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真的是“不贤识小”，翻开这册“文字书法亦多斐然可观”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最先引起我兴趣的，居然是其所用各色笺纸。明知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说得在理，“既可存真以为信史，兼可品鉴，得以悦目赏心”，我还是对此近四百件来信的用笺耿耿于怀。翻阅明清文人各色书信手迹专集，不难发现其用笺更为考究；现代人则难得有此闲情。再说近代以来，日用信笺“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只能“日趋于鄙俗”。当年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正是感于“诗笺之衰颓”，“有眷恋顾惜之意”，故集资自费印行《北平笺谱》。其用意近乎保存古玩(“谭中国版画史者，或亦有所取乎”)，而并非便于百姓日用(参阅鲁迅、郑振铎分别为《北平笺谱》作的序)。诗笺之制，本就基于将生活艺术化的追求；配以流走的书法和近乎客套的寒暄，使得一通书信的意义，超乎日常应用，成为可以再三把玩的艺术品。如此注重通信的形式美感，对于讲求实用的现代人来说，实在近乎奢侈。有趣的是，那么多“进步文人”，居然也都乐此不疲。编印《北平笺谱》的虽只有鲁迅、郑振铎二位，可用笺讲究的则比比皆是。买荣宝斋、清秘阁的诗笺或朵云轩、九华堂的笺纸，已经不算考究；若刘半农、周作人、林语堂、梁思成、王力、卢前等人之自制私人用笺，显然更为雅致。可是，雅过了头，也可能变得俗不可耐。比如，有一位先生，其私人用笺上，除中英文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等一应俱全外，还有自家照片，近乎广告，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不过，现代人印笺纸，确实不只考虑雅致，更包括实用，带点广告味道也就在所难免。沈钧儒律师设计专用信笺，当然，得考虑其业务联系(189页；)至于那么多作家学者选择某某大学某某书局乃至党政机关的笺纸，有的是图方便，有的则不无广告的意味。知名人士当然无所谓，用什么笺纸都行；而初出茅庐者则不能不有所顾忌，所用笺纸的“优劣高低”，往往影响到收信人的第一印象。私笺不大好出让，而公笺则很容易获得；用笺在现代社会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其微妙之处难与人言，关键在于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恰到好处地暗示自家的身份地位或社会关系。
　　不只是用笺者有意无意地利用公笺的广告效果，制公笺者也不例外。商业广告与政治宣传在利用特定媒介(文字、形象)迫使读者在不断的重复阅读中接受某种观念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这就难怪商人和意识形态专家同时选中了使用率特高的笺纸。生活知识社的用笺上除印有地址电话外，还有发行《生活知识》半月刊的广告：“体裁新颖，文字浅显，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以及编印各种丛书的广告：“专家编著，材料精博，售价低廉，装帧美丽”(251页)。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用笺虽是另一套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笺纸上端密密麻麻印着《总理遗嘱》，笺纸两边分别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下端才是电报挂号之类(139页)。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印着各式最高指示的信笺，其实并不具备独创性。评价笺纸上印满政治术语或商业广告是否恰当并非本文任务，只是想借此补充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序》中的说法：“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寓于中”的不只是一时一地的“绘画刻镂盛衰之事”，更包括一时一地的政教风俗文化心理的变迁。如此说果能成立，所识者也就不算太小。
　　翻阅这册精美的书信手迹，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名人”之讲究笺纸的雅致，多集中在三十年代上半期。这一时期，恰好是周作人先生祈求平和冲淡，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闲适，苦茶庵里吃茶和双凤凰砖斋里玩砖成为一时佳话，小品文杂志流行，“生活的艺术化”成为时髦的口号的年代。摩挲这些清隽的诗笺，观赏各具特色的书法，很容易忘却书信的具体内容，沉醉于前人的文雅风流。可这毕竟不同于明清文人书札，也有用笺随便，甚至用钢笔书写的，而这正好最能体现各人的品味志趣。讲究书信的形式美感与否同个人的政治倾向关系不大，倒是同学术背景、个人气质和生活处境关系密切(如注重中学或西学、偏于文人或学者、生活优裕或困顿等)。不过也有例外的，比如留洋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笺纸书法都相当考究(171页)，可能与其家学渊源有关；而郁达夫先生的“乱头粗服”，则是另一种名士风流(147页)。
　　随着世人生活方式的日益欧化以及电脑写作的逐渐普及，将日常书信作为一种准艺术品来创作或保存的雅趣定将消失。谈不上欢呼或感叹，只不过希望稍为留意一下即将消逝的晚霞。后人理解这一百年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扔掉毛笔和抛弃诗笺或许是颇有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
　　文人书信，本以性情、文采见长，故明清以来不乏各式书信专集刊行。中华书局所藏书信，则介乎公函与私人信件之间——虽有舒新城等具体的收信人，可谈的都是公务，难得发挥其生花妙笔。集中除徐志摩、向达等两三封信有点文采外，余者都直奔主题，或谈版税或荐稿件，更适合于作为史料而不是文学作品阅读(尽管作者中几乎囊括了除鲁迅外绝大部分现代文学名家)。
　　对于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人来说，这册书信手迹很有史料价值，首先是有助于确定作家和学者的创作和研究活动。不只是这些书信基本上是首次公布，为各名家的年谱、全集所漏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确定某些未编年诗文和书信的写作时间。过去的文人学者来往书信往往署月日不署年，若没有恰当的背景材料很难确定写作时间。而中华书局收藏信件上恰好大都盖有某年月日收到章，可以用来鉴定相关事件和诗文。其次，提供不少有趣且有用的史料，比如曾朴在批评译界懒惰、译文生硬晦涩时，称“鲁迅所译诸书，令人有译如不译之叹”(122页)；齐白石书画集不愿冠以王湘绮所作传，原因是传中“专言篆刻，未曾言及白石之画”，“用之乃画蛇添足也”(143页)；宗白华“做文努力于言简意赅，不愿拉长许多废话”，故版权方面希望抽版税而不卖稿(205页)。诸如此类史料，不只专家学者感兴趣，一般读者大概也不会漠然置之。再次，有些史料可能纠正我们以往研究中的偏见，比如现代文学界一般关注沉钟社与鲁迅的关系，而中华书局所藏周作人一九三四年致舒新城信，向他郑重推荐“曾办沉钟社多年”的杨晦(119页)，可见早与鲁迅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与沉钟诸君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至于徐悲鸿三十九件书信中，除述编书事外，多处涉及私生活，世人读之，对其婚变经过当有新理解。
　　最有史料价值的或许当推李人先生的十四件书信，因其集中围绕《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创作来展开，是了解其创作构思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不可不读。这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分别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五五年修订重印时，作者于“前记”中称直到一九三五年把这写作计划告知中华书局得到认可后才“专心从事写作”，故论者多将其置于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潮流来考察。而中华书局所藏李人一九三○年七月三日致舒新城信，却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构思早就形成：
　　
　　……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至现在为止。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组织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其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第一部已动手写出二万余字矣，自辛亥年正月写起，写至反正时止，大约有二十万字上下，今年底可作成。(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