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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较优势是不同国家生产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传统理论认为，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而“可持续性”是一种代际公共品，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是代际成本，即现在使用某（些）要素所放弃的未来使用之可能带来的纯收益。因此，不同国家的可持续性差异体现为代际成本差异，“可持续性”是塑造一国比较优势的新要素。若中国对外贸易过度依靠当代所具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和环境规制政策宽松所塑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环境比较优势，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通过代际成本内在化，可逐步实现对外贸易发展的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统一。进而言之，中国需要妥善处理贸易增长与各种稀缺要素消耗之间的关系，平衡贸易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当今的贸易与未来的贸易需寻求某种总量和结构上的均衡。
关键词国际贸易；可持续性；比较优势；机会成本；代际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8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多年来，驱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源于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环境规制政策所塑造的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1］。然而，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劳动力价格日益上升并成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依靠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追求基于低环境成本的“环境比较优势”，不仅会落入“生态倾销”、“环境倾销”的陷阱，而且一旦超越生态环境的阈值，将会牺牲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期看，中国依靠上述两大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持续的。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机会成本差异，是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力机制。在贸易学说史上，伴随着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向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推进，贸易理论分析已逐步由宏观到中观进而过渡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且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但现有贸易理论由于在方法论上假定不存在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还存在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在空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往往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展开分析而忽略了贸易活动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影响，进而不考虑环境成本；在时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崇尚代内分析而忽略代际分析，将本代人当下的经济利益获取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看不到长远的、可持续的贸易利益，进而不考虑代际成本。在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中，现有文献较多从空间维度出发，试图将环境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而鲜有文献将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也纳入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范畴，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尝试，以抛砖引玉。
1文献综述
虽有部分文献［2-4］从战略、政策、现实等诸多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问题，但在理论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问题的讨论主要隐含于如下两类文献中：
1.1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三个著名假说
围绕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命题对之加以理论阐释，比如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要素禀赋假说（Factor Endowment Hypothesis, FEH）、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PH）等。污染避难所假说［5-6］认为，若其他条件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环境标准差异将驱动污染企业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从事生产。要素禀赋假说［7-8］则认为，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一国在专业化生产中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或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举例来说，资本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通常为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是“清洁”产品）。波特假说［9］认为，一国若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能从改善的环境质量中受益，在发展环境敏感型工业过程中取得一定比较优势，并且长期优势可能弥补短期损失，环境规制能使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强永昌等［10］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存在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这意味着虽然适当加强的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弱化了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是上述成本和竞争效应较为有限，从整体来说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变。
1.2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与改进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密切相关，为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现有文献往往着力在空间上引入生态环境要素，并深入讨论了环境政策与比较优势［11］、环境成本内在化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12-14］，构建包含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15-16］。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态环境不应成为贸易增长的牺牲品，世界贸易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7］。此外，有部分文献明确地对“环境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如黄蕙萍［18］将“环境比较优势”分为可持续方式和不可持续方式，前者通过丰裕的环境要素禀赋获得，后者通过较低的环境标准获取；目前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环境标准、宽松的政策法规、廉价的资源、较少的排污费使某些出口品取得了基于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但由于不可持续，最终会失去这一优势。王奇、向筱［1］认识到，环境比较优势已经影响到我国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性，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力中的“劣势”。
1.3文献评述
现实中，影响分工与贸易的变量是多维度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三个假说均能分别从一个侧面对分工与贸易现象作出揭示，但若将其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这些假说之间对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与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关系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笔者认为，要深刻地理解复杂多变的贸易现象，需要对贸易理论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综合，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包括代际成本在内的广义成本分析。可持续性的本质是时间问题，“研究可持续发展应该紧紧围绕着时间性来探讨”［19］。然而，几乎还没有文献从时间维度讨论代际成本内在化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构建包含“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之所以依靠“低廉环境成本”取得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基于低环境标准的环境比较优势）会逐步“失去”甚至成为“劣势”，说到底是由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增强、代际成本增大的结果。 杨青龙：基于“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拓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2包含“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
