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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政治文化的传统研究路径，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研究往往通过社会、历史研究勾勒出长期积累形成并且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形象。而美国政治科学谱系的实证主义路径则揭示出了政治文化内部结构的复杂和时代变迁特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基础，综合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形成跨国定量比较分析的研究范式，揭示出了“后物质主义兴起”——这一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征。由此，英格尔哈特分析了文化变迁对社会行为意识、公共治理过程乃至国际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调查；跨国定量比较分析；后物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054-02
布莱克韦尔百科全书对“政治文化”一词有着精到的解释。政治文化是“关于一种旧观念的相当新的术语。它与决定着一个民族或集权政治行为方式的文化、精神、情绪或价值的概念有关。它和政治分析本身一样由来已久。”[1]595这也就是说，对政治领域的文化分析在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综述：柏拉图到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研究
柏拉图的政治文化研究被后世称之为“心灵论”，他着重从环境和个人性格因素分析城邦政体的兴衰。而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则更为深入论述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优良城邦所需要的公民秉性或文化。古希腊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长期的沉寂后在资本主义革命时代重新得以登临政治学研究的舞台。迈克尔·布林特的谱系划分基本涵盖了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前两个谱系分别为：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贡斯当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谱系，洪堡、黑格尔和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文化哲学谱系。但是，以上两个谱系均指向了各个政治体系内部分布着高度一致的政治文化倾向，且相对稳定、不易改变。而阿尔蒙德和韦巴开创的第三谱系——美国政治科学谱系则一改传统，它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进行问卷调查为基础，以实证主义方式对政治文化进行科学测量。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出现，使得“民主的危机”频现，政治文化研究逐渐式微并被置于研究边缘。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趋于稳定、后发国家民主化转型的再起步，政治文化研究得以复兴，英格尔哈特就是这一过程中的旗帜性人物。
英格尔哈特从20世纪70年代起关注文化变迁至今，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在他的倡导下，欧洲共同体调查（现更名为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拓展到西欧以外的欧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81年起每5年发布一次调查结果，至今已经完成6波，调查范围国家也从最初的十几个扩展到近百个。本文就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进行具体分析，从全书核心概念出发，结合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和数据测量，按照全书结构分析文化变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此提出英格尔哈特研究的价值与突破。
二、研究设计：核心概念、问题设置与标准测量
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繁荣，塑造了青年人心中经济繁荣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认识，从而更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等需求。而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公众对生理和稳定的需求是压倒性的。基于对文化变迁过程的概括，他提出了“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意为“个人的优先价值观反映的是其社会经济环境，即人们总是会在主观上最为看重相对匮乏的事物”[2]68，社会化假设则意为“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不是一种即时调整的关系……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期的占主导地位的条件。”[2]68由此，也形成了对政治科学研究有极大影响的术语——后物质主义。而所谓“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就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型。作为与《寂静的革命》一脉相承的著作，本书的研究对象从西欧6个国家拓展到二十多个发达工业国家，综合探讨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以及文化变迁对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英格尔哈特进一步阐述了变迁后的文化又如何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这填补了以往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理论空白。”[2]16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政治所涵盖的传统文化和幸福观、投票行为、政治社会结构和政治参与模式以及社会运动形式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来自于英格尔哈特对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数据的观察、分析和研究。首先，通过设置区别价值观取向的问题（表1）将受访者划分为物质主义型、混合型和后物质主义型，并为给文化转型作用下政治体系层面变化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数据支撑。作者通过总加量表、李克特量表、语义差异量表和社会距离量表等现代方法，测量公众对传统犹太—基督价值观的态度、对幸福的感知和评判、对传统政党的认同和支持、对政治议题的认知程度、对政治效能感的认知、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取向以及对国籍关系和本国国际地位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和他的团队基于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国籍等基本信息对受访对象进行群组划分，并结合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析、多重分类分析和面板分析以及构建LISREL模型等方法证实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与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多重变迁的高度相关关系。这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对英克尔斯和阿尔蒙德等早期政治研究文化方法的继承和发扬，被统称为“跨国定量比较分析”。
