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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30年前的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离我们远去。30年来人们一直未淡忘他的身影，名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呼唤依然在耳。周恩来为公时的高瞻远瞩，治家时的无私正直，值得人们学习和效法。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了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这是周恩来从一国总理的角度出发，对妻子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旧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家规告诉人们该如何处理家国关系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对待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
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
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因事耽误了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老爷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
周恩来深深懂得“治家”对于一名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过“亲属关”的困难，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力量。”
周恩来的“治家”，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一种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教育方式。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妨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处理家事与政事、国事的关系的，如何要求亲属子女的，又是如何教育他们为人处世的，给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亲情观、身份观、权力观。因此，在管理、教育自己的亲属子弟方面，领导干部同样要对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30年前的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离我们远去。30年来人们一直未淡忘他的身影，名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呼唤依然在耳。周恩来为公时的高瞻远瞩，治家时的无私正直，值得人们学习和效法。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了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这是周恩来从一国总理的角度出发，对妻子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旧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家规告诉人们该如何处理家国关系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对待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
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
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因事耽误了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老爷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
周恩来深深懂得“治家”对于一名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过“亲属关”的困难，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力量。”
周恩来的“治家”，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一种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教育方式。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妨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处理家事与政事、国事的关系的，如何要求亲属子女的，又是如何教育他们为人处世的，给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亲情观、身份观、权力观。因此，在管理、教育自己的亲属子弟方面，领导干部同样要对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