1987年，由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并被广为接受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20］。“可持续发展”理念实质性特征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代际公共品（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它具有如下特征：其一，非竞争性，即任何人增加对它的享用不会减少别人的享用；其二，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人们“不支付便享用”；其三，时间性，即可持续性在本质上是“时间”问题；其四，后代人“缺位”，即在可持续性问题上，后代人在当代不具备投票权、选举权和谈判权［21］。
贸易活动是衔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它以生产为基础，最终为了消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生产、交易、运输乃至消费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各类要素或资源的耗费。根据笔者［22］提出的“国际贸易的广义要素”思想，现阶段，国际贸易活动牵涉的要素至少包括传统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管理等）、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上述要素作为稀缺要素，不仅存在空间维度的配置问题，而且均存在时间维度的配置问题——今天使用的多了，明天可用的就少了。于是，对广义要素须权衡使用、有效配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因而在不涉及外部性成本的理想世界中可发挥重要作用。［23］然而，“可持续性”作为代际公共品，后代人在该产品的供给决策中缺乏投票权和谈判权，在当代人仅考虑其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决策机制下必然出现供给不足，这使得“可持续性”成为一种稀缺要素。任何当期的贸易行为均会耗费包括“可持续性”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进而必然发生机会成本。本文认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构成了“代际成本”——现在使用某（些）要素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们）可能带来的纯收益。一方面，广义要素作为投入品，贸易品作为产出品，广义要素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决定了贸易品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广义要素的代际成本必然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反映在贸易品的代际成本上；另一方面，某些要素（如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产品）本身就是贸易对象，其代际成本直接体现在贸易品及贸易过程中。
一言以蔽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代际成本对一种商品是否可贸易、如何贸易会产生深远影响。关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与代际成本（Intergenerational Cost）的关系，两种极端情形是：其一，一国经贸可永续发展（即“完全可持续”）时，代际成本为零；其二，一国经贸发展完全不可持续时，代际成本趋于无穷大。现实情况往往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代际成本在现实中存在且为正。总体来看，代际成本与可持续性负相关，即可持续性越强，代际成本越小；反之，代际成本越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定理：
定理：如果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如技术、偏好等）相同，“可持续性”差异所导致的代际成本差异构成了两国之间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2.1基本假设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是给定的，即生产要素可在一国国内的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在国与国之间流动。
第三，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也等于其平均成本。
第四，A、B两国生产X产品技术水平相同，生产Y产品的技术水平也相同，并且两国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报酬状况相同。
第五，不考虑汇率因素。
第六，A、B两国在外贸商品生产过程中会发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两国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相同。
第七，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但两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同，进而其代际成本存在差异。
2.2模型分析
本文先分析代际成本的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再将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模型。如不作特别说明，本文中出现的各个字母所代表的变量均为正数。
2.2.1代际成本的测算公式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替代法”［24］推导代际成本的测算公式。设IC(t)是现期（t期）被替代产品的代际成本；MEC是现期（t期）被替代产品的边际环境成本，MPC是现期（t期）被替代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集中讨论代际成本，设MEC、MPC均为常数；r是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利率（贴现率）；在t期后的某个时期T，被替代产品更为稀缺，其价格P(T)上升至与替代产品价格PS(T)相等，故此后替代产品开始进入市场。
如果市场为完全竞争，在时期T，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故有：
PS(T)=P(T)=MPC+MEC+IC(T)（1）
因此，被替代产品在T期的代际成本便与PS(T)相关。将（1）式移项，得：
IC(T)=PS(T)-MPC-MEC（2）
由于现期（t期）的代际成本等于时期T的代际成本的贴现值，故有：
IC(t)=IC(T)(1+r)T-t（3）
将（2）式代入（3）式，得：
IC(t)=PS(T)-MPC-MEC(1+r)T-t（4）
现实中，国际贸易中的代际成本作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具体表现为资源税费制度造成的代价、资源出口行政限制措施（如出口配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造成的代价、资源关税（出口税）调节政策造成的代价、资源进口储备政策造成的代价、资源基金制度造成的代价等。根据代际成本定义和（4）式，影响代际成本大小的因素包括：
第一，各类要素的禀赋状况（RE）。贸易品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离不开广义要素的投入。使用广义要素带来的代际成本直接影响贸易品的代际成本，并且二者同向变动。一般而言，若其他条件不变，一种要素越稀缺，本代人使用之所放弃的未来收益越大，要素代际成本便越大，从而贸易品的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但最终贸易品的代际成本是增大还是变小，取决于各类要素代际成本的综合作用。 第二，当代人的价值判断（CV）。代际成本体现了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但在要素及贸易品使用问题上，后代人由于尚未出生，必然处于“缺位”状态，当代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后代人的“代理人”，代际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人的价值判断。若其他条件不变，当代人对贸易的可持续性意识越强，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第三，贸易产品的替代品价格（PS(T)）。这与替代品开发的难易程度直接相关。若其他条件不变，开发替代品越难，替代品价格越高，从而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第四，利率或贴现率（r）。若其他条件不变，一国利率（或贴现率）越低，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第五，T期与t期的时间差（T-t）。该时间差与被替代品的消耗速度密切相关。若其他条件不变，被替代品消耗越快，意味着其稀缺程度提高越快，从而价格上升越快，T期与t期之间的时间差越短，从而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2.2.2代际成本塑造比较优势的模型分析
由于假定产品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因此，在t期，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某产品的总成本表达式为：
P(t)=MPC+MEC+IC(t)（5）
将（4）式带入（5）式，得：
P(t)=MPC+MEC+PS(T)-MPC-MEC(1+r)T-t（6）
那么，可将i国j产品在t期的价格通式写作：
Pij(t)=MPCij+MECij+ICij(t)
=MPCij+MECij+PSij(Tij)-MPCij-MECij(1+ri)Tij-t（7）
设A国、B国在t期生产X、Y两种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如表1所示。
表1A国、B国生产X产品、Y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
Tab. 1The unit cost(unit price) of product
X and Y in country A and B
产品单位成本（单价）
The unit cost(unit price) of productA国
Country AB国
Country BX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PAX(t)PBX(t)Y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PAY(t)PBY(t)不难看出，A国生产X产品的机会成本为PAX(t)PAY(t)，B国生产X产品的机会成本为PBX(t)PBY(t)。根据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两国是否能找到各自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是否存在如下关系：
