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军事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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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世纪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羸弱的晚清政府在反侵略战争中一次次地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败,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军事,作为最早与西方接触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很多的影响,晚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也受到了很多军事变革的影响。本文将以军事变革为例,浅谈军事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不足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关键词:军事变革;新军;晚清;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E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23-0018-03
  19世纪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在1840年以前,中国是“家天下”的封建体制社会,皇权至上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鸦片战争战败以后,中国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向新型社会转型。在这场整体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军事制度的变革影响广泛。接着引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阶层等一系列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为求自强,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自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变革的措施。如设立发展新式海陆军、建立军事学堂等等。可惜的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晚清军事变革留给人们的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军事制度的变革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影响非常巨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军事变革促进了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进入近代以来,开明的中国人发现西洋的“养兵之法”强于中国的“练兵之道”,于是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将“养兵练兵之法”列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三大内容之一。既然要练新兵,必然涉及到武器装备的改变。武器装备的变化又必然涉及到军事教育及训练方式的改变。军事实行变革之后,从京师同文馆到福州船政学堂、洋务学堂等等,这些学堂的建立都是受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并且主要是为了培养服务于清政府的军事人才。这与以往的旧时代的学堂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这扇窗口,人们打开了眼界并逐步认识到了一个与传统旧学截然不同的新学世界。而且,某些军事学堂会配有一定数量的外籍教习,这些外籍教师在传授军事知识的同时,难免会传播一些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这些观念时不时会影响到军人的思想,对改变军人的观念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培养人才,清政府一方面聘用洋人担任教习,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远赴欧美。而且留学归国的某些学生还在近代的中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比如严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留学英国期间不仅学习了海军驾驶技术,而且还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可惜的是,严复先生回国并未得到重用。甲午战败之后,在救亡维新运动的感召下,他在天津一面举办《国闻报》,一面翻译大量西书,比如《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向落后封闭的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学说。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之际,新兴的军事教育一方面打破了中国近千年的封建教育模式,寄托着清王朝维护自身统治、强军御悔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军人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也慢慢成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意义已远远突破军事范畴。影响到了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军事变革促使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向前发展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体会到了西方工业革命后所带来的差距,在此之后,清政府为了缩短与世界的差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推行洋务运动,逐步开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等,与传统的八旗制度相比,尽管这些军事工业仍然带有浓烈的封建性质,但是还是呈现出了近代化工业的雏形。如专业化的协作与分工等等。随着军事工业的兴起,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1]。于是,19世纪70年代左右,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一些服务于军事工业的民用企业应运而生。这些民营工业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以求盈利,相比于军事工业,这些民营工业的表现更具社会性质。1872年、1886年上海轮船招商局以及开平铁路公司的成立,分别标志着我国近代海运和铁路运输的诞生。自此,在军事变革的推动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用交通和民用事业的近代化发展。所以,不难看出,晚清军事变革对于中国早期工业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而且军事工业的变革还会刺激经济上的变化。在洋务运动期间,自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官員阶级督办的近代军事工业起,就将西方工业文明移植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形成的新的经济方式逐渐代替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这就难免会触发传统阶层社会的某些变化。所以,军事变化带动了传统的工业方式的变化,工业的变化又引发了其他一系列的改变。
  3 军事制度的变革改变对军人的传统认识
  封建社会的中国具有浓烈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等对军人鄙夷的意识。在传统的印象中,士兵被认为是非常低贱的职业。作为国家统治人民的工具,士兵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长期处于一种低等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壮健之士,力足以谋朝夕者不愿入伍,独游手偷惰之卒隶名其中,名著于籍而兵缺于伍者又不可胜数。”[2]传统的社会观念里就有对军人的鄙夷,而这种鄙夷又是导致军人素质的低下的重要原因,而军人素质的低下又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鸦片战争以来,一次次反侵略战争的惨败已经暴露出了晚清军队羸弱的战斗力。中国武事久废,“中国兵事,本无专学”,反观世界“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3]随着军事变革的推进,军人的地位逐步上升,其形象也逐步得到了改观。“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4]。学人士子、商家贾人、官宦子弟等涌入军队。步入近代化轨道的新军官兵一律着西式军服,装备现代,军容整齐,与昔日那种面相死板、衣着邋遢、手持刀矛的丑陋形象判若两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士兵的社会层面逐步获得了认同,社会对士兵阶层从最初的排斥鄙夷到吸纳接收,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而这种新兴阶层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展露于社会舞台,也必然会成为一股推动社会转型的巨大力量。只不过,此刻的清王朝腐朽没落,已没有能力规范并制约这股新兴的社会力量。   4 对军事制度的变革
  军权旁落的倾向开始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淮军。开始创立湘军时,曾国藩的招募方式以“兵员自募,权归主将”的方式进行。自此以后,“兵饷合一”、“军政合一”、“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地方督抚拥兵自雄、专政擅权之势,一发不可收拾。至清末编练新军以来,从表面上看清政府统一了全国的军队,并进行了兵役制度、军事教育、指挥编制等一系列的改革,但是曾国藩所开创的这种“军队私有”的形式,对清王朝的中央集权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因为有这种“自募”的方式使得军队不受朝廷的管控。比如,让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新軍,在北洋士兵心中,“只知有袁宫宝,不知有朝廷”。由此可见私属化的军队在北洋新军组织关系中的超常地位。一方面来看,这些新式军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清王朝的灭亡,能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军权的自募,使清王朝再也没有能力能够对全国的军权实行集中控制。军队的改革,本来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但实际上却极大地降低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1900年的东南互保,使朝廷颜面扫地,地方政权公然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权力的丧失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心悸的地步。中央政府本应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中央政权的丧失却成为了社会转型的最大阻力。所以,由此看出,中国近代的发展并不是以中央政府动员社会力量来形成的,而是由社会新兴阶层来推动的。而这也是军事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正因为缺乏了一个集中的领导,所以导致国内缺乏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也就难以有一个切实的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方案。
  5 军事制度的变革使促使了封建制度的终结
  近代化的新军以及军事制度是晚清变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清王朝在财尽民穷、内忧外患的条件下编练新军,本意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但是,近代化的新军毕竟是工业文明下的产物,不可能与封建社会完美契合。特别是像晚清政府这种腐朽的专制统治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军人在思想上发生碰撞的时候,受到西方新思想影响的新军军人,难免会与封建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发生摩擦。军人,作为国家统治人民的工具,人心的集体向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近代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成功地利用了新军与清王朝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偏离,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例如,有革命倾向的新军官兵对有宣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政治性读物爱不释手,并“奉为至宝 ”。随着新军军人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暴力行为就成了其必然结果。1908年11月, 新军军官熊成基发动的安庆起义,尽管起义很快遭到失败,但这是清末新军中出现的第一次政治性兵变,这一兵变极大地震动了晚清政府。此后,革命党人加大对新军政治思想的动员力度。至辛亥革命爆发前,革命党对“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5]特别是在湖北,在1.5万人的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军人约为5000名,真正与革命为敌的不到2000人,其余则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这些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是近代新军军人与君主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偏离的必然结果。可以肯定的是,新军的反戈相向,给了清王朝非常巨大的打击。
  在清朝末年军事变革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中,其意义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中一个朝代的终结,也不仅仅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是新的意识形态与旧的社会观念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彻底决裂。这次转型,使得近代以来由军事变革所导致的社会变迁,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M].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08.
  [2]刘蓉.养晦堂诗文集(卷八)[M].清光绪年间刻本.
  [3]袁世凯奏议(上)[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
  [4]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A).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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