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历史”标准是“美学—历史”这一“最高标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哪怕是偶然性的事件也会有其前因后果，都能在时间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文学事件的产生、发展，同样也有它的复杂的原因与后果，这些事件必须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才能得以正确地解释和评价。但是，自从量子力学提出“测不准原理”之后，因果律受到了挑战。然而，任何科学原理，都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测不准原理”在特定的微观领域内也许是科学真理，但是，在宏观领域内，特别是在文学史这一大宏观领域内，它就不一定适用。研究文学现象，一般地说，应该从文学问题本身出发，以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国际、民族等各层次系统作为参照系，用历史主义方法去有比较、有方向地探索这一问题的前因后果，确定这一现象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从而正确地认识与评价这一现象。没有历史感的文学研究是见树不见林，是盲人摸象，这种“研究”必然要陷入肤浅的片面性之中。历史主义是文学研究的基石之一。
　　但是，在当前，随着我们的文艺学重心的转移，随着美学热潮的兴起，历史主义面临着“失落”的危险。而且，它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面临失落的：它的羽毛还未丰满，它还未走上顶峰，历史赋予它的这一轮使命还并没有完成。我们不但对于文学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历史，包括与文学相邻的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各层次各系统的历史尚有许多不明之处，而且，即使是对于文学史本身，包括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个体和群落所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又真正了解了(更不用说研究了)多少呢？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作家多如繁星，作品浩如烟海，我们所必须掌握的与文学相关的系统的信息量更是大得惊人。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研究课题去遍翻可能相关的所有文献。因此，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工具，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方便地把握时间之矢及其所及空间的工具。可惜，这种工具，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如果说，自从本世纪初有了“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以来，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们有了许多部文学史论著，但是，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工具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一本能够把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按时间顺序浓缩于有限载体上的工具书。当历史主义似乎要被视为一种次要的、过时的方法论的时候，我们甚至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必要工具而无法全面地准确地掌握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幽默”。
　　就在历史主义似乎要“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美学、心理学、文化学、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浪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吴文治先生写成了一本大约并不赶时髦的书——《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
　　《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下两巨册计二百二十万字，上册已由黄山书社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发行，下册也即将由该社编定付印。这部书上起春秋，下迄“五四”，以公元纪年和朝代纪年为顺序，分两栏分别记叙了文学背景和文学大事。举凡文学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文学家的生卒年岁，重要事迹，主要作品系年，文学家之间的交往，朝政对文坛的重要措举，国际间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文学流派和文学体裁的发生发展，以及文坛轶事等等，本书皆“钩玄提要，以简驭繁”(该书程千帆先生序中语)地采录于中。
　　中国文学史历经三千余年，其中可称为“大事”者，不下数万端。它们散见于成千上万卷古籍之中。我们知道，信息的有效量在于“有序”。茫茫书海，对于一个时间有限的研究者，并不能有效地提供信息。这本书则把三千年的文学史浓缩于二千余页书卷内，使数万件文学史事有序化，并以准确简洁的行文用语表达出来，从而为中国文学研究界提供了一个可以方便使用的容量大质量高的信息库。
　　如同在所有其他学科中一样，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与逻辑主义方法的统一，曾是我们所倡导所追求的理想方法。我们的文学研究，确实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似乎对历史和历史方法重视不够。“文革”中抹杀历史，歪曲历史，是为著例。这样一来，从历史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就很少见。由于历史主义的缺失，我们的逻辑主义也就成了干巴巴的条条，甚或被歪曲成为一种违反逻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这种轻视历史和历史方法，从而导致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两败俱伤的学风，在新时期内不但没有随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而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相反，由于把历史作为逻辑的附庸这种对历史方法的不正确运用使我们对社会一历史方法本身产生了一时难以消除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未来得及澄清便兴起了移植了许许多多匆匆上阵的新方法论，我们反而更加轻视以至几乎抛弃了历史方法。例如，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所谓“以论带史”的方法，就都是对历史方法的歪曲运用，从而败坏了历史主义的名誉。现在，在历史方法还没有恢复到应用的地位的情况下，文化学的、美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各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却已成了大热门，而历史方法，则很少被人提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口号，也几乎无人问津了。难道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真的就过时了吗？不。我们认为，历史方法，从前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科学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也仍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理想方法。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一样，比起其他方法来，在研究方法系统中，处在一个更为基本，更趋核心的层次上。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没有一根时间纵轴，正如同不可能没有一根逻辑横轴一样。即以时兴的文化学方法而论，一般认为，它是由“社会、历史、心理”这三个后面组成的，其中历史就是它的坐标轴之一。