PAX(t)PAY(t)≠PBX(t)PBY(t)（8）
根据基本假设和产品在t期的价格通式（7）可得：
PAX(t)=MPCAX+MECAX
+PSAX(TAX)-MPCAX-MECAX(1+rA)TAX-t（9）
PAY(t)=MPCAY+MECAY
+PSAY(TAY)-MPCAY-MECAY(1+rA)TAY-t（10）
PBX(t)=MPCBX+MECBX
+PSBX(TBX)-MPCBX-MECBX(1+rB)TBX-t（11）
PBY(t)=MPCBY+MECBY
+PSBY(TBY)-MPCBY-MECBY(1+rB)TBY-t（12）
将（9）-（12）式分别代入（8）式左边和右边，得：
左边=PAX(t)PAY(t)
=MPCAX+MECAX+PSAX(TAX)-MPCAX-MECAX(1+rA)TAX-tMPCAY+MECAY+PSAY(TAY)-MPCAY-MECAY(1+rA)TAY-t（13）
右边=PBX(t)PBY(t)
=MPCBX+MECBX+PSBX(TBX)-MPCBX-MECBX(1+rB)TBX-tMPCBY+MECBY+PSBY(TBY)-MPCBY-MECBY(1+rB)TBY-t（14）
求解比较优势的核心转化为对（13）式和（14）式的比较。
由于假定A、B两国生产技术水平相同，故有：
MPCAX=MPCBX;MPCAY=MPCBY（15）
由于假定A、B两国生产X产品时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相同，生产Y产品时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亦相同，故有：
MECAX=MECBX;MECAY=MECBY（16）
综合（15）、（16）两式可得：
MPCAX+MECAX=MPCBX+MECBX（17）
MPCAY+MECAY=MPCBY+MECBY（18）
因此，在本文假设条件下，决定两国是否能找到各自比较优势的关键变量是两国代际成本的差异。令MPCAX+MECAX=MPCBX+MECBX=PECX,MPCAY+MECAY=MPCBY+MECBY=PECY，（13）式可简化为：
PAX(t)PAY(t)=PECX+ICAX(t)PECY+ICAY(t)=PECX［1+ICAX(t)PECX］PECY［1+ICAY(t)PECY］
=PECX(1+kAX)PECY(1+kAY)（19）
（14）式可简化为：
PBX(t)PBY(t)=PECX+ICBX(t)PECY+ICBY(t)
=PECX［1+ICBX(t)PECX］PECY［1+ICBY(t)PECY］=PECX(1+kBX)PECY(1+kBY) （20）
其中，kAX=ICAX(t)PECX、kBY=ICBY(t)PECY分别表示A国X产品和Y产品的代际成本占其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之和的比例，kBX=ICBX(t)PECX、kBY=ICBY(t)PECY分别表示B国X产品和Y产品的代际成本占其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之和的比例。根据（19）式和（20）式，可分三种情况加以讨论。 其一，若1+kAX1+KAY＜1+kBX1+KBY，则PAX(t)PAY(t)＜PBX(t)PBY(t)，A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分工与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并出口X产品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并出口Y产品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
其二，若1+kAX1+KAY＞1+kBX1+KBY，则PAX(t)PAY(t)＞PBX(t)PBY(t)，A国在Y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分工与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并出口Y产品至B国，从B国进口X产品；B国生产并出口X产品至A国，从A国进口Y产品”。
其三，若1+kAX1+KAY=1+kBX1+KBY，则PAX(t)PAY(t)=PBX(t)PBY(t)，两国均无比较优势可言，A、B两国之间没有分工和贸易的基础。
可见，在本文的假设前提下，A、B两国之间能否分工、如何分工与各类产品的代际成本在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中所占比例密切相关。代际成本作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是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一。如前文所述，各类要素的禀赋状况、当代人的价值判断、贸易产品的替代品价格、利率或贴现率、T期与t期的时间差（反映被替代品的消耗速度）等因素均会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影响代际成本大小，因此，这些因素通过作用于代际成本，均可能成为塑造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和前提。
3“可持续性”塑造比较优势的现实案例
虽然理论界未明确将代际成本作为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但有些国家在现实中却先行一步，在诸多产品、尤其是资源性产品的对外贸易中，早已意识到了代际成本的重要性。现实案例表明，一种商品的可持续性及其中蕴含的代际成本，是塑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
3.1各国纷纷建立石油储备制度，保障石油供给的可持续性［25-26］石油被人们视为“现代工业经济的血液”，并拥有“黑色黄金”之美誉。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国内的石油供给已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进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作为一种战略，建立现代石油储备制度须着眼于未来，具有保障供给、降低风险、稳定价格等作用，这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目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石油储备量可分别用于300天、169天、117天和96天，其中美国、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两个国家。与之相比，中国在2003年开始启动建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第一批基地包括浙江镇海、浙江舟山、辽宁大连和山东黄岛，到2008年底，上述四大基地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随后我国于2009年9月又开始推进二期基地建设，包括广东湛江、广东惠州、甘肃兰州、江苏金坛、辽宁锦州和天津等。但目前我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可用20多天，虽然二期基地建成后可增加到30天左右，并计划在2020年战略石油储备达到90天净进口量［26］，但当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这表明，我国石油产品的“代际成本”仍然较大，在国际竞争中不具备比较优势，理应通过采取包括进口在内的诸多办法进一步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建设，将其“代际成本”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3.2中国稀土定价权困境：在价格形成机制中低估了“代际成本”［27-29］稀土在光、电、磁、超导性、催化活性等方面具有优异性能，被广泛用于国防工业、钢铁、航空、陶瓷、电子、玻璃、石油等领域，被人们誉为“工业维生素”或“工业味精”。中国已探明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超过50%，但由于盲目开采、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各稀土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人为导致供过于求，中国稀土出口价格甚至一度低于猪肉价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1983年就建立了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日本稀土约有83%来自中国，且在获取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使用，而是将这些资源贮存起来。美国稀土储量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但在1999年就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稀土，封存了其最大的稀土矿硭廷帕斯矿，转而从中国进口稀土以充实自身战略储备。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经济体也都与美国类似，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稀有金属，并从中国进口资源以充实其战略储备；韩国也建立了稀有金属储备制度，并以“高价收购、限制使用”为主旨。由于上述这些经济体获得了充裕的稀土战略储备，导致中国在稀土国际定价中处于被动地位，现实资料显示，我国于1998年启动的稀土出口配额制度并没能从根本上缓解稀土定价权困境，并且2009年6月23日，欧盟和美国还就中国限制稀有金属（含钨、锑、稀土等）出口问题向WTO提起诉讼。这表明国内企业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低估甚至忽略了稀土资源的“代际成本”，导致我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上极为被动。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早日建立稀土储备制度，并在稀土价格形成机制中充分考虑“代际成本”，理性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
以成本视角看，上述案例表明，我国针对石油、稀土等产品尚未建立起足够的战略储备，可替代产品的开发尚需假以时日，故我国在石油、稀土等产品的对外贸易中“代际成本”较大、利用的可持续性较弱，进而影响其比较优势的有效发挥。
