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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席，也有的直呼为酒席，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规格又高于日常饮食的聚餐方式。一般情况下，有既定的主持人、明确的主题内容和一定礼仪程序及成套的饮食菜肴，个别的还伴有奏乐、歌舞等娱乐活动，是人类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筵席又称为宴席，古代也叫燕会。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北京猿人的故乡周口店，就有老祖宗聚餐留下的痕迹。最明显的是鸽子堂西侧第三层，有一巨大的石灰岩块，长12米，厚5米，横跨在南北两个洞壁之间。这块巨石下面，有两大堆灰烬，其中有烧骨和烧石，还有一些碎骨片。有专家考证说，这是人类第一所聚餐之地。
筵席不仅仅是一种就餐形式，还讲究一定礼仪。比如位置要有主次，饮食要优于平时，主人要礼让客人等等。原始社会，人们开始了图腾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和祭祀日益兴盛，这些活动一般少不了祭品。后来，巫术活动与祭祀活动分开，后者变得庄严神圣。祭品也准备得精美充分。在祭祀活动结束后，祭品就要分给祭祀者食用，也就是说，先待神后待人。而待人成了最实际、最生动的场面。祭神讲究礼仪程序，待人也必然受此影响，逐渐形成了长幼尊卑、区分等级、食用有序等规矩，人类社会出现了最初的筵席。
还有学者考证说，独立而正规的筵席始于有虞氏时代，其最早形成是以“养老礼”为名目的饮宴活动。据《礼记·王制》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这种“养老”少不了“燕（宴）礼”，据说一年有7次之多，每次都有礼仪活动，其中饮宴是必备内容。后来，这种礼仪活动代代延续下来，筵席关联着人们的口福，自然格外受到重视。
早期的筵席形式比较简单，尽管没有桌椅，但也十分讲究。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说：“筵铺陈于下，席在上，为人所坐藉。”就是先在屋内地面铺设用竹子等粗料编织的“筵”，再在“筵”上加铺用芦苇等细料编织的“席”，“席”要稍小于“筵”。宴饮时，座位设在席子上，食品放在席前的筵上，人们席地坐饮，这就是所谓的筵席了。
其实不然，真正意义的筵席如同《礼记·乐记》所说：“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这里规定了应具备的四项内容：“筵席、盛器、食物和礼仪。如果除去礼仪，所谓的筵席与其他餐饮活动就没什么区别了。据《礼记·曲礼》记载，周代4人为一席，长者居首。若有5人，应一人别席。若穿着丧服，也要另外设席。此外，对坐姿也很讲究，要盘腿而坐，不能跪坐，也不能两脚前伸，否则，被视为不恭。正因为如此，统治者们对于筵席形式格外重视。周公制礼时，认真总结了以前的宴饮制度，来了个扩大化和规范化，规定出“乡饮酒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多种筵席礼仪。周公的本意，绝不只是给官员们提供解馋的机会和场合，更重要的是通过筵席这种礼仪形式，维系“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礼”在重要活动中的崇高位置。
