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蒲宁的东西，是反思的结果，试图探讨真正的人性是什么。被人遗忘、忽视甚至被蔑视的角落，我会去那里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觅得值得介绍的东西。”
　　寒冬，疫情肆虐之时，与病魔抗争多年的俄蘇文学翻译家戴骢于2月7日7时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据戴骢家属介绍，因疫情缘故，丧事已从简办理。消息传出，文学界和出版界一片唏嘘哀叹。
　　“戴骢先生是非常优秀的俄语翻译家，他为人低调，不喜应酬，因此外界对他不太了解，但我们圈内同行非常认可他的翻译水平和成就，也非常敬重他。戴先生退休后我们见面少了，听闻他近年身体不是很好，经常住院，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俄语专家郑体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深表哀悼。
　　戴骢先生译著等身，代表译作包括《金蔷薇》《哈扎尔辞典》《蒲宁文集》《布尔加科夫文集》《骑兵军》《阿赫玛托娃诗选》《贵族之家》《罗亭》等，这位曾把帕乌斯托夫斯基、蒲宁、巴别尔等俄罗斯文豪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大家，译笔精湛，文采斐然。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戴骢“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他也是俄罗斯政府颁发的“高尔基”奖章的获得者。
　　《金蔷薇》中，老清扫工让·夏米的故事是动人的，他怀着异乎寻常的温情，从首饰作坊的尘土里收集金粉，日积月累，终于替他一度抚育过的苏珊娜打了一朵精致的金玫瑰。戴骢则以毕生热情，孜孜矻矻地译介俄罗斯文学精品，为中国读者献上了一大束瑰丽灿然的“金蔷薇”。

老派文人，译笔诗化

　　戴骢原名戴际安，“骢”字乃是笔名，取自“青骢马”。“一种很普通、很平凡的马，但它能吃苦耐劳。希望我在文学翻译的路上也是这样。”
　　戴骢1933年生于苏州，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祖父早年留学日本，外祖父则是苏州最早的自由党派创始人。戴骢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因工作需要常转战南北，中学时代的戴骢就接触到了俄罗斯文学。
　　在诸多同事好友的回忆中，戴骢从事俄语翻译，但中文功底极其深厚。“有次我和他交流，他主张一定要多读古文，他喜欢读《聊斋》和《儒林外史》，不是泛读，而是吃透文体精华和范本，光鹦鹉学舌模仿还不行，要化到自己的血液中去，这是他的心得。”在郑体武的印象中，“戴先生比我大30岁，但他给你写信，称谓都是‘体武兄’，落款也是‘际安顿首’、‘顺颂秋安’之类的，他身上有着老派文人的谦逊和传统作风。”
　　戴骢1949年参加解放军，曾任解放军华东防空司令部俄语译员，离开部队后进入出版界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工作。戴骢1956年开始发表译作，据其生前回忆，上世纪50年代，“让我们搞文学翻译，是领导对我们的赏识。给你一个选题，回家去翻，翻出来后拿笔稿费。翻什么自己没有选择权，除非你已是非常有名的译家。”
　　“文革”期间，戴骢“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云野鹤”。此前，出版社的资料室等级森严，普通员工不得入内，“借阅欧美报刊，乃至原版的当代外国文学书籍，除非有总编辑特批。”工军宣队进驻后，忽略了这个“封资修的温床”，闲来无事的戴骢就是在乏人看管的资料室邂逅了伊凡·蒲宁。

