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了17年的地方，曾经属于安徽阜阳，后来属于安徽毫州。亳州本来是县级市，2000年成为地级市，那时我已在外多年。所以，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自己的籍贯是阜阳，还是亳州。我不太有地缘观念，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中国公民，同时认同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我很难理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如果个人生没有出门远行，周边全是老乡，岂不是天天泪眼婆娑?什么是老乡?出了村，同村是老乡；出了镇，同镇是老乡；出了县，同县是老乡；出了市，同市是老多；出了省，同省是老多……依次类推，宇航员在月球上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回到地球上再看看，兄弟阅于墙。从实际情况来看，“老乡老乡，背后一枪”，要比“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准确。
　　阜阳有很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徽第一贪”、大头娃娃、“白宫”豪华办公楼、手足口病……应有尽有，可谓是老乡把老乡整得“两眼泪汪汪”，《中国农民调查》和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都取材于此。有一年我回家看到当地报纸宣称阜阳是中国第城市，大吃一惊，仔细看下去，原来是指人口，当时重庆尚未成为直辖市，亳州和阜阳尚未分家，全市人口1500万左右，确实是中国第一。
　　我曾在报纸上读到前任父母官的新闻，他们的真寞故事一点也不亚于小说中的虚构情节，成为我跟朋友“讲故事”的保留节目。一个是县级市委书记，新官上任分外兴奋，为了隆重庆祝自己的晋升，决定举行阅兵仪式。他特意住在某中央领导曾经住过的当地宾馆豪华套间里，并且布置一级警卫任务，据说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行刺——此时是1997年。该市所有配备统一制服的单位，公检、法司、土地、工商、税务律出动，武警在前，中小学放假。这位市委书记乘上敞篷汽车，一路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参与检阅人员则回答：“首长好!首长辛苦了!”全市交通中断，当晚市电视台播放了全程录像，这个县级市委书记后来升为地级市副市长，再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另外一个是地级市委书记，后来官至副省长，再后来被执行注射死刑。他在东南亚考察之后，准备在市里建设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龙潭虎穴”，养千只老虎万头鳄鱼，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发动数万干部、师生参与挖掘，耗时3年，耗资千万，毁坏良田百亩，一无所获。他还投资三、四亿建设“国际机场”，一年旅客吞吐量仅为1000人次左右(北京首都机场平均每天旅客吞吐量在10万人以上，全年吞吐量则是该机场的4万倍)，一个多星期才有架飞机起落，基本处于停飞状态，大概是世界上吞吐量最小的“国际机场”。由于该市上报的财政收入注水太多，下属某县甚至出现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名流的假纳税发票。以上都是道听途说，接下来谈谈“亲历历史”。
　　1983年，正值“严打”，当地监狱人满为患，幼儿园被征用，成了临时关押囚犯的地方。父母都要上班，我无处可去，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害怕我在外面游荡，一不小心也被“严打”了，只好把我送到同事的班上，打算让我玩耍一年，等到次年年满6岁再正式入学。我年少无知，没有学会偷懒，成绩还说得过去，稀里糊涂地一直读了上去。
　　关于小学的记忆，基本都是一些模糊的快闪镜头。班级同学特别多，平均每个班都是七八十人。冬天，黑板上的粉笔字，很快就会被我们嘴里吐出的水蒸气融化，像是墨水洇在纸上。所以，笔记一定要赶在粉笔字被融化之前抄写完毕。擦黑板是特别艰难的事，没法用黑板擦，只能用蘸着水的毛巾。擦过的黑板是白色的，像没有粉刷光滑的墙，上面再写上白色的粉笔字，辨认起来非常困难，幸亏同学们还没来得及近视。为什么不用彩色粉笔?一方面，彩色粉笔是珍稀用品，需要节省使用。另一方面，彩色粉笔会把黑板变成彩色的，在彩色的黑板上辨认彩色的粉笔字，要比在白色的黑板上辨认白色的粉笔字更困难。
　　虽然水蒸气可以融化粉笔字，热气腾腾的教室依然寒冷。所以，每到冬天，教室就会生起煤球炉取暖。在通往学校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个个学生拎着用绳子串起来的煤球，一路上都是星星点点的煤渣。教室门窗紧闭，那么多学生，再加上一个煤球炉，非常容易煤气中毒。但是，并未出现事故，这要感谢当时的建筑质量，即使门窗紧闭依然四处漏风。
　　有一年不知响应什么号召，学校发起收集废铜烂铁活动，班级和班级竞赛、班级内小组和小组竞赛、小组内同学和同学竞赛，广播里不停地播出各班上交的废铜烂铁的重量。当地总共没有几条街道，废铜烂铁以及不废的铜和不废的铁迅速被席卷一空，最后，学生们只能呈上崭新的“废铜烂铁”。我虽没有亲历过大炼钢铁的时代，但是每次想到这次以勤俭节约为主旨的活动，就足以猜测当年的疯狂。
　　写到这里，需要声明一点，这是当地最好的小学，其他学校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听说现在每个班已经达到一百二三十人，我实在不太清楚那么小的教室里，如何放得下那么多“祖国的花朵”。
　　虽然校园里没有草地、只有几棵大树，虽然小城没有公园，更没有可能划船，但那时，我对生活的理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小船儿推开波浪”。尤其过年的时候，回到我的出生地——一个离公路有十几里远的乡村，看到一群拖着鼻涕、抹着泥巴的同龄人，会油然而生一种幸福并且幸运的感受。当时读到革命先烈的故事，李大钊让儿子、女儿把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唱起《校歌》： “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后，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这个故事很是让我踌躇了一下，但我很快告诉自己，那是在旧社会才会发生的事。
　　对于学生而言，读书就是读课本，没有太多的课外书可以看。父亲是六六届高中生，在当地已经算是文化人了，他带我养成了去书店的习惯。新华书店里的书大都数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书店逛上一圈，仿佛一种仪式。书店是闭架销售，父亲常常跟店员打声招呼，带我进入柜台翻看。最幸福的是五一或者十一或者元旦，新华书店把库存的书拿出来打折销售。父亲会帮我买上几十本连环画，当然，都是不成套的，还有一些没有封面和封底。后现代小说那种开放式的结局，我一点也不陌生，这要得益于那些不成套的破损的书籍。
　　直到进入大学，我才意识到自己基本上没有读过书，甚至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都没有看过，金庸的是大学补的课，而琼瑶的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也不打算接触。后来读到《窗边的小豆豆》，在我这种读者看来，巴学园美好得有些残酷。巴学园是理想中的小学，更重要的是，巴学园不仅是理想，还是现实，因为交头接耳被迫退学的小朋友黑柳彻子，最终成为亚洲第一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就是在巴学园完成的。黑柳彻子遇到的巴学园校长，听她语无伦次地讲了四个小时。我的那些交头接耳的同学，嘴巴贴上胶布站在讲台旁边示众的样子，我清晰地记得，其他同学包括我兴致勃勃地充当围观群众，胶布像煤球一样，是同学们贡献的。另一种现实和这一种现实的距离，比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还要大。但是，我并不憎恨那些老师，他们和学生一样是受害者。
　　如今，经常遇到些追忆似水年华的学者，以幸福感论证过去的美好。我有时也免不了怀旧，但那是怀念自己的童年，不是怀念当年的幸福，更不是怀乡。我没有乡愁。在我生活了17年的那个小城，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对子女说：长大以后，你要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