筵席形式，经过发展变化，至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了。从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错宴乐铜壶和包山楚墓、云梦睡虎地楚墓出土的酒具盒、双连杯、带流杯等饮酒器具看，那时的筵席已很豪华，有了场面宏大的宴乐活动，反映出当时贵族们钟鸣鼎食的奢侈生活。汉代时期，筵席规模较小，一席只坐数人，以东向为尊。晋代筵席置于方床，唐代又改至几案，这是筵席一大改革。由于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唐代的筵席更加气派、更加豪华也更加讲究了。据李肇《唐国史补》和《唐语林》载：唐德宗有急事召见大臣吴溱，他立即前往，其余客人也很快到齐，筵席已经备好了。有人悄悄问道：“为何办得这么快呀！”小吏朗声答道：“三五百人的筵席，我们可以立即办好！”由此看来，唐代宫廷办筵席的能力真是让人吃惊。有意思的是，唐代筵席皆设“酒纠”，专门负责罚酒，就是女性宴会，“酒纠”也断不可少。唐代除举行一般性筵席外，还有盛大的“樱桃宴”。从大诗人王维《敕赐百官樱桃》一诗注解和其他资料可知，“樱桃宴”在每年四月初一举行，因为一般水果尚未成熟，皇帝先用樱桃举行祭祀大礼，然后遍赐群臣，九品以上朝官都有这种口福，从“芙蓉阙下会千官”一句推想，“樱桃宴”的场面非常壮观。
从《五灯会元》和《谈苑》等史料看，宋代有了桌椅，席位以坐北面南为尊。上层社会人士宴饮讲究威仪，筵席从始至终讲究仪表，器具也很讲究，主人劝酒必须冠带齐整。宋代筵席，开始朝着靡丽、精细和雅致的方向发展，烹饪技艺大大提高，菜肴花样争奇斗妍。当时，筵席上的酒杯里已经盛有白酒、黄酒、果酒和配制酒四大品类。从《五总志》来看，筵席上的葡萄酒很有名气，是高级筵席必备之品。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筵席却照样搞得热闹红火。如当时京城临安（今杭州市）的武林园沈家、南瓦子的熙春楼王厨和新街巷花月楼施厨以及融和坊的嘉庆楼、聚景楼等，承办的筵席都有名气，而且这些地方的筵席，无不备有“三陪”妓女，整日传杯弄盏，珍馐美味不断。南宋时期的私宴，同样达到很高的水平。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宋高宗赵构临幸大将军张浚清河郡王府第，张浚设宴接驾，安排的御宴食谱十分讲究，计有“绣花高灯八果垒”、“雕花蜜煎”、“垂手八盘子”等共计18个品类195种菜肴和水果，光是下酒15盏就有30道菜，真是叠床架屋，让人眼花缭乱。张浚在南宋朝算是很不错的将领，属于主战派的骨干，他的筵席如此豪华，其他人的吃喝排场可想而知。相比之下，金朝皇帝比较节俭。如金世宗完颜雍在位29年，御膳始终从简，平时吃的菜只有四五种花样，而且数量不多。有次他的女儿要来吃饭，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公主吃。在世宗的影响下，非到朝廷大典，一般不设筵席。
明代，开始有了“八仙桌”、“大圆桌”，宴会的形式进一步改变。不过，宴席仍被沿称为“筵席”，座位仍沿称为“席位”，筵席与酒席成了同义语。明初的几个皇帝，总起来看还算节俭，筵席比较简单。然而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开了公费吃喝的先例。比如，为了显示“驭臣有礼”每日退朝皇帝“赐食”文武百官。因为开销太大，又改为每月朔望日“赐食”，这种筵席虽然说不上豪华，但规格很高，菜肴精致，而且每宴必有“御酒”。明初三朝，花在这种筵席上的钱就十分可观。正统七年（1442），明英宗采纳光禄寺卿奈享的意见，革除了这项延续60多年的分宴制度，仅厨役就裁减6400余人，为国库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明代中后期，奢靡之风兴起，一些富宅豪门，三日一小席，五日一大宴，水陆珍馐，应有尽有。明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记载：京师有个蒋揽头，请了8个人赴宴，“每席盘中进鸡首八枚”，用了60多只鸡。恰巧席上的一个御史喜食鸡头，蒋揽头又叮嘱仆人端上8盘鸡头，也是每盘8枚，仅这道菜就杀了130多只鸡，整桌筵席的花费可想而知！