三、数据分析：文化变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战”以后数十年间经济空前繁荣，加之福利国家所提供的较高的社会安全系数，逐渐降低了人们的普遍不安全感。个人命运不再受到不可预知因素的严重威胁，这种日益增强的安全感削弱了人们对绝对规范的需求。相反，某些传统的规范和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束缚了个体的自我表现。这就造成了年轻一代挣脱传统规范束缚的倾向，形成一种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日益式微的趋势。例如，来自美国和西德的时序数据表明，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宽容，后物质主义者比物质主义者有更高的对堕胎、离婚、卖淫、安乐死等行为的宽容度。再如，年轻一代的后物质主义者逐渐偏离女性将养育孩子作为生活中心目标的价值观，女性角色从家庭的束缚中得到解放，而单身父母也逐渐获得了认可。这种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密切相关的传统宗教等意识形态规范的式微，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生育率不断下降，堕胎率、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却不断上升[2]208-217。这一方面源于宗教和传统文化规范的衰落，非传统规范的容忍上升；另一方面，这些变化带来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调整，也使得离婚、堕胎等行为更加容易。 基于“匮乏假设”，英格尔哈特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具体说来，他认为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已经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带来了政治议题的转变，即从基于社会阶级斗争的政治分化转向基于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的分化。反映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政治议题，例如环保议题、女权议题、核能议题、堕胎议题等越来越具有更多的政治分量，并使传统的“左”、右派政党出现分化。政党的阶级界限式微并相互渗透，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党分化开始出现。“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产阶级的后物质主义者成为左派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转而支持右派来捍卫传统的价值观。”[2]265这种新政治议题的发轫造成了两种重要的政治后果：一是“左”右派政党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关注新的政治议题以赢得更多的政治投票和选民支持，二是促进了新的政治结盟和新党的崛起。例如，20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政党在西德、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在瑞典和法国取得突破，并开始在英国受到支持，而这些支持来自后物质主义者比例较大的选民。
这一变化塑造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公众有较之以前更强的参与能力，削减了传统社会规范中对女性政治参与的束缚。另外，由此形成的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也引导了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大量增加和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由此，英格尔哈特提出了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从精英主导型政治到引导精英型政治”[2]340-375的转变。这种参与模式以议题为导向，立足于临时团体而非现有官僚组织，旨在造成特定政策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支持特定团体的代表。同时，英格尔哈特发现民众对政府、军队、警察、制度的信任和对权威的尊重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主流价值观已经从压倒一切的信任转变为压倒一切的怀疑。与政府信任下降同时出现的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非传统的、挑战精英的参与形式在日益上升。这样的认知角度也解释了20世纪后期以来，各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选举投票率下降与各国政治参与率增长之间的矛盾。
另外，后物质主义的兴起导致了西欧民众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衰落。按照价值观类型划分，47%物质主义者对国家感到非常自豪，而仅有24%的后物质主义者有同样的看法；54%的物质主义者表示愿意为国家而战，而仅有38%的后物质主义者表示愿意[2]418-420。以整个欧洲为观察视角可以发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衰落的背后是“欧共体制度的出现促使民族国家的视角变得过时，而且还带来了一种薄弱但日益增强的欧洲公民感”[2]415。言外之意，也就是西欧各国公民对欧洲统一的态度逐步加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西欧的繁荣中有大量无法剥离的美国因素。大西洋联盟的存在维持了两岸国家在战后几十年的独立、繁荣与和平，而这也恰好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基础，由此对国家安全之外价值取向的强调使得西欧国家反而对大西洋联盟产生反感。对欧洲民众的调查显示，21%的物质主义者有反美情绪，而43%的后物质主义者有反美情绪；对于美国政策对本国发展的影响，14%的欧洲民众认为美国的政策帮助了本国经济，51%的后物质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政策反而损害了本国经济的发展[2]409-411。对此，英格尔哈特总结到，“北约政治支持的持续下降虽然不可能迅速发生，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避免的。”[2]427
四、研究价值与突破及中国发展可能面对的未来
英格尔哈特以《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再次明确了文化和价值观在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代际价值观变革与后物质主义的政治取向的研究，解释了战后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传统文化衰落、优先价值转变等社会文化议题及与之带来的政治选举、社会动员、抗争运动、政治参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变革。依据经验事实和研究，对众多政治社会学议题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分析和预测。重塑了社会科学界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和看法。作为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经典研究著作，本书从新的角度和路径梳理了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变革。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文化变迁的到来是无法避免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是，中国的文化转型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复合过程。综合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诸多失衡现象：其一，政治意识的现代化程度落后于其他社会意识范畴；其二，受社会分配不公和阶层固化的影响，社会意识的现代化程度呈现出职业、收入群体、学历、地域之间的差异；其三，不同社会意识类别产出现代社会行为的能力不同，现代政治意识产出效应低于现代经济意识、家庭意识等其他社会意识。由此，也可以说明为何前后20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认知呈现了如此大的不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和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文化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规律和基本发展趋向。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一系列社会政治议题的作用也将更为明显。对此，政府需要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并非一味地阻滞和回避。而是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增强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主动契合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关键词：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调查；跨国定量比较分析；后物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054-02
