要性，强调用体育科学的观点、方法，和用量化与精确的标 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和贬低体育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文体育则突出强调体育体验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体育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两种文化、两种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加深了。
2.2 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的奥林匹克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既包括体育技术和体育经济层面的物质生活，又包括体育文化层面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应该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只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也不应该像许多功利主义者只注重人的物质生活。事实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而精神生活则为物质生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体育人文是一种文化，体育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应将奥林匹克运动理解为“一种”融合的文化。
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将得到更进一步的融合，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体育科技化导致体育知识化、个性化，而体育知识化、个性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体育人文化。其二，两者融合导致体育人文科学化和体育科学人文化。体育科学和体育人文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体育科学的确是奥林匹克运动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第一历史活动”，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依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但不能视其为纯粹的“物质”生产过程，因为它越来越依靠知识创新，越来越依靠人的素质，越来越依靠教育和学习。从而，体育科学也越来越知识化和人文化，越来越与人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融合。人文奥运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它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念渗透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模式的选择中，体育制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体育文化在体育团队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附加值成为奥林匹克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奥林匹克的科学化就是奥林匹克的人文化。科学化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时代、体育社会，显然极为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极为有利于奥林匹克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发展。其三，走出传统的国家投资型业余体育，通过发展体育科技产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奥林匹克运动，向职业化、商业化体育市场经济发展，从而，使体育自身具备“造血”功能，依靠自身能够生存并蓬勃发展，形成有独立体系的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同时逐步解决体育资源和体育环境等问题。其四，以体育科技产业为支柱、以体育比赛为核心的科学奥林匹克，必将为人的自身发展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这样，奥林匹克运动就具有了双重意义和价值：不仅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前者主要在物质生活层面上关注人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后者更是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促进着人和体育文化的全面发展，给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注入更加完整和更加深刻的意义。探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不能不重点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否则体育科学的价值就缺乏应有之义。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体育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3 构建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体育制度
3.1 体育道德和体育制度
从古奥运走向衰亡，到现代奥运再逢挑战，人们领悟到塑造体育“行为世界”的是某种道德体系和制度体系，而不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这种信念体系引导人们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从而统领体育行为。
体育制度是硬性的、外在的，是人们根据社会的要求和发展规律而制定的法律规则。道德规范蕴涵于传统之中，以良心禁令或道德谴责的方式约束人，让个人不自觉地或有意识地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短期利益却损坏长期利益的选择，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利益却显著地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择，道德是人文性的。如果没有了信仰、文化、道德这些价值，社会就会趋于解体。同理，蓬勃发展的现代体育如果失去了灵魂，不远的将来也会像古代奥运一样，逐渐走向衰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9世纪就明确地分辨了道德和制度：道德即“主观意志的法”，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包括“故意与责任”、“意图(动机)与福利(效果)”和“良心与善”三个环节。而制度则是作为“抽象的法(权利)”(形式的、客观的)与“道德”(实质内容的、主观的)的统一，即所谓客观法与主观法的主客观统一。道德突出人之得“道”：而制度则突出人之关系的“道”理，并演化为明确的规范准则系统。制度是道德的扩演外化，是“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行为的价值原则和规范”。
体育制度是人们体育活动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原则，它根源于现实的体育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同特定的文化传统也有历史相关性。体育制度有着双重内涵：一是特定的体育制度蕴涵的制度原则、价值规范，同时提供建构体育社会秩序的支持和辩护；二是同制度相应的体育道德价值体系一起，用以建构体育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国民的道德人格。
面对体育唯物质追求的异化挑战，奥委会及时地将奥林匹克格言由“更高、更快、更强”的科学性转向“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人文性与“更高、更快、更强”的科学性并重的和谐体育发展观。用体育精神和制度来引导体育文化和价值，用制度来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内化为人内在的道德和精神。而现实体育内在的精神和文化追求，要靠外在的体育制度来维护和保障。