明代筵席不仅讲排场，上菜的顺序也与今天的宴会相反。大小筵席一般先上“大嘎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主菜、大菜，也有的称为“五割三汤”，要交替着上5道盛馔和3道羮汤。第一道大菜通常是鹅、烧鹅或水晶鹅，然后依次上烧花猪肉、烧鸭、炖烂胯蹄儿等。重要筵席还有烧鹿肉、锦缠羊。制作菜肴的禽类，必须是整只的，以显东道主的气派。吃的时候要由厨师动手割开，“五割三汤”之“割”即缘于此。当时的饮食器皿也很华美，果品必用木漆盘，形如宝塔，蔬品用小瓷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筵席上的酒器以金玉为多，象牙筷子、银质筷子风靡一时，许多富贵人家都有几件可以炫耀的餐具，传统剧目《一捧雪》，就是为了一只酒杯而闹出人命官司。
筵席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明代中后期可以说比较精美了，尤其是一些菜肴在色、形、味、滋、美等方面已很讲究，并且出现了论述菜肴口味和养生的著作，如陆树声的《清暑笔谈》和陈继儒的《养生肤语》等，都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一些传统名宴如“文会宴”、“烧尾宴”以及山东曲阜的“孔府宴”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比如始于唐代的“烧尾宴”，是官府为了庆贺士子登科而举行的宴会，其寓意是鲤鱼跃上龙门，必有天火烧其尾巴。有人嫌这名称不雅，改为琼林宴，明代则称“鹿鸣宴”。每逢开科取士之年，朝廷和各省都要举行这种盛大宴会，珍肴美酒，新科才俊，相映生辉，是人生十分得意的一场喜庆宴会。
“文会宴”，也是封建士大夫很看重的一种宴会，它是中国古代文人进行文学创作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形式自由活泼，内容丰富多彩。这类宴会，注意追求雅致的环境和情趣，多选在气候宜人的季节和风景优美的地点，在明代文人的诗歌和散文随笔中多有记述。除此之外，赫赫有名的“孔府宴”更是独具特色。因为孔府兼具家庭和官府职能，其筵席既有民间家庭聚餐形式，也有恭迎皇帝和钦差大臣的“国宴”气派。“孔府宴”以鲁菜为主，烹调方式以炸、爆、熘、扒、烩、炖、锅塌、拔丝最为拿手，风格以清香、鲜嫩、味纯见长，菜肴有数百种之多，而且孔府筵席礼节周全，程式严谨，堪为中国古代筵席的典范。
满清贵族入主中原，把关外的饮食文化带进了关内。满族人的宴会与汉人截然不同。凡有大宴会，满人主家男女均更迭起舞，其中一人唱歌，其余人以“空齐”二字应和。每宴客人，客坐南炕，主人先敬烟，再送乳茶，然后才斟酒。客人如果年长，主人要长跪进酒。如果客人带有奴仆，可以席地而坐，并不回避。满人入关之后，筵席的内容和形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像山珍野味、白肉血肠，甚至流行于蒙古族的“火锅”盛行起来。在一些高级筵席上，诸如猩唇、驼蜂、猴头、熊掌、鹿筋、凫脯之类的珍肴目不暇接。清初的旗人，生活无忧无虑，自然要动吃喝方面的脑筋，促使当时的烹调技艺更加娴熟，佐料更加丰富，尤其是酱的使用比较讲究。宫廷皇室在吃腻了各种山珍海味之后，又在筵席的名堂上打起主意。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即是突出例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初二，皇帝在乾清宫盛宴满、蒙、汉文武大臣及致仕退黜人员，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到了680人。正月初五，又宴请汉族文武大臣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340人。筵席上，康熙皇帝和老人们飞觞饮宴，皇子皇孙侍立观礼，席间气氛热烈款洽。这种敬老尊老的“千叟宴”，很受时人的称赞。乾、嘉两朝接着又搞，如乾隆五十年（1785）的“千叟宴”，赴宴者多达3000多人；嘉庆元年（1796）的“千叟宴”，除去吃喝之外，还赏给106岁的熊国沛和100岁的邱成龙六品顶戴，赏给90岁以上的老人七品顶戴，这些老人个个乐不可支，盛赞筵席尊贵而又实惠。
