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地方只生活过两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它，实在是有点自大和冒失，特别是对重庆这样一座复杂的城市来说。在重庆市涪陵区生活了两年之后，29岁的美国青年彼得·海勒斯（中文名字何伟）在提笔写下他的中国经历时，心里就有这样的疑虑。
　　但是这本名为《江城》的书，还是在1999年傲慢的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时候适时出版，并多年来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书中描述的1996年到1998年，对中国和重庆来说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而涪陵更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用何伟的话来说，那是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为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
　　1996年，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彼得和另一个美国人亚当到涪陵师专进行为期两年的任教。刚到涪陵，彼得就与中国现代史迎头相撞。当时正值纪念长征60周年，涪陵师专徒步延安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在欢迎仪式的合影照中，所有的人都很严肃，看不到一丝笑容，但亚当穿着凉鞋，彼得穿着一件灰色的旧T恤，他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此后两年，彼得还与中国人共同经历了1997年2月的邓小平逝世和后来的香港回归。
　　尽管学校名声不够响亮，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只有2%的人能够进入高中以上的学校学习。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在彼得眼中，涪陵的学生才智还未成熟，带有“乡村的气味，汗液和大粪的气味，带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彼得给这些学生讲莎士比亚400年前写的情诗，出“如果罗宾汉到了涪陵”的命题作文，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彼得说，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则逃避了解构主义。
　　涪陵没有自行车，彼得说，这城市全是石阶和腿。此外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铺内人头攒动，大街上宣传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摁喇叭。据一位有着华尔街头脑的美国人计算，一个司机在15分钟内，摁了566次喇叭，平均每分钟37次。
　　因为是天主教徒，彼得每个星期天会去教堂，听只有1.5米高，86岁的李神甫用拉丁语或者四川话做弥撒。在跟李神甫聊过之后，他会在老城区闲逛一番，到河边看铁匠打镰刀；看“棒棒军”坐在那截竹棒上，抽烟、聊天、玩扑克；还有专治鸡眼、乏力、黑痣的江湖郎中；一排道家的算命先生；牙医的针筒渗泡在令人捉摸不透的液体中。
　　在围观街上的行人打架之后，彼得会走向城中心的茶楼，在此，他会碰到遛鸟的老人，还有全涪陵最幸运的张小龙，他受过轻伤，单位再也不能开除他了，而且他的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计划生育是书中反复提及的话题，他还提到有法轮功分子每天早晨五点钟给他打电话“传功”，茶楼对面是卡拉OK厅，那里的小姐带着口音大声喊他“霍伟”。
　　彼得注意到，涪陵的男人会让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两寸长，以表明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活。在厌倦了宴请吃喝上的酒量比拼，仗势欺人和劝酒花招之后，彼得更深地理解了中国人。在书中，他反复描写中国人的笑，他说，仿佛是一个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这样微笑时，仿佛有一种情感正在被紧紧地扭曲着、转移着。
　　渐渐深入涪陵的过程中充满了痛苦。在涪陵生活的两年期间，彼得的两个学生去世了，一个学生堕了胎、辍了学，一个学生的父亲去世了，更多的人婚姻破碎了。对此，彼得说，这就像你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的笑脸，却突然之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在写作期间，夜里会梦到涪陵，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他太想念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