布莱克韦尔百科全书对“政治文化”一词有着精到的解释。政治文化是“关于一种旧观念的相当新的术语。它与决定着一个民族或集权政治行为方式的文化、精神、情绪或价值的概念有关。它和政治分析本身一样由来已久。”[1]595这也就是说，对政治领域的文化分析在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综述：柏拉图到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研究
柏拉图的政治文化研究被后世称之为“心灵论”，他着重从环境和个人性格因素分析城邦政体的兴衰。而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则更为深入论述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优良城邦所需要的公民秉性或文化。古希腊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长期的沉寂后在资本主义革命时代重新得以登临政治学研究的舞台。迈克尔·布林特的谱系划分基本涵盖了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前两个谱系分别为：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贡斯当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谱系，洪堡、黑格尔和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文化哲学谱系。但是，以上两个谱系均指向了各个政治体系内部分布着高度一致的政治文化倾向，且相对稳定、不易改变。而阿尔蒙德和韦巴开创的第三谱系——美国政治科学谱系则一改传统，它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进行问卷调查为基础，以实证主义方式对政治文化进行科学测量。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出现，使得“民主的危机”频现，政治文化研究逐渐式微并被置于研究边缘。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趋于稳定、后发国家民主化转型的再起步，政治文化研究得以复兴，英格尔哈特就是这一过程中的旗帜性人物。
英格尔哈特从20世纪70年代起关注文化变迁至今，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在他的倡导下，欧洲共同体调查（现更名为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拓展到西欧以外的欧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81年起每5年发布一次调查结果，至今已经完成6波，调查范围国家也从最初的十几个扩展到近百个。本文就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进行具体分析，从全书核心概念出发，结合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和数据测量，按照全书结构分析文化变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此提出英格尔哈特研究的价值与突破。
二、研究设计：核心概念、问题设置与标准测量
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繁荣，塑造了青年人心中经济繁荣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认识，从而更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等需求。而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公众对生理和稳定的需求是压倒性的。基于对文化变迁过程的概括，他提出了“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意为“个人的优先价值观反映的是其社会经济环境，即人们总是会在主观上最为看重相对匮乏的事物”[2]68，社会化假设则意为“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不是一种即时调整的关系……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期的占主导地位的条件。”[2]68由此，也形成了对政治科学研究有极大影响的术语——后物质主义。而所谓“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就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型。作为与《寂静的革命》一脉相承的著作，本书的研究对象从西欧6个国家拓展到二十多个发达工业国家，综合探讨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以及文化变迁对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英格尔哈特进一步阐述了变迁后的文化又如何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这填补了以往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理论空白。”[2]16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政治所涵盖的传统文化和幸福观、投票行为、政治社会结构和政治参与模式以及社会运动形式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来自于英格尔哈特对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数据的观察、分析和研究。首先，通过设置区别价值观取向的问题（表1）将受访者划分为物质主义型、混合型和后物质主义型，并为给文化转型作用下政治体系层面变化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数据支撑。作者通过总加量表、李克特量表、语义差异量表和社会距离量表等现代方法，测量公众对传统犹太—基督价值观的态度、对幸福的感知和评判、对传统政党的认同和支持、对政治议题的认知程度、对政治效能感的认知、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取向以及对国籍关系和本国国际地位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和他的团队基于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国籍等基本信息对受访对象进行群组划分，并结合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析、多重分类分析和面板分析以及构建LISREL模型等方法证实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与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多重变迁的高度相关关系。这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对英克尔斯和阿尔蒙德等早期政治研究文化方法的继承和发扬，被统称为“跨国定量比较分析”。