清代最有名的筵席当数“满汉全席”。源于官场中“满汉合作”的宴会，始于清代中叶，菜点精美，礼仪讲究，既有宫廷肴馔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当初的使用场合是科举考试之后，地方官吏宴请主考官，东道主是地方上的最高官员，客人是钦差大臣，主客之间往往又是“门生故旧”，兼有公私之谊，所以菜点尽量做得精细而又丰盛。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满汉全席”也不一致，南北形成了很大差异。当时广州贵联升酒家制作的“满汉全席”最为有名，山珍海味齐备，飞潜动植俱陈，其中有几种令人惊异的奇品，如“活吃猴脑”、“活吃幼鼠”，甚至还有“活吃蜈蚣”等，让人瞠目结舌，迟迟不敢下箸。北方的“满汉全席”则突出满族菜点特色，擅于烧烤、火锅、涮锅，又显示汉族烹调中的扒、炸、炒、熘等各种技巧。这种大型筵席特别注重礼仪，如果官府承办，首先要奏乐、鸣炮，行礼恭迎宾客入座。客人入座后先上进门点心，再上三道茶水，如清茶、香茶、炒米茶等，然后按照赴宴人员的级别依次入席。“满汉全席”至少要108种菜，多的可达300多种，主要有“四到奉”、“四热荤”、“四双拼”、“八咸点”、“二甜菜”、“一百子桃包”等，菜肴要上30多次，一般分三天吃完。这种马拉松式的筵席，看似一种享受，倒不如说是一种折磨。
中国古代筵席，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还有许多特色宴。比如：药宴、活鱼宴、饺子宴、荔枝宴、粽子宴、福寿螺宴、冰点宴等，可谓风格独具，各有千秋。当然，历史上一些有名的筵席，也绝不仅仅限于吃吃喝喝，而是关联着军国大事。著名者如刘邦项羽的“鸿门宴”、唐朝温造的“平叛宴”、宋代杜杞的“平蛮宴”等，都是刀光剑影，或血肉横飞，有的一次宴会斩杀5000多人，已经成了纯粹的战争工具，这类筵席可以另作别论。如果抛开这点不说，中国筵席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饮食文化史，蕴含丰富，其味无穷，值得好好探讨和研究。
筵席又称为宴席，古代也叫燕会。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北京猿人的故乡周口店，就有老祖宗聚餐留下的痕迹。最明显的是鸽子堂西侧第三层，有一巨大的石灰岩块，长12米，厚5米，横跨在南北两个洞壁之间。这块巨石下面，有两大堆灰烬，其中有烧骨和烧石，还有一些碎骨片。有专家考证说，这是人类第一所聚餐之地。
筵席不仅仅是一种就餐形式，还讲究一定礼仪。比如位置要有主次，饮食要优于平时，主人要礼让客人等等。原始社会，人们开始了图腾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和祭祀日益兴盛，这些活动一般少不了祭品。后来，巫术活动与祭祀活动分开，后者变得庄严神圣。祭品也准备得精美充分。在祭祀活动结束后，祭品就要分给祭祀者食用，也就是说，先待神后待人。而待人成了最实际、最生动的场面。祭神讲究礼仪程序，待人也必然受此影响，逐渐形成了长幼尊卑、区分等级、食用有序等规矩，人类社会出现了最初的筵席。
还有学者考证说，独立而正规的筵席始于有虞氏时代，其最早形成是以“养老礼”为名目的饮宴活动。据《礼记·王制》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这种“养老”少不了“燕（宴）礼”，据说一年有7次之多，每次都有礼仪活动，其中饮宴是必备内容。后来，这种礼仪活动代代延续下来，筵席关联着人们的口福，自然格外受到重视。
早期的筵席形式比较简单，尽管没有桌椅，但也十分讲究。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说：“筵铺陈于下，席在上，为人所坐藉。”就是先在屋内地面铺设用竹子等粗料编织的“筵”，再在“筵”上加铺用芦苇等细料编织的“席”，“席”要稍小于“筵”。宴饮时，座位设在席子上，食品放在席前的筵上，人们席地坐饮，这就是所谓的筵席了。