离开历史的文化学方法是不可想象的。其他方法，例如，心理学方法，美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等，甚而至于“新老三论”等所谓“横断科学”，离开历史方法这个基础，也是不可思议的。例如，耗散结构学派就把“时间之矢”概念的引入，看作是二十世纪科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现在的问题是，历史主义有没有能力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我们认为，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水平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我们对历史的掌握手段也还处于一种“近代”的水平上，我们每一个人还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整而方便地掌握了必要的历史信息。同时，文学研究本身以及各种综合的或横断的研究方法在客观上又要求研究者对历史材料有更高更现代化水平的掌握或调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主义方法只应恢复、发展、强化、完善而不应当忽视、削弱、抛弃。可惜，这一道理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能自觉地意识到的。有许多文学研究者，在美学思辨方面是天马行空，在心理探索方面是洞烛幽微，但一接触到实际的问题，却变得闪烁其词，结结巴巴，模棱两可，甚至张冠李戴，生拉硬扯。于是，我们的许多文学论文往往不接触实际，不解决问题，只有洋虎皮吓人，只有意识流般的“演绎”，只有标榜“深层”，故作高深了。笔者在这里并非是蓄意贬低新方法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巨大意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也绝不是在提倡退回乾嘉时代。我们只是认为，任何文学研究，不管用什么方法，撇开历史，撇开历史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不但过去是，而且在现在也仍然是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赖以成立的两个支撑点。当然，在信息爆炸，在人类的哲学思维水平已大大长进了的今天，皓首穷经的方法，罗列史料从中抽取观念的方法，以历史推演、比附现实的方法，确实是过时了。我们完全应该用现代化的或比较现代化的方法手段，在更高水平上用更高的效率来把握作为历史的内容的“信息”，以及它们之间的层次结构网络。近年来，工具书特别是辞典式工具书的持续畅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化或准现代化信息手段的向往。如果说，对于历史的把握和敏锐的历史感是每一位现代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先在心理结构和基本素质的话，那么，能否具备这样一种心理结构和基本素质，就取决于对上述信息手段的自觉意识和获得、运用这种手段的能力，而对于客体方面来说，能否有效地把握历史和培养历史感，也许就取决于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与这一研究领域有关的一整套有效信息源。换句话说，历史方法的有效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但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且更多地取决于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从研究者主体到达历史客体对象的中介。吴文治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就是一座这样的中介桥梁。
　　我们可以翻开这本书来尝试一下它所特有的历史气息。比如上册705页上有：在“公元六九七 丁酉 武周万岁通天二年 神功元年”这一年，左栏记有“张易之、张昌宗入侍武后”，与此相对的右栏则记载：“陈子昂因被排挤而心有忧愤，登蓟州北楼，作《登幽州台歌》。”一是佞臣入幸，一是才士不遇，对照何其鲜明！张氏兄弟入宫与陈子昂受排挤并无直接关系。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纯属巧合。但这种偶然性却体现了当时社会乃至其后的许多社会中小人得志而才士不遇这一类现象的普遍性、必然性和逻辑性。但是，如果历史就是这样简单明了，那么，我们就用不着某种桥梁而只需逻辑推理就够了。不，历史并不总是合乎某条逻辑的。在同一年，这本书还记有“闰十月，狄仁杰入相，劝复中宗”，“张九龄进士及第”。狄、张都是难得人才，武后以狄仁杰入相，封建国家机器使张九龄及第，岂不是离开了在封建社会中“佞臣得幸而才士不遇”这条逻辑了吗？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由无数平行四边形所合成的一个整体。任何抛弃历史事实的简单化、纯逻辑化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又如，翻到815页，唐大历二年，见到左栏“淮西兵大掠潼关，至赤水。……二月，郭子仪自河中来朝，元载、王缙、裴冕、第五绮、黎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三月，郭子仪、鱼朝恩、田神功以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而右栏却赫然记有“正月，杜甫仍寓居夔州西阁，贫病交困，作《立春》、《愁》、《江梅》等诗以抒所怀”。这时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是为郭子仪这位名将惋惜？是为这些大人先生们于国家民族仍处于深重灾难时穷奢极欲而愤慨？是想到了“大吃大喝”一词而会心一笑？是为杜甫一声长叹？这本书并不想为我们论述什么逻辑道理，也无意去寓什么说教于行文用词之中。它只是告诉你历史事实。但它能对你有所启迪，有所教诲。真理和逻辑，也许就在这一条条的事实叙述之中。从这一点来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本人就曾做过大量的历史研究工作，并写下了厚厚一迭有关世界编年史的手稿，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统一的典范。
　　当然，同其他任何方法一样，历史主义方法也不是万能的。评价、解释历史事实，都必然在一定的立场观点的基础上，以一定的逻辑作为灵魂来进行。但历史方法是其他一切方法的基础；不言而喻，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的基础。
　　《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撰写，三十多年来，几易其稿，增删无算，引书几以万计，记事三万余条，收罗作家四千余人，叙及作品数万余目，其工程之浩大繁复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尽管作者小心谨慎，孜孜以求，但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例如，对于中国文学史之起源，吴先生因春秋前之文学于史无考，便以春秋为全书之始，未免过于谨慎。有年代可考之文学自然起始于春秋，但《诗》、《书》中一部分诗文，尽管史无记载为何人何时所作，但一般都早于春秋，似乎有提及之必要。而且，作为一部系统的工具书，仰韶文化的象形符号，殷代的甲骨文，商周金文等等，都与文学起源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虽然在编年处理上有一定困难，但也应妥善处理收录为是。
　　在科学理论史上，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曾在西方不同时期各领风骚，涌现了诸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库恩、夏佩尔等大家。进入七十年代以来，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大有合流之势。在中国理论界，能否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相统一的理论前景呢？也许，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各自在目前的健全、完善和发展。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象《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这样的“基本建设”式著作的问世。
　　
　　(《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吴文治著，黄山书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1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