4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表明，“可持续性”是塑造比较优势的一种新要素，代际成本作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是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一。通过逻辑推演，本文较为明确地证明了上述命题，从时间维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外延及其成本基础。这一命题带给中国对外贸易最根本的政策启示是：作为贸易大国，中国需要妥善处理贸易增长与各种稀缺要素消耗之间的关系，平衡贸易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当今的贸易与未来的贸易需寻求某种总量和结构上的均衡；若我国对外贸易过度依靠当代所具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和环境规制政策宽松所塑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环境比较优势，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进而言之，若各国都采取代际成本内在化措施，将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那么可逐步实现各国经贸发展中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相容和统一。 在本文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第一，对本文命题进行进一步的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从方法论上看，任何一个新的理论命题的提出均需接受双重检验——逻辑检验和现实检验。至此，本文主要完成了前者。至于现实检验，本文选取了若干典型案例对之加以说明而并未采取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代际成本的大小强烈依赖于当代人尤其是决策者的价值判断，于是对它的准确衡量非常困难。第二，进一步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观。完整地看，塑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既包括生产和交易成本，也包括环境和代际成本，四类成本共同构成的“全成本”才是形成真实比较优势的基础。［22］基于模型建构方面的考虑，本文作了两点简化：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考虑交易成本；对余下的三类成本，即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采取的是简单求和方式。虽然这些简化并不影响本文结论的一般性，但若能在非完全竞争市场和更为一般的框架下对上述命题给予论证，并同时考虑四大成本，可能会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之，上述两点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不足。如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依赖于代际成本测度方法论的改进和更多现实经验证据的搜集，另一方面依赖于理论模型进一步的发展。
致谢：本文曾入选“第十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11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并在论坛上报告过，感谢与会者的有益评论和建议，文责自负。
(编辑：徐天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奇,向筱.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大相对比较优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 17(5):33-37.［Wang Qi, Xiang Xiao. Study on Two Major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5):33-37.］
［2］赵晓晨.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探析［J］.南开经济研究, 1999，(1):27-32.［Zhao Xiaochen. An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China［J］. Nankai Economics Studies, 1999，(1): 27-32.］
［3］彭红斌.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 2002.［Peng Hongbin.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China［D］.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CPC,2002.］
［4］傅钧文.建国60年中国对外贸易述评——基于可持续贸易发展视角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10，(7):3-8.［Fu Junwen. Achievement and Challenges of Foreign Trad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J］. World Economy Study, 2010,(7):3-8.］
［5］Copeland B， Taylor M.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755-787.
［6］Chichilnisky G.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4): 851-974.
［7］Heckscher E F.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Ekononisk Tidsknift, 1919,21:497-512.
［8］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9］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s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97-118.
［10］强永昌,等.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92-93.［Qiang Yongchang,et 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China［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6:92-93. ］
［11］Siebert H.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 Note［J］.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 Konomie, 1974, 34（3-4）：397-402. ［12］封进.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 1998，(9):36-39.［Feng Jin.The Environmental Cos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act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98，(9):36-39.］
［13］卢荣忠.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 1999，(7):27-30,46.［Lu Rongzhong.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99，(7):27-30,46.］
［14］俞海山.环境成本内在化的贸易效应分析——兼论近年我国出口关税调整政策［J］.财贸经济, 2009，(1):89-93.［Yu Haishan. An Analysis of Trade Effects of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A Discussion on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Export Tariff Policy in Recent Years［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09，(1):89-93.］
［15］张云.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及政策启示［J］.当代经济科学, 2006，(3):112-114.［Zhang Yu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Policy Suggestion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ost［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06，(3):112-114.］
［16］王玉婧.融入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探讨［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0，(3):31-35.［Wang Yuj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 Explor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Factor［J］. Journal of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0，(3):31-35.］
［17］邵宏华,许国庆,夏申.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J］.世界经济, 1996，(12):14-19.［Shao Honghua, Xu Guoqing, Xia She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1996，(12):14-19.］
［18］黄蕙萍.环境要素禀赋和可持续性贸易［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54(6):668-674.［Huang Huiping. Environmental Factor Endowment and Sustainable Trade［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1, 54(6):668-674.］
［19］赵时亮,高海燕,谭琳.论代际外部性与可持续发展［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41-47.［Zhao Shiliang, Gao Haiyan, Tan Lin. Externa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3，(4):41-47.］
［20］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19.［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Our Common Future［M］.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Press, 1989:19.］
［21］李郁芳,孙海婧.代际公共品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 2009, (4):117-121.［Li Yufang, Sun Haijing. A Review on 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J］, Economics Perspectives, 2009, (4):117-121.］
［22］杨青龙.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观：一个新的理论视角［J］.国际经贸探索, 2011, (2):21-27.［Yang Qinglong, On the Full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2011, (2):21-27.］
［23］Venkat, K. Hidden Cost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EB/OL］. http://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bline/2004/12/22/stories/2004122200020900.htm.2004.