　　“有一回，我看到了一本由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我一下子被小册子的封面吸引了：丘岗起伏的俄罗斯原野，一个戴顶破旧制帽，满脸络腮胡子、懒散之态可掬的马车夫，驾着一辆二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十分精神的军官，身旁有一个麦芽色头发、丰腴有致的少妇，唇角挂着一抹天真而又暧昧的微笑，若即若离地偎依着他。这种俄罗斯腹地的写照，多么亲切。”
　　戴骢翻开小册子，里面仅有两个短篇小说：一名《中暑》，一名《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我浑身为之一震，原来俄罗斯现代文学中，除了卓娅、舒拉、保尔、奥列格之外，还有我所未曾见到过的世界，还有我所未曾读到过的把人作为人来描写、细腻地触及人性、因而令人回肠荡气的小说。”
　　对于当年的戴骢而言，蒲宁还是个全然陌生的名字，随着后来环境开放，他读到更多作品和国外评论，兴趣也愈发浓厚，决意研究和翻译蒲宁的作品。“蒲宁之作之所以扣人心弦主要是他的非比寻常的文学语言的造诣……他曾多次引用福楼拜的话说：‘应当使散文具有诗的韵律和节奏，同时又仍然是散文。’……在蒲宁笔下，人物也好，自然界的景物也好，都有色彩感和光感。无怪高尔基要说：‘蒲宁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好似用画笔绘成的图画。’”
　　戴骢去世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追念微博下，有网友回忆受其译著影响的经历：“初读蒲宁的《秋》和《安东诺夫卡苹果》就是由戴骢先生翻译的，批判是蒲宁的思想武器，中文诗化是戴先生为其盖上的温柔面纱。”
　　“戴先生的语感极好，他对原文有很强的感受力，中文底子又过硬，他的翻译不仅气韵流畅，而且激情饱满。阿赫玛托娃的诗在他笔下一气呵成，整个节奏都是贯通的，自然又和谐，是难得的佳译。”郑体武至今都能背诵戴骢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受宠的女人尽可提出万千的要求》。“戴先生译诗不多，但他其实很适合翻译诗歌，他选译的小说散文也都富于诗意，屠格涅夫的文体十分优美，蒲宁的小说诗化程度很强，《金蔷薇》中大部分散文则相当于中国的怀人小品，诗意盎然。”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代表作《金蔷薇》不仅是一部展现作家真实内心世界的中短篇札记，也是着眼于自然与文人、爱与生活真谛的清新散文集，曾让中国作家联想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此书面世时，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尚盛行于苏联文坛，要求于作家的是歌功颂德、图解政策，把探讨自我表现和写作技巧的言论斥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所以《金蔷薇》这样一部挣脱条条框框的桎梏、探讨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品，在当时的苏联文学界无疑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戴骢在译序中介绍：“《金蔷薇》中译本的面世，对于尚未忘却文学、对文学仍有爱心的人来说，不啻满天乌云中的一线阳光，人们自然趋之若鹜。”

翻译左琴科和巴别尔，“率真”与“敢言”

　　戴骢曾说，他只“翻译自己愿意翻译的作品”，只翻译他“引为同类作家的作品”，并且尽力译好。经历过特殊时期，他总结历史教训，要研究和同情被损害的人。因此，他怀着敬重之心翻译了左琴科的《日出之前》。
　　戴骢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介绍，敬重左琴科，主要源于他的身世。“他青年时代曾患过精神忧郁症，希望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来寻找精神忧郁症的根源。为此，他写了《日出之前》……他毫无掩饰地把心理活动写出来，尽管这些心理活动很正常也很纯洁，但后来成了他获罪的理由之一。这部小说遭批判以后，他的一些好友一下子就成为敌人。前苏联那时候吃饭要用粮票。他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后就没饭吃了。靠侄子一个人的‘定量’过日子。”

　　“约到上世纪40年代，其他作家才提出恢复他作协会员身份。重新入会后，他的生活稍微安定了些。有个英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提出要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阿赫玛托娃来了，左琴科在前苏联作协做了很多工作后也来了。英国代表团问及早先苏政府关于他们的批判的决议是否正确，阿赫玛托娃说是正确的，便相安无事。左琴科说不，还说如果同意这个决议就不是苏维埃人。一阵批斗过后，他自己主动脱离了作家协会。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出版人找到他，左琴科正干着皮匠活儿，在那里修鞋子。找他的人说要出版他的文集，左琴科说，什么文集啊？谁写过文集？然后就继续做他的皮匠活。我翻译他的作品时，热泪盈眶。为一个率真的人这样的遭遇，更为他那份自己保存的完整的人格。”
　　戴骢去世后，不少译家纷纷表示悼念。翻译家杨向荣追忆，戴骢翻译的巴别尔短篇曾是他反复阅读的典范之作。“最早在《外国文艺》杂志上看到，受戴译激励，后来我托友人从美国买到《巴别尔全集》英文版，千页左右，当我对照英译和戴先生的中译，感觉英译完全不及中译有味道。戴先生的巴别尔硬朗活跳，铿铿锵锵，字字金贵，语感和生活互交相融，无情和有情兼备，真不可方物。”
　　布罗德那死气沉沉的、锯齿状的幽灵就在山口后面等待着我们。不料在克列格托夫村村口，有人朝我们劈头盖脑地砰砰射击。两名波兰士兵从农舍里探出身来观察着我们。他们的战马拴在系马桩上。敌军的一个轻炮连杀气腾腾地开上了山冈。子弹像一条条线那样飞射到路上。“冲过去！”阿弗尼卡说。
　　《骑兵军》是俄罗斯犹太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根据1920年征战经历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有战场速写，有军旅故事，是关于人类社会文明与暴力、征服与抵抗、杀戮与死亡的鲜活记录。
　　“《骑兵军》这本小说集可谓大雅大俗，其中既有很粗俗的语言，也有很诗化的语言。博尔赫斯说，他的语言拥有散文所难以企及的、只有诗歌才拥有的那种荣耀。”戴骢生前曾专门谈论过此书与作者。“《骑兵军》出版后，引起了布琼尼的愤怒，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抨击其作品歪曲了骑兵军的形象。关键时刻高尔基挺身而出为巴别尔辩护，认为《骑兵军》塑造的形象很丰满，哥萨克就是这个样子，拔高反而会不真实……像巴别尔这样把人当成人性和兽性结合体的作家不多。”
　　“巴别尔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是契卡（全俄肅反委员会）成员。历史上有两个契卡成员写小说，一个是他，另一个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但巴别尔……同情波兰人、憎恶排犹主义。最重要的一点，《骑兵军》探讨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
　　巴别尔1939年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被指控为间谍，1940年遭枪杀，戴骢曾对这位作家的命运给予总结：“在那个时代，既要保留腹诽又要苟全性命，只能保持沉默而已，包括作品的沉默、朋友交往的沉默以及公众场合的沉默。巴别尔本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他生命的终结既由他个人性格造成，也是时代的悲剧。”

