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7年，中共展开苏维埃革命。苏维埃革命的对象是南京蒋介石集团，目标是推翻蒋介石政权统治，建立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有趣的是，当蒋介石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当做打倒对象时，他本人却仍坚持认为自己是革命者。1927年8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革命应以唤起民众为基础。”次年元旦，他在新年伊始立誓曰：“毋求一家之幸福，当尽革命之责任。每日六时起床，廿二时就寝，勿忘此誓也。”更能代表蒋介石想法的是他1929年2月的讲演，在这篇题名《革命和不革命》的讲演中，蒋对其所理解的革命作出系统阐述：
　　“革命是最真实的人生，绝对不是小说，革命不是弹指立现的空中楼阁，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所以革命虽少不了热烈的感情，但是革命的进行却不能凭革命者的情感而蔑视步骤和程序——真正负责的革命者，要照着革命的环境是怎么样，胸中热烈地燃炽着革命的目的，而行事要十分安详十分仔细按着时期和方略，一些不放松，一些不间断地去干。这固然是沉闷，但是革命者能避免这个沉闷的苦痛吗？”
　　 多年之后，看到蒋介石描述的革命，很容易就会想到他后来为人的规行矩步，在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的“三不主义”减损人生许多乐趣后，蒋介石连革命也要弄成毫无浪漫气息的“沉闷的苦痛”。
　　 相比之下，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显然要激越得多。革命如果不和激烈、彻底、破坏乃至浪漫、冒险联系在一起，会不会被革命者认为太过乏味了点？
　　
　　政治正确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蒋介石却说革命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换作早些年，这足可成为将两者界定为革命和反革命不同立场代表的证据。尽管随着认知的加深，人们已不会如此轻易地为政治人物定性，但毛、蒋的差异仍不待智者而明。很明显，蒋介石的表态，刻意淡化了革命的激进成分，把革命更多放到建设层面，以求成而不是破坏诠释革命。
　　 国共对革命的理解本就不完全相同，且国民党此时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得不应对革命时期大可不必顾及的柴米油盐。在粗糙的现实面前，最美好的理想也难免被磨平，何况国民党本就是一个看重现实利益甚于理想精神的政党。以反帝而论，国民革命时期喊得山响的反帝口号，随着国民党的执政，现实国际关系体系的需要，使其很难不偃旗息鼓。激进的革命理想必须让位，革命的旗号却不能放弃，面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迷思，蒋介石亦无法免俗。同时，蒋介石淡化却又坚持革命理念的做法还包含着更实际的考虑。
　　 政治人光鲜的话语后，包含着赤裸裸的逻辑：革命意味着进步，进步才可能且应该成为民众的统治者。
　　 1927年后国民党虽然成为执政党，却并没有迅速转化为一个竞争性政党，而是依据军政、训政、宪政实施程序，开始对全国的训政。在此背景下，革命的政治正确仍然是国民党可以借用的政治资源，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地位，需要用革命的标签加以粉饰。
　　 国民党这套训政理论的直接来源还是孙中山。按照孙的说法，军政结束，民主政治迈进过程中，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即所谓训政时期，以训导民众获得实践民主宪政的能力。《建国方略》明确训政的具体时间为六年，期间的中心工作为县自治，通过县自治的完成，推导而展开全国的宪政，此即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交相递进的民主政治实践程序。
　　 “二次北伐”完成后，根据孙中山的训政理论，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实施训政，同年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完成县自治案》，遵循孙中山六年完成训政的设想，规定：“二十三年底以前，完成县自治。”在当年还没有完全统一的中国，要在六年之内完成县自治，的确有不小的难度，加上统治者不愿放弃权力而故意拖延，直到1936年国民政府立法院方通过“五五宪草”，宪政进入启动程序。随之因抗战爆發，宪政再次被推迟，宪法的公布事实上延宕到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
　　
　　训政陷阱
　　 训政理论使国民党在专制和民主之间陷入巨大的冲突：党作为最高权威，提高党权是训政的应有之义 ，而这肯定会和发扬民权，扩大政治参与的训政目标相冲突；反之，如果对党权实行限制，则所谓以党训政又成了无源之水。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理智抉择，如何在专权和民主之间保持平衡，这恐怕连一个成熟的政党都难以把握。
　　 一个刚刚脱胎于专制社会、依靠武力征服获取政权的政党，要由此顺利走上民主之路，可以想象其中需要有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当蒋介石和国民党以革命的名义表现出对民主宪政有意无意的抵制时，其在这条路上走得跌跌撞撞，并不让人意外。