其实不然，真正意义的筵席如同《礼记·乐记》所说：“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这里规定了应具备的四项内容：“筵席、盛器、食物和礼仪。如果除去礼仪，所谓的筵席与其他餐饮活动就没什么区别了。据《礼记·曲礼》记载，周代4人为一席，长者居首。若有5人，应一人别席。若穿着丧服，也要另外设席。此外，对坐姿也很讲究，要盘腿而坐，不能跪坐，也不能两脚前伸，否则，被视为不恭。正因为如此，统治者们对于筵席形式格外重视。周公制礼时，认真总结了以前的宴饮制度，来了个扩大化和规范化，规定出“乡饮酒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多种筵席礼仪。周公的本意，绝不只是给官员们提供解馋的机会和场合，更重要的是通过筵席这种礼仪形式，维系“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礼”在重要活动中的崇高位置。
筵席形式，经过发展变化，至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了。从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错宴乐铜壶和包山楚墓、云梦睡虎地楚墓出土的酒具盒、双连杯、带流杯等饮酒器具看，那时的筵席已很豪华，有了场面宏大的宴乐活动，反映出当时贵族们钟鸣鼎食的奢侈生活。汉代时期，筵席规模较小，一席只坐数人，以东向为尊。晋代筵席置于方床，唐代又改至几案，这是筵席一大改革。由于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唐代的筵席更加气派、更加豪华也更加讲究了。据李肇《唐国史补》和《唐语林》载：唐德宗有急事召见大臣吴溱，他立即前往，其余客人也很快到齐，筵席已经备好了。有人悄悄问道：“为何办得这么快呀！”小吏朗声答道：“三五百人的筵席，我们可以立即办好！”由此看来，唐代宫廷办筵席的能力真是让人吃惊。有意思的是，唐代筵席皆设“酒纠”，专门负责罚酒，就是女性宴会，“酒纠”也断不可少。唐代除举行一般性筵席外，还有盛大的“樱桃宴”。从大诗人王维《敕赐百官樱桃》一诗注解和其他资料可知，“樱桃宴”在每年四月初一举行，因为一般水果尚未成熟，皇帝先用樱桃举行祭祀大礼，然后遍赐群臣，九品以上朝官都有这种口福，从“芙蓉阙下会千官”一句推想，“樱桃宴”的场面非常壮观。
从《五灯会元》和《谈苑》等史料看，宋代有了桌椅，席位以坐北面南为尊。上层社会人士宴饮讲究威仪，筵席从始至终讲究仪表，器具也很讲究，主人劝酒必须冠带齐整。宋代筵席，开始朝着靡丽、精细和雅致的方向发展，烹饪技艺大大提高，菜肴花样争奇斗妍。当时，筵席上的酒杯里已经盛有白酒、黄酒、果酒和配制酒四大品类。从《五总志》来看，筵席上的葡萄酒很有名气，是高级筵席必备之品。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筵席却照样搞得热闹红火。如当时京城临安（今杭州市）的武林园沈家、南瓦子的熙春楼王厨和新街巷花月楼施厨以及融和坊的嘉庆楼、聚景楼等，承办的筵席都有名气，而且这些地方的筵席，无不备有“三陪”妓女，整日传杯弄盏，珍馐美味不断。南宋时期的私宴，同样达到很高的水平。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宋高宗赵构临幸大将军张浚清河郡王府第，张浚设宴接驾，安排的御宴食谱十分讲究，计有“绣花高灯八果垒”、“雕花蜜煎”、“垂手八盘子”等共计18个品类195种菜肴和水果，光是下酒15盏就有30道菜，真是叠床架屋，让人眼花缭乱。张浚在南宋朝算是很不错的将领，属于主战派的骨干，他的筵席如此豪华，其他人的吃喝排场可想而知。相比之下，金朝皇帝比较节俭。如金世宗完颜雍在位29年，御膳始终从简，平时吃的菜只有四五种花样，而且数量不多。有次他的女儿要来吃饭，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公主吃。在世宗的影响下，非到朝廷大典，一般不设筵席。