［24］章铮.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 1998, (11):44-46.［Zhang Zheng. Marginal User Cost: Resource Products Pricing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1998, (11): 44-46.］
［25］曹新.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储备制度［N］.中国经济时报,2009-2-16(8).［Cao Xin.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etroleum Reserve System［N］. China Economic Times, 2009-2-16(8).］
［26］薛力,肖欢容.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缺陷与应对［J］.当代亚太,2009, (2):74-92.［Xue Li, Xiao Huanrong. A Study on the Scale of China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Flaw and Remedy［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09, (2):74-92.］
［27］孙洁琳.中国稀土出口贱卖调查：为何卖不到猪肉价？［N］.证券日报, 2009-8-21(C01).［Sun Jielin. A Survey on the Low Price of Rare Earth in China: Why Cant Sell at the Pork Price?［N］. Securities Daily, 2009-8-21(C01).］
［28］李晚成.江西稀土,力争国际话语权［N］.江西日报,2009-06-01(C2).［Li Wancheng. Rare Earth in Jiangxi,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N］. Jiangxi Daily, 2009-06-01(C2).］
［29］辛本健.稀有金属储备,此事不可小视［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07-01(1).［Xin Benjian. Rare Metal Reserve, It Cant be Belittled［N］.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2009-07-01(1).］
关键词国际贸易；可持续性；比较优势；机会成本；代际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8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多年来，驱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源于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环境规制政策所塑造的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1］。然而，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劳动力价格日益上升并成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依靠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追求基于低环境成本的“环境比较优势”，不仅会落入“生态倾销”、“环境倾销”的陷阱，而且一旦超越生态环境的阈值，将会牺牲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期看，中国依靠上述两大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持续的。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机会成本差异，是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力机制。在贸易学说史上，伴随着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向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推进，贸易理论分析已逐步由宏观到中观进而过渡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且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但现有贸易理论由于在方法论上假定不存在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还存在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在空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往往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展开分析而忽略了贸易活动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影响，进而不考虑环境成本；在时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崇尚代内分析而忽略代际分析，将本代人当下的经济利益获取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看不到长远的、可持续的贸易利益，进而不考虑代际成本。在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中，现有文献较多从空间维度出发，试图将环境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而鲜有文献将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也纳入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范畴，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尝试，以抛砖引玉。
1文献综述
虽有部分文献［2-4］从战略、政策、现实等诸多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问题，但在理论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问题的讨论主要隐含于如下两类文献中：
1.1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三个著名假说
围绕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命题对之加以理论阐释，比如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要素禀赋假说（Factor Endowment Hypothesis, FEH）、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PH）等。污染避难所假说［5-6］认为，若其他条件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环境标准差异将驱动污染企业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从事生产。要素禀赋假说［7-8］则认为，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一国在专业化生产中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或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举例来说，资本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通常为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是“清洁”产品）。波特假说［9］认为，一国若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能从改善的环境质量中受益，在发展环境敏感型工业过程中取得一定比较优势，并且长期优势可能弥补短期损失，环境规制能使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强永昌等［10］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存在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这意味着虽然适当加强的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弱化了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是上述成本和竞争效应较为有限，从整体来说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变。
1.2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与改进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密切相关，为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现有文献往往着力在空间上引入生态环境要素，并深入讨论了环境政策与比较优势［11］、环境成本内在化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12-14］，构建包含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15-16］。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态环境不应成为贸易增长的牺牲品，世界贸易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7］。此外，有部分文献明确地对“环境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如黄蕙萍［18］将“环境比较优势”分为可持续方式和不可持续方式，前者通过丰裕的环境要素禀赋获得，后者通过较低的环境标准获取；目前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环境标准、宽松的政策法规、廉价的资源、较少的排污费使某些出口品取得了基于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但由于不可持续，最终会失去这一优势。王奇、向筱［1］认识到，环境比较优势已经影响到我国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性，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力中的“劣势”。
1.3文献评述
现实中，影响分工与贸易的变量是多维度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三个假说均能分别从一个侧面对分工与贸易现象作出揭示，但若将其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这些假说之间对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与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关系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笔者认为，要深刻地理解复杂多变的贸易现象，需要对贸易理论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综合，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包括代际成本在内的广义成本分析。可持续性的本质是时间问题，“研究可持续发展应该紧紧围绕着时间性来探讨”［19］。然而，几乎还没有文献从时间维度讨论代际成本内在化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构建包含“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之所以依靠“低廉环境成本”取得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基于低环境标准的环境比较优势）会逐步“失去”甚至成为“劣势”，说到底是由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增强、代际成本增大的结果。 杨青龙：基于“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拓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2包含“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