　　 一党专政的训政不仅仅为国民党走向民主政治埋下陷阱，同时还堵死了其他政党存在的空间。当国民党毁弃国共合作，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权时，事实上把曾经的盟友中共逼到了以武力争取生存的绝境，在中共的表述系统中，对这一段历史的经典回顾通常是国民党背叛革命，向中共举起屠刀，中共在血雨腥风中被迫起而反抗。尽管具体的历史运行脉络或许比这样的概括要复杂得多，但中共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控诉的确有其逻辑根据。
　　 因此，当国民党全面分共后，1927年8月1日，中共迅速在南昌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南昌起义只有约5小时的零星战斗，由于战斗结束相当快，市民的正常生活甚至都未受到影响。起义在凌晨爆发，一大早，南昌市区东湖边上就出现三三两两的行人，“挑菜叫卖的还是照常一样——经百花洲、磨子巷到洗马池，大街商店照常开门营业”。
　　 但作为中共独立打响的第一枪，南昌起义仍然对中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和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一样，成为日后中共武力夺取政权的标志性转折。
　　 由于苏联在中共革命中的决定性影响，当中共独立展开武装斗争时，苏联仍起着关键作用，1927年后中共革命的苏维埃方向就是由苏俄确定的。1927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提出：
　　 “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显然，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着手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
　　 应该说，苏维埃在中共历史上并不是新名词，中共一大就把创造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规定：“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作为共产革命的先行者，苏俄缔造的苏维埃政权是世界共产主义者的范本，因此，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重新打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苏维埃革命实乃顺理成章。
　　
　　何为苏维埃
　　 苏维埃这个名词对普通中国人显得生涩，尤其苏维埃革命基本在农村地区展开，农民对苏维埃是什么更难以理解。习惯于望文生义的人们这样议论苏维埃，一个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用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乃俄文的汉语音译，原意为“代表会议”或“会议”。沙皇俄国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1905年俄国革命中，工人、士兵建立自己的苏维埃，作为具有自治性质的领导组织，革命失败后被取缔。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后，俄国各地成立工人士兵及农民代表苏维埃。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由此，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
　　 民众不懂苏维埃并不奇怪，作为一场由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农村的革命，不仅苏维埃革命，整个中国革命中普通民众无法理解的名词难计其数：比如左倾右倾，比如路线斗争，乃至革命和反革命。苏区老百姓常把中共说的两条路线理解为通向集镇的两条不同道路，而自认为消息灵通的党员碰到上级则喜欢问一声：“马克思的爸是什么名字？”到三年内战时，美国左翼人士韩丁在张庄仍然发现，有的党员入党“不知道是为什么”，28个党员中，没有一个提到他们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入党。
　　 不可否认，大多数时候，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与社会，民众更多充当着革命的卷入者和追随者，因此，无论这场革命是叫“苏维埃”或者“维苏埃”，对他们并不一定那么重要。1927年以后，国共的对抗基本是武力的对抗、实力的对抗，花一样的语言远远没有枪弹迸出的火花那么实在。
　　 对中共而言，这一时期的关键是，他们以苏维埃革命的形式，开始了与国民党的武装对抗。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即使苏维埃本身，尽管中共建政后改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细究起来，实质仍大体不脱苏维埃的模式。
　　 起码就听觉而言，听起来那么洋气的苏维埃革命也比蒋介石“一针一缕”的革命，要更像革命一些。（待续）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