明代，开始有了“八仙桌”、“大圆桌”，宴会的形式进一步改变。不过，宴席仍被沿称为“筵席”，座位仍沿称为“席位”，筵席与酒席成了同义语。明初的几个皇帝，总起来看还算节俭，筵席比较简单。然而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开了公费吃喝的先例。比如，为了显示“驭臣有礼”每日退朝皇帝“赐食”文武百官。因为开销太大，又改为每月朔望日“赐食”，这种筵席虽然说不上豪华，但规格很高，菜肴精致，而且每宴必有“御酒”。明初三朝，花在这种筵席上的钱就十分可观。正统七年（1442），明英宗采纳光禄寺卿奈享的意见，革除了这项延续60多年的分宴制度，仅厨役就裁减6400余人，为国库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明代中后期，奢靡之风兴起，一些富宅豪门，三日一小席，五日一大宴，水陆珍馐，应有尽有。明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记载：京师有个蒋揽头，请了8个人赴宴，“每席盘中进鸡首八枚”，用了60多只鸡。恰巧席上的一个御史喜食鸡头，蒋揽头又叮嘱仆人端上8盘鸡头，也是每盘8枚，仅这道菜就杀了130多只鸡，整桌筵席的花费可想而知！
明代筵席不仅讲排场，上菜的顺序也与今天的宴会相反。大小筵席一般先上“大嘎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主菜、大菜，也有的称为“五割三汤”，要交替着上5道盛馔和3道羮汤。第一道大菜通常是鹅、烧鹅或水晶鹅，然后依次上烧花猪肉、烧鸭、炖烂胯蹄儿等。重要筵席还有烧鹿肉、锦缠羊。制作菜肴的禽类，必须是整只的，以显东道主的气派。吃的时候要由厨师动手割开，“五割三汤”之“割”即缘于此。当时的饮食器皿也很华美，果品必用木漆盘，形如宝塔，蔬品用小瓷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筵席上的酒器以金玉为多，象牙筷子、银质筷子风靡一时，许多富贵人家都有几件可以炫耀的餐具，传统剧目《一捧雪》，就是为了一只酒杯而闹出人命官司。
筵席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明代中后期可以说比较精美了，尤其是一些菜肴在色、形、味、滋、美等方面已很讲究，并且出现了论述菜肴口味和养生的著作，如陆树声的《清暑笔谈》和陈继儒的《养生肤语》等，都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一些传统名宴如“文会宴”、“烧尾宴”以及山东曲阜的“孔府宴”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比如始于唐代的“烧尾宴”，是官府为了庆贺士子登科而举行的宴会，其寓意是鲤鱼跃上龙门，必有天火烧其尾巴。有人嫌这名称不雅，改为琼林宴，明代则称“鹿鸣宴”。每逢开科取士之年，朝廷和各省都要举行这种盛大宴会，珍肴美酒，新科才俊，相映生辉，是人生十分得意的一场喜庆宴会。
“文会宴”，也是封建士大夫很看重的一种宴会，它是中国古代文人进行文学创作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形式自由活泼，内容丰富多彩。这类宴会，注意追求雅致的环境和情趣，多选在气候宜人的季节和风景优美的地点，在明代文人的诗歌和散文随笔中多有记述。除此之外，赫赫有名的“孔府宴”更是独具特色。因为孔府兼具家庭和官府职能，其筵席既有民间家庭聚餐形式，也有恭迎皇帝和钦差大臣的“国宴”气派。“孔府宴”以鲁菜为主，烹调方式以炸、爆、熘、扒、烩、炖、锅塌、拔丝最为拿手，风格以清香、鲜嫩、味纯见长，菜肴有数百种之多，而且孔府筵席礼节周全，程式严谨，堪为中国古代筵席的典范。