1987年，由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并被广为接受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20］。“可持续发展”理念实质性特征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代际公共品（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它具有如下特征：其一，非竞争性，即任何人增加对它的享用不会减少别人的享用；其二，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人们“不支付便享用”；其三，时间性，即可持续性在本质上是“时间”问题；其四，后代人“缺位”，即在可持续性问题上，后代人在当代不具备投票权、选举权和谈判权［21］。
贸易活动是衔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它以生产为基础，最终为了消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生产、交易、运输乃至消费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各类要素或资源的耗费。根据笔者［22］提出的“国际贸易的广义要素”思想，现阶段，国际贸易活动牵涉的要素至少包括传统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管理等）、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上述要素作为稀缺要素，不仅存在空间维度的配置问题，而且均存在时间维度的配置问题——今天使用的多了，明天可用的就少了。于是，对广义要素须权衡使用、有效配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因而在不涉及外部性成本的理想世界中可发挥重要作用。［23］然而，“可持续性”作为代际公共品，后代人在该产品的供给决策中缺乏投票权和谈判权，在当代人仅考虑其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决策机制下必然出现供给不足，这使得“可持续性”成为一种稀缺要素。任何当期的贸易行为均会耗费包括“可持续性”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进而必然发生机会成本。本文认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构成了“代际成本”——现在使用某（些）要素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们）可能带来的纯收益。一方面，广义要素作为投入品，贸易品作为产出品，广义要素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决定了贸易品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广义要素的代际成本必然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反映在贸易品的代际成本上；另一方面，某些要素（如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产品）本身就是贸易对象，其代际成本直接体现在贸易品及贸易过程中。
一言以蔽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代际成本对一种商品是否可贸易、如何贸易会产生深远影响。关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与代际成本（Intergenerational Cost）的关系，两种极端情形是：其一，一国经贸可永续发展（即“完全可持续”）时，代际成本为零；其二，一国经贸发展完全不可持续时，代际成本趋于无穷大。现实情况往往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代际成本在现实中存在且为正。总体来看，代际成本与可持续性负相关，即可持续性越强，代际成本越小；反之，代际成本越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定理：
定理：如果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如技术、偏好等）相同，“可持续性”差异所导致的代际成本差异构成了两国之间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2.1基本假设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是给定的，即生产要素可在一国国内的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在国与国之间流动。
第三，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也等于其平均成本。
第四，A、B两国生产X产品技术水平相同，生产Y产品的技术水平也相同，并且两国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报酬状况相同。
第五，不考虑汇率因素。
第六，A、B两国在外贸商品生产过程中会发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两国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相同。
第七，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但两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同，进而其代际成本存在差异。
2.2模型分析
本文先分析代际成本的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再将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模型。如不作特别说明，本文中出现的各个字母所代表的变量均为正数。
2.2.1代际成本的测算公式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替代法”［24］推导代际成本的测算公式。设IC(t)是现期（t期）被替代产品的代际成本；MEC是现期（t期）被替代产品的边际环境成本，MPC是现期（t期）被替代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集中讨论代际成本，设MEC、MPC均为常数；r是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利率（贴现率）；在t期后的某个时期T，被替代产品更为稀缺，其价格P(T)上升至与替代产品价格PS(T)相等，故此后替代产品开始进入市场。
如果市场为完全竞争，在时期T，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故有：
PS(T)=P(T)=MPC+MEC+IC(T)（1）
因此，被替代产品在T期的代际成本便与PS(T)相关。将（1）式移项，得：
IC(T)=PS(T)-MPC-MEC（2）
由于现期（t期）的代际成本等于时期T的代际成本的贴现值，故有：
IC(t)=IC(T)(1+r)T-t（3）
将（2）式代入（3）式，得：
IC(t)=PS(T)-MPC-MEC(1+r)T-t（4）
现实中，国际贸易中的代际成本作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具体表现为资源税费制度造成的代价、资源出口行政限制措施（如出口配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造成的代价、资源关税（出口税）调节政策造成的代价、资源进口储备政策造成的代价、资源基金制度造成的代价等。根据代际成本定义和（4）式，影响代际成本大小的因素包括：
第一，各类要素的禀赋状况（RE）。贸易品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离不开广义要素的投入。使用广义要素带来的代际成本直接影响贸易品的代际成本，并且二者同向变动。一般而言，若其他条件不变，一种要素越稀缺，本代人使用之所放弃的未来收益越大，要素代际成本便越大，从而贸易品的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但最终贸易品的代际成本是增大还是变小，取决于各类要素代际成本的综合作用。 第二，当代人的价值判断（CV）。代际成本体现了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但在要素及贸易品使用问题上，后代人由于尚未出生，必然处于“缺位”状态，当代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后代人的“代理人”，代际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人的价值判断。若其他条件不变，当代人对贸易的可持续性意识越强，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第三，贸易产品的替代品价格（PS(T)）。这与替代品开发的难易程度直接相关。若其他条件不变，开发替代品越难，替代品价格越高，从而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第四，利率或贴现率（r）。若其他条件不变，一国利率（或贴现率）越低，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第五，T期与t期的时间差（T-t）。该时间差与被替代品的消耗速度密切相关。若其他条件不变，被替代品消耗越快，意味着其稀缺程度提高越快，从而价格上升越快，T期与t期之间的时间差越短，从而代际成本越大。反之，代际成本越小。
2.2.2代际成本塑造比较优势的模型分析
由于假定产品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因此，在t期，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某产品的总成本表达式为：
P(t)=MPC+MEC+IC(t)（5）
将（4）式带入（5）式，得：
P(t)=MPC+MEC+PS(T)-MPC-MEC(1+r)T-t（6）
那么，可将i国j产品在t期的价格通式写作：
Pij(t)=MPCij+MECij+ICij(t)
=MPCij+MECij+PSij(Tij)-MPCij-MECij(1+ri)Tij-t（7）
设A国、B国在t期生产X、Y两种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如表1所示。
表1A国、B国生产X产品、Y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
Tab. 1The unit cost(unit price) of product
X and Y in country A and B
产品单位成本（单价）
The unit cost(unit price) of productA国
Country AB国
Country BX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PAX(t)PBX(t)Y产品的单位成本（单价）PAY(t)PBY(t)不难看出，A国生产X产品的机会成本为PAX(t)PAY(t)，B国生产X产品的机会成本为PBX(t)PBY(t)。根据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两国是否能找到各自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是否存在如下关系：
PAX(t)PAY(t)≠PBX(t)PBY(t)（8）
根据基本假设和产品在t期的价格通式（7）可得：
PAX(t)=MPCAX+MECAX
+PSAX(TAX)-MPCAX-MECAX(1+rA)TAX-t（9）
PAY(t)=MPCAY+MECAY
+PSAY(TAY)-MPCAY-MECAY(1+rA)TAY-t（10）
PBX(t)=MPCBX+MECBX
+PSBX(TBX)-MPCBX-MECBX(1+rB)TBX-t（11）
PBY(t)=MPCBY+MECBY
+PSBY(TBY)-MPCBY-MECBY(1+rB)TBY-t（12）
将（9）-（12）式分别代入（8）式左边和右边，得：
左边=PAX(t)PAY(t)
=MPCAX+MECAX+PSAX(TAX)-MPCAX-MECAX(1+rA)TAX-tMPCAY+MECAY+PSAY(TAY)-MPCAY-MECAY(1+rA)TAY-t（13）
右边=PBX(t)PBY(t)