“大编”，“眼睛贼亮贼亮的”

　　戴骢常说，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自己的文学翻译事业才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编辑，可以把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化为选题、化为出版物。”
　　进入出版行业后，戴骢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俄苏文学及亚非拉文学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编辑、编审。
　　“戴先生不仅是大翻译家，而且他学识渊博，还是个大编辑，他在我们社有个绰号叫‘大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前副总编吴洪向本刊记者回忆，早年与戴骢共事，戴骢敏锐独到的眼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戴先生从事俄语翻译，他当时在《外国文艺》不仅负责俄语选题，还负责拉美选题，他跟拉美文学那些西班牙语专家都很熟，如今非常热门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当时都是他操作的选题，把那些最新的流派、作家介绍到国内，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资料匮乏，这些作品对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作家都是不可多得的养料，让他们看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这方面戴先生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1991年秋，戴骢在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上读到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立即被这部“奇书”的内容和形式震住了。“《哈扎尔辞典》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派小说，是先锋派文学历一百年的发展后所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尝试，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富有启迪效应的。”
　　在查阅了国外文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之后，戴骢将《哈扎尔辞典》列入《外国文艺》的译介选题，并组织约请译家。翻译家石枕川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即应邀赴俄讲学，由于见刊时间紧迫，一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戴骢只得亲自接手续译。小说的中译文在1994年《外国文艺》第二期上首次与国人见面。
　　“上海译文出版社因为《外国文学》所刊出的《哈扎尔辞典》是作者专为杂志缩写的‘杂志本’，仅十万字。为使国人得窥此书全貌，不惜人力财力，在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探得线索，找到了拥有此书国外版版权的法国出版商购得版权，法国出版商提供了《哈扎尔辞典》全书阴阳两种版本的法译本作为母本，由南山先生与我和石枕川教授合作，将此书阴阳两种版本全文译出。”
　　《哈扎尔辞典》的法文译者南山曾是戴骢的邻桌同事，他向本刊记者透露：“戴公热心提携小辈，我当年参与翻译实际上是被他推上去的，我后来还做了书的统校，戴公坚持把我名字放在最前面，按理说，我是‘踩’在他们两位前辈的肩膀上，这点我是特别特别感谢戴老师。”
　　1982年，大学刚毕业的南山到译文社报到，结识了邻桌同事戴骢。“戴老师当时就是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他每天刮胡子要费很多功夫。”初次见面，戴骢跟人握手特别紧实，令南山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我后来跟他开玩笑，真叫是贼亮贼亮的。”
　　在南山的记忆中，“戴老师真性情，喜怒哀乐都挂脸上。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会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天理何在！’当时真是吓我一跳。他比较本真，不装，热爱生活，也热爱他的翻译事业，又是个很有情趣的人。”
　　在吴洪、南山等老同事的印象中，“大编”戴骢风趣幽默，常是辦公室的“开心果”，他与年轻人相处从不端架子，在编务和翻译工作上给予他们诸多帮助和指导。与这些年轻人称兄道弟的戴骢，在生活中是他们真正的良师益友。
　　南山坦言，尽管辈份有别，但他此前从不觉得戴骢是个老人，直至后来见他躺在了病榻上。“戴公的心脏不太好，事实上他已渡过几个危险期，能撑到现在很了不起。五年前他动了个大手术，我和几个老同事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说话声音很低，一直在说‘谢谢，谢谢你们’。后来听说他坐轮椅了，出不了门，意识渐渐有点模糊，有时说不出话眼泪会下来……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但听到戴公走的消息还是非常难过，俄文翻译领域，戴骢先生和石枕川先生有‘南戴北石’之称。如今，翻译《哈扎尔辞典》的两位老先生都走了，我现在看到这本书有种孤独感。”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龚容、徐珏协助联络采访;感谢受访者郑体武、吴洪、南山等;实习记者雷寒冰、李丽贤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