满清贵族入主中原，把关外的饮食文化带进了关内。满族人的宴会与汉人截然不同。凡有大宴会，满人主家男女均更迭起舞，其中一人唱歌，其余人以“空齐”二字应和。每宴客人，客坐南炕，主人先敬烟，再送乳茶，然后才斟酒。客人如果年长，主人要长跪进酒。如果客人带有奴仆，可以席地而坐，并不回避。满人入关之后，筵席的内容和形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像山珍野味、白肉血肠，甚至流行于蒙古族的“火锅”盛行起来。在一些高级筵席上，诸如猩唇、驼蜂、猴头、熊掌、鹿筋、凫脯之类的珍肴目不暇接。清初的旗人，生活无忧无虑，自然要动吃喝方面的脑筋，促使当时的烹调技艺更加娴熟，佐料更加丰富，尤其是酱的使用比较讲究。宫廷皇室在吃腻了各种山珍海味之后，又在筵席的名堂上打起主意。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即是突出例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初二，皇帝在乾清宫盛宴满、蒙、汉文武大臣及致仕退黜人员，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到了680人。正月初五，又宴请汉族文武大臣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340人。筵席上，康熙皇帝和老人们飞觞饮宴，皇子皇孙侍立观礼，席间气氛热烈款洽。这种敬老尊老的“千叟宴”，很受时人的称赞。乾、嘉两朝接着又搞，如乾隆五十年（1785）的“千叟宴”，赴宴者多达3000多人；嘉庆元年（1796）的“千叟宴”，除去吃喝之外，还赏给106岁的熊国沛和100岁的邱成龙六品顶戴，赏给90岁以上的老人七品顶戴，这些老人个个乐不可支，盛赞筵席尊贵而又实惠。
清代最有名的筵席当数“满汉全席”。源于官场中“满汉合作”的宴会，始于清代中叶，菜点精美，礼仪讲究，既有宫廷肴馔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当初的使用场合是科举考试之后，地方官吏宴请主考官，东道主是地方上的最高官员，客人是钦差大臣，主客之间往往又是“门生故旧”，兼有公私之谊，所以菜点尽量做得精细而又丰盛。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满汉全席”也不一致，南北形成了很大差异。当时广州贵联升酒家制作的“满汉全席”最为有名，山珍海味齐备，飞潜动植俱陈，其中有几种令人惊异的奇品，如“活吃猴脑”、“活吃幼鼠”，甚至还有“活吃蜈蚣”等，让人瞠目结舌，迟迟不敢下箸。北方的“满汉全席”则突出满族菜点特色，擅于烧烤、火锅、涮锅，又显示汉族烹调中的扒、炸、炒、熘等各种技巧。这种大型筵席特别注重礼仪，如果官府承办，首先要奏乐、鸣炮，行礼恭迎宾客入座。客人入座后先上进门点心，再上三道茶水，如清茶、香茶、炒米茶等，然后按照赴宴人员的级别依次入席。“满汉全席”至少要108种菜，多的可达300多种，主要有“四到奉”、“四热荤”、“四双拼”、“八咸点”、“二甜菜”、“一百子桃包”等，菜肴要上30多次，一般分三天吃完。这种马拉松式的筵席，看似一种享受，倒不如说是一种折磨。
中国古代筵席，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还有许多特色宴。比如：药宴、活鱼宴、饺子宴、荔枝宴、粽子宴、福寿螺宴、冰点宴等，可谓风格独具，各有千秋。当然，历史上一些有名的筵席，也绝不仅仅限于吃吃喝喝，而是关联着军国大事。著名者如刘邦项羽的“鸿门宴”、唐朝温造的“平叛宴”、宋代杜杞的“平蛮宴”等，都是刀光剑影，或血肉横飞，有的一次宴会斩杀5000多人，已经成了纯粹的战争工具，这类筵席可以另作别论。如果抛开这点不说，中国筵席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饮食文化史，蕴含丰富，其味无穷，值得好好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