=MPCBX+MECBX+PSBX(TBX)-MPCBX-MECBX(1+rB)TBX-tMPCBY+MECBY+PSBY(TBY)-MPCBY-MECBY(1+rB)TBY-t（14）
求解比较优势的核心转化为对（13）式和（14）式的比较。
由于假定A、B两国生产技术水平相同，故有：
MPCAX=MPCBX;MPCAY=MPCBY（15）
由于假定A、B两国生产X产品时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相同，生产Y产品时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亦相同，故有：
MECAX=MECBX;MECAY=MECBY（16）
综合（15）、（16）两式可得：
MPCAX+MECAX=MPCBX+MECBX（17）
MPCAY+MECAY=MPCBY+MECBY（18）
因此，在本文假设条件下，决定两国是否能找到各自比较优势的关键变量是两国代际成本的差异。令MPCAX+MECAX=MPCBX+MECBX=PECX,MPCAY+MECAY=MPCBY+MECBY=PECY，（13）式可简化为：
PAX(t)PAY(t)=PECX+ICAX(t)PECY+ICAY(t)=PECX［1+ICAX(t)PECX］PECY［1+ICAY(t)PECY］
=PECX(1+kAX)PECY(1+kAY)（19）
（14）式可简化为：
PBX(t)PBY(t)=PECX+ICBX(t)PECY+ICBY(t)
=PECX［1+ICBX(t)PECX］PECY［1+ICBY(t)PECY］=PECX(1+kBX)PECY(1+kBY) （20）
其中，kAX=ICAX(t)PECX、kBY=ICBY(t)PECY分别表示A国X产品和Y产品的代际成本占其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之和的比例，kBX=ICBX(t)PECX、kBY=ICBY(t)PECY分别表示B国X产品和Y产品的代际成本占其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之和的比例。根据（19）式和（20）式，可分三种情况加以讨论。 其一，若1+kAX1+KAY＜1+kBX1+KBY，则PAX(t)PAY(t)＜PBX(t)PBY(t)，A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分工与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并出口X产品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并出口Y产品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
其二，若1+kAX1+KAY＞1+kBX1+KBY，则PAX(t)PAY(t)＞PBX(t)PBY(t)，A国在Y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分工与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并出口Y产品至B国，从B国进口X产品；B国生产并出口X产品至A国，从A国进口Y产品”。
其三，若1+kAX1+KAY=1+kBX1+KBY，则PAX(t)PAY(t)=PBX(t)PBY(t)，两国均无比较优势可言，A、B两国之间没有分工和贸易的基础。
可见，在本文的假设前提下，A、B两国之间能否分工、如何分工与各类产品的代际成本在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中所占比例密切相关。代际成本作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是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一。如前文所述，各类要素的禀赋状况、当代人的价值判断、贸易产品的替代品价格、利率或贴现率、T期与t期的时间差（反映被替代品的消耗速度）等因素均会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影响代际成本大小，因此，这些因素通过作用于代际成本，均可能成为塑造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和前提。
3“可持续性”塑造比较优势的现实案例
虽然理论界未明确将代际成本作为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但有些国家在现实中却先行一步，在诸多产品、尤其是资源性产品的对外贸易中，早已意识到了代际成本的重要性。现实案例表明，一种商品的可持续性及其中蕴含的代际成本，是塑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
3.1各国纷纷建立石油储备制度，保障石油供给的可持续性［25-26］石油被人们视为“现代工业经济的血液”，并拥有“黑色黄金”之美誉。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国内的石油供给已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进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作为一种战略，建立现代石油储备制度须着眼于未来，具有保障供给、降低风险、稳定价格等作用，这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目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石油储备量可分别用于300天、169天、117天和96天，其中美国、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两个国家。与之相比，中国在2003年开始启动建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第一批基地包括浙江镇海、浙江舟山、辽宁大连和山东黄岛，到2008年底，上述四大基地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随后我国于2009年9月又开始推进二期基地建设，包括广东湛江、广东惠州、甘肃兰州、江苏金坛、辽宁锦州和天津等。但目前我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可用20多天，虽然二期基地建成后可增加到30天左右，并计划在2020年战略石油储备达到90天净进口量［26］，但当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这表明，我国石油产品的“代际成本”仍然较大，在国际竞争中不具备比较优势，理应通过采取包括进口在内的诸多办法进一步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建设，将其“代际成本”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3.2中国稀土定价权困境：在价格形成机制中低估了“代际成本”［27-29］稀土在光、电、磁、超导性、催化活性等方面具有优异性能，被广泛用于国防工业、钢铁、航空、陶瓷、电子、玻璃、石油等领域，被人们誉为“工业维生素”或“工业味精”。中国已探明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超过50%，但由于盲目开采、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各稀土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人为导致供过于求，中国稀土出口价格甚至一度低于猪肉价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1983年就建立了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日本稀土约有83%来自中国，且在获取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使用，而是将这些资源贮存起来。美国稀土储量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但在1999年就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稀土，封存了其最大的稀土矿硭廷帕斯矿，转而从中国进口稀土以充实自身战略储备。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经济体也都与美国类似，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稀有金属，并从中国进口资源以充实其战略储备；韩国也建立了稀有金属储备制度，并以“高价收购、限制使用”为主旨。由于上述这些经济体获得了充裕的稀土战略储备，导致中国在稀土国际定价中处于被动地位，现实资料显示，我国于1998年启动的稀土出口配额制度并没能从根本上缓解稀土定价权困境，并且2009年6月23日，欧盟和美国还就中国限制稀有金属（含钨、锑、稀土等）出口问题向WTO提起诉讼。这表明国内企业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低估甚至忽略了稀土资源的“代际成本”，导致我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上极为被动。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早日建立稀土储备制度，并在稀土价格形成机制中充分考虑“代际成本”，理性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
以成本视角看，上述案例表明，我国针对石油、稀土等产品尚未建立起足够的战略储备，可替代产品的开发尚需假以时日，故我国在石油、稀土等产品的对外贸易中“代际成本”较大、利用的可持续性较弱，进而影响其比较优势的有效发挥。
4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表明，“可持续性”是塑造比较优势的一种新要素，代际成本作为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是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一。通过逻辑推演，本文较为明确地证明了上述命题，从时间维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外延及其成本基础。这一命题带给中国对外贸易最根本的政策启示是：作为贸易大国，中国需要妥善处理贸易增长与各种稀缺要素消耗之间的关系，平衡贸易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当今的贸易与未来的贸易需寻求某种总量和结构上的均衡；若我国对外贸易过度依靠当代所具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和环境规制政策宽松所塑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环境比较优势，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进而言之，若各国都采取代际成本内在化措施，将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那么可逐步实现各国经贸发展中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相容和统一。 在本文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第一，对本文命题进行进一步的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从方法论上看，任何一个新的理论命题的提出均需接受双重检验——逻辑检验和现实检验。至此，本文主要完成了前者。至于现实检验，本文选取了若干典型案例对之加以说明而并未采取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代际成本的大小强烈依赖于当代人尤其是决策者的价值判断，于是对它的准确衡量非常困难。第二，进一步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观。完整地看，塑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既包括生产和交易成本，也包括环境和代际成本，四类成本共同构成的“全成本”才是形成真实比较优势的基础。［22］基于模型建构方面的考虑，本文作了两点简化：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考虑交易成本；对余下的三类成本，即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采取的是简单求和方式。虽然这些简化并不影响本文结论的一般性，但若能在非完全竞争市场和更为一般的框架下对上述命题给予论证，并同时考虑四大成本，可能会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之，上述两点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不足。如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依赖于代际成本测度方法论的改进和更多现实经验证据的搜集，另一方面依赖于理论模型进一步的发展。