3.2 和谐体育要求坚持市场经济方向的制度改革
时代要求我国体育制度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即坚持构建现代科学的和谐体育。我国体育已经从政治功能和谋生的工具逐渐被文化功能所取代，更多的是服务于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为了激活我国体育的效率和活力，发挥市场配置体育资源的能力，提高社会和个体的体育积极性，我国进行了体育市场化改革。改革了体育机构，重组了体育组织，将“管体育”与“办体育”分开，把“办体育”的权利下放给社会和民间组织，使奥林匹克运动开始走向市场化和社会化。现实是如何厘清政府部门的“宏观控制”和社会团体的“具体管理”之间的“二元制度”的问题。
3.3 和谐体育在于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的同步演进
有人说，奥林匹克的繁荣与规范，可以通过引进好的体育制度来实现人和人、人和各级体育组织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可是，问题是如何理解制度。制度是文化的显件(外在表现形式)，文化是制度的隐件(内在本质)。这样，制度就并非只是一些条条框框，而是人们内心中活的潜在规则，是由文化内生出来的一整套东西。离开文化谈体育制度，其实是在畅想空中楼阁，追求功利的人会用各种手段来钻制度的空子，因为“制度总是滞后于现实”，现象出现后才会制定 规范的制度。离开制度谈文化，就会使文化缺乏有效的规范和强有力的保证，奥林匹克精神就会失去根基，落入虚无的“乌托邦”的境地。
奥林匹克运动可以借助文化的力量实现质的提升，提高文化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比重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根本方向。文化对奥林匹克发展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体育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发展成为奥林匹克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和支配性因素。如同美国的NBA，文化已深深融入体育之中。
制度的奥秘就在于：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通过体育制度创新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关键，不是求取制度形式，也不是追求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丰厚的物质财富，而是催生内在奥林匹克运动内在的精神即文化。求索中国现代转型期的体育发展，就必须厘清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各自的偏颇之处，通过道德传统的良性回归和体育制度的不断完善，让制度和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同步演进。
市场经济的体育制度明确体育市场的主体是个体，保障的是体育个体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给予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生存发展的空间以及市场自由的权利，通过解放个体，形成致力于制度变革的主体。在体育市场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不断增强利益主体的自由和民主权益，在体育个体真实具体的生活中落实奥林匹克文化，体现体育制度的本质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深刻指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自由本身，而在于自由意味着人的生活所获得的根本改变。
4 实现和谐体育的根本途径和首要目标是扩展个体的“实质自由”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自由和权力必然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性生活中。各种社会性组织对人的生存是必要的。这些社会性组织首先要保证让人的私人生活趋于完善，让生活具有可能性。因为，惟有在这些组织中人们通过密切合作，实现人的真实自由，形成稳定规则，可对他人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使生活成本最小，并获得某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4.1 体育“实质自由”
实质自由是人们享受自己认为值得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即人的真实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伤病、退役后有正常生活的机会)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享受文化教育、公平参与等等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真实自由。每个人都通过选择自己各种“能力”的组合，来表现出自己的真实自由。
奥林匹克发展所要促进的是在体育市场中体育个体不断增强自己的真实自由。那么，那些体育发展的过程手段(在体育过程中体育个体获得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机会等)就应该得到集中注意，而不仅仅是某些体育结果的物质目标(金牌、财富等)。
4.2 体育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
体育发展是扩大人们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按照这一思想，扩展体育个体的真实自由(参与管理权、经济权、契约自由、受教育权等等)是体育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它们可以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建构性作用是在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各利益主体的各种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机制，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充分扩展运动个体的各种权利、机会等一般性自由，从而，作为体育发展的手段为体育运动的发展，以至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工具性自由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运动个体按自己合意的方式来生活。这些工具多种多样，为方便起见，把工具性自由归纳为值得特别强调的5种不同类型的自由：(1)体育政治自由(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即体育个体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管理，而且按什么原则来管理，也包括监督并批评管理者、拥有民主表达与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等等)、(2)体育经济自由(体育个体为享有比赛、训练、管理、监督的权力而运用其资源的机会)、(3)体育社会机会(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它方面所实行的安排)、(4)体育透明性保证(满足社会对体育公开性、公正性的需求：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5)体育防护性保障(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如失业、伤残等深重痛苦、或在某种情况下社会生活以至生存能力的丧失，而提供的体系安全网)。
各种类型的自由相互关联，互相补充，并进而相互强化。这绝非是一个完整的清单，但它或许有助于集中关注，那些在当前体育改革中不断完善体育个体真实自由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政策事项。从人性的角度来关注个体生活，从科学的角度实现个体的真实自由，使个体自由即是和谐体育的动机，也是其目标，真正实现科学性和人文性融合的奥林匹克文化。
编辑：邓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