三、数据分析：文化变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战”以后数十年间经济空前繁荣，加之福利国家所提供的较高的社会安全系数，逐渐降低了人们的普遍不安全感。个人命运不再受到不可预知因素的严重威胁，这种日益增强的安全感削弱了人们对绝对规范的需求。相反，某些传统的规范和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束缚了个体的自我表现。这就造成了年轻一代挣脱传统规范束缚的倾向，形成一种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日益式微的趋势。例如，来自美国和西德的时序数据表明，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宽容，后物质主义者比物质主义者有更高的对堕胎、离婚、卖淫、安乐死等行为的宽容度。再如，年轻一代的后物质主义者逐渐偏离女性将养育孩子作为生活中心目标的价值观，女性角色从家庭的束缚中得到解放，而单身父母也逐渐获得了认可。这种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密切相关的传统宗教等意识形态规范的式微，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生育率不断下降，堕胎率、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却不断上升[2]208-217。这一方面源于宗教和传统文化规范的衰落，非传统规范的容忍上升；另一方面，这些变化带来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调整，也使得离婚、堕胎等行为更加容易。 基于“匮乏假设”，英格尔哈特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具体说来，他认为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已经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带来了政治议题的转变，即从基于社会阶级斗争的政治分化转向基于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的分化。反映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政治议题，例如环保议题、女权议题、核能议题、堕胎议题等越来越具有更多的政治分量，并使传统的“左”、右派政党出现分化。政党的阶级界限式微并相互渗透，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党分化开始出现。“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产阶级的后物质主义者成为左派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转而支持右派来捍卫传统的价值观。”[2]265这种新政治议题的发轫造成了两种重要的政治后果：一是“左”右派政党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关注新的政治议题以赢得更多的政治投票和选民支持，二是促进了新的政治结盟和新党的崛起。例如，20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政党在西德、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在瑞典和法国取得突破，并开始在英国受到支持，而这些支持来自后物质主义者比例较大的选民。
这一变化塑造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公众有较之以前更强的参与能力，削减了传统社会规范中对女性政治参与的束缚。另外，由此形成的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也引导了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大量增加和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由此，英格尔哈特提出了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从精英主导型政治到引导精英型政治”[2]340-375的转变。这种参与模式以议题为导向，立足于临时团体而非现有官僚组织，旨在造成特定政策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支持特定团体的代表。同时，英格尔哈特发现民众对政府、军队、警察、制度的信任和对权威的尊重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主流价值观已经从压倒一切的信任转变为压倒一切的怀疑。与政府信任下降同时出现的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非传统的、挑战精英的参与形式在日益上升。这样的认知角度也解释了20世纪后期以来，各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选举投票率下降与各国政治参与率增长之间的矛盾。
另外，后物质主义的兴起导致了西欧民众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衰落。按照价值观类型划分，47%物质主义者对国家感到非常自豪，而仅有24%的后物质主义者有同样的看法；54%的物质主义者表示愿意为国家而战，而仅有38%的后物质主义者表示愿意[2]418-420。以整个欧洲为观察视角可以发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衰落的背后是“欧共体制度的出现促使民族国家的视角变得过时，而且还带来了一种薄弱但日益增强的欧洲公民感”[2]415。言外之意，也就是西欧各国公民对欧洲统一的态度逐步加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西欧的繁荣中有大量无法剥离的美国因素。大西洋联盟的存在维持了两岸国家在战后几十年的独立、繁荣与和平，而这也恰好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基础，由此对国家安全之外价值取向的强调使得西欧国家反而对大西洋联盟产生反感。对欧洲民众的调查显示，21%的物质主义者有反美情绪，而43%的后物质主义者有反美情绪；对于美国政策对本国发展的影响，14%的欧洲民众认为美国的政策帮助了本国经济，51%的后物质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政策反而损害了本国经济的发展[2]409-411。对此，英格尔哈特总结到，“北约政治支持的持续下降虽然不可能迅速发生，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避免的。”[2]427
四、研究价值与突破及中国发展可能面对的未来
英格尔哈特以《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再次明确了文化和价值观在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代际价值观变革与后物质主义的政治取向的研究，解释了战后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传统文化衰落、优先价值转变等社会文化议题及与之带来的政治选举、社会动员、抗争运动、政治参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变革。依据经验事实和研究，对众多政治社会学议题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分析和预测。重塑了社会科学界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和看法。作为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经典研究著作，本书从新的角度和路径梳理了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变革。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文化变迁的到来是无法避免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是，中国的文化转型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复合过程。综合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诸多失衡现象：其一，政治意识的现代化程度落后于其他社会意识范畴；其二，受社会分配不公和阶层固化的影响，社会意识的现代化程度呈现出职业、收入群体、学历、地域之间的差异；其三，不同社会意识类别产出现代社会行为的能力不同，现代政治意识产出效应低于现代经济意识、家庭意识等其他社会意识。由此，也可以说明为何前后20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认知呈现了如此大的不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和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文化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规律和基本发展趋向。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一系列社会政治议题的作用也将更为明显。对此，政府需要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并非一味地阻滞和回避。而是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增强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主动契合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