致谢：本文曾入选“第十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11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并在论坛上报告过，感谢与会者的有益评论和建议，文责自负。
(编辑：徐天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奇,向筱.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大相对比较优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 17(5):33-37.［Wang Qi, Xiang Xiao. Study on Two Major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5):33-37.］
［2］赵晓晨.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探析［J］.南开经济研究, 1999，(1):27-32.［Zhao Xiaochen. An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China［J］. Nankai Economics Studies, 1999，(1): 27-32.］
［3］彭红斌.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 2002.［Peng Hongbin.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China［D］.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CPC,2002.］
［4］傅钧文.建国60年中国对外贸易述评——基于可持续贸易发展视角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10，(7):3-8.［Fu Junwen. Achievement and Challenges of Foreign Trad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J］. World Economy Study, 2010,(7):3-8.］
［5］Copeland B， Taylor M.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755-787.
［6］Chichilnisky G.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4): 851-974.
［7］Heckscher E F.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Ekononisk Tidsknift, 1919,21:497-512.
［8］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9］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s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97-118.
［10］强永昌,等.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92-93.［Qiang Yongchang,et 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China［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6:92-93. ］
［11］Siebert H.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 Note［J］.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 Konomie, 1974, 34（3-4）：397-402. ［12］封进.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 1998，(9):36-39.［Feng Jin.The Environmental Cos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act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98，(9):36-39.］
［13］卢荣忠.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 1999，(7):27-30,46.［Lu Rongzhong.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99，(7):27-30,46.］
［14］俞海山.环境成本内在化的贸易效应分析——兼论近年我国出口关税调整政策［J］.财贸经济, 2009，(1):89-93.［Yu Haishan. An Analysis of Trade Effects of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A Discussion on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Export Tariff Policy in Recent Years［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09，(1):89-93.］
［15］张云.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及政策启示［J］.当代经济科学, 2006，(3):112-114.［Zhang Yu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Policy Suggestion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ost［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06，(3):112-114.］
［16］王玉婧.融入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探讨［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0，(3):31-35.［Wang Yuj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 Explor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Factor［J］. Journal of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0，(3):31-35.］
［17］邵宏华,许国庆,夏申.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J］.世界经济, 1996，(12):14-19.［Shao Honghua, Xu Guoqing, Xia She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1996，(12):14-19.］
［18］黄蕙萍.环境要素禀赋和可持续性贸易［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54(6):668-674.［Huang Huiping. Environmental Factor Endowment and Sustainable Trade［J］.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1, 54(6):668-674.］
［19］赵时亮,高海燕,谭琳.论代际外部性与可持续发展［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41-47.［Zhao Shiliang, Gao Haiyan, Tan Lin. Externa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3，(4):41-47.］
［20］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19.［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Our Common Future［M］.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Press, 1989:19.］
［21］李郁芳,孙海婧.代际公共品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 2009, (4):117-121.［Li Yufang, Sun Haijing. A Review on 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J］, Economics Perspectives, 2009, (4):117-121.］
［22］杨青龙.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观：一个新的理论视角［J］.国际经贸探索, 2011, (2):21-27.［Yang Qinglong, On the Full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2011, (2):21-27.］
［23］Venkat, K. Hidden Cost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EB/OL］. http://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bline/2004/12/22/stories/2004122200020900.htm.2004.
［24］章铮.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 1998, (11):44-46.［Zhang Zheng. Marginal User Cost: Resource Products Pricing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1998, (11): 44-46.］
［25］曹新.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储备制度［N］.中国经济时报,2009-2-16(8).［Cao Xin.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etroleum Reserve System［N］. China Economic Times, 2009-2-16(8).］
［26］薛力,肖欢容.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缺陷与应对［J］.当代亚太,2009, (2):74-92.［Xue Li, Xiao Huanrong. A Study on the Scale of China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Flaw and Remedy［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09, (2):74-92.］
［27］孙洁琳.中国稀土出口贱卖调查：为何卖不到猪肉价？［N］.证券日报, 2009-8-21(C01).［Sun Jielin. A Survey on the Low Price of Rare Earth in China: Why Cant Sell at the Pork Price?［N］. Securities Daily, 2009-8-21(C01).］
［28］李晚成.江西稀土,力争国际话语权［N］.江西日报,2009-06-01(C2).［Li Wancheng. Rare Earth in Jiangxi,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N］. Jiangxi Daily, 2009-06-01(C2).］
［29］辛本健.稀有金属储备,此事不可小视［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07-01(1).［Xin Benjian. Rare Metal Reserve, It Cant be Belittled［N］.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2009-07-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