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准备说出自己曾被强奸的故事。
　　7月22日，小雨，她跟公司请了两天假，独自一人从西安来到成都。在来时的高铁上作了一个决定，她要站在伊藤诗织的面前，在其新书《黑箱：日本之耻》中国分享会的最后一站—成都市春熙路的言几又书店里，举手，把“那件事情”说出来。
　　伊藤诗织是鼓舞了程乐的人。
　　她是日本第一位公开自己的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2015年，伊藤诗织被日本知名记者山口敬之迷奸，维权4年，今年30岁的她，至今还身在官司之中。她的这次实名指控，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性侵的关注和探讨，日本110年来未曾变更过的刑法中性犯罪相关条款，因此得到了修订。
　　伊藤诗织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已经翻译成韩语和中文出版，其中中文版《黑箱：日本之耻》上市4个月，加印2次。
　　今年7月16日，伊藤诗织接受了中信出版社的邀请，来到中国上海、杭州、北京、成都，进行为期11天的签售之旅。

质疑司法的女孩

　　伊藤诗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困惑。
　　她明确地知道自己被强奸了，但是历时11个月，日本的检察厅驳回了她的性侵受害一案，在法律上判定她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被性侵。
　　从她报警的第一天起，警方的态度就是冷淡的。期间种种行为也无法令她信赖，包括不主动取证、重要口供发生遗漏、已签发的逮捕令被紧急撤回、调查人员突然被调换等等。
　　她怀疑，这和权力的运作有关。因为强奸她的人，山口敬之，不仅是日本知名记者，还与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私交甚密，曾为安倍晋三撰写宣传性的自传，媒体记录了他们的多次同游。
　　她拒绝接受检方的裁决结果，历时10个月收集情报、独自调查，递交复议申请书。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召开新闻发布会，以真实身份、面貌走到公众面前，告诉日本的民众，她不是一个虚拟的受害者，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她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但性侵害行为确实真实地发生过。
　　此时，她已经掌握了较多的证据，其中包括她被山口敬之拖拽进入酒店的录像、出租车司机的完整口供、内衣上与山口敬之完全匹配的DNA，还有性侵发生之后的膝盖受伤就诊证明。
　　但4个月后，复议申请又一次被驳回，“本案不予起诉”。
　　伊藤诗织没有放弃，刑事诉讼被驳回之后，她继续以民事案件起诉，并同时被山口敬之反诉，对方要求她赔偿1亿3000万日元的巨额损失费。
　　伊藤詩织的反复申诉冒犯了一些人，网络上的批评纷至沓来。
　　“怀疑裁决的公正性是对日本司法的侮辱。”
　　“既然法院已经裁定他没有触犯法律，伊藤诗织就不应该召开发布会，继续发布错误的声明。”
　　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告诉伊藤诗织：“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就像一个‘黑箱’。”除了当事人，没有人可以知道里面真的发生了什么。而这样的案子，在日本“太常见了”，“不好办呐”。
　　但4年多来，伊藤诗织的工作就是，打开这口“黑箱”。
　　没料到的是，在她试图揭开性侵的“黑箱”时，却发现了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里更巨大的“黑箱”。

被拖进权力的“黑箱”

　　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场景。
　　伊藤诗织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被性侵。
　　“好痛！请停下！”她用日语呼救。
　　但日语中的“不要”，即使反复、大声、哀求，气势也太弱了，听上去甚至像在取悦对方。
　　因为日语中没有激烈的脏话，她只能换了英语，叫对方“滚开！”膝关节在反抗中受伤，直至无法动弹。

日本社会在两性方面展现出了近乎冷酷的一面，人们认为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常常说的话是“忘记吧！”并表现得仿佛无事发生过。

　　山口敬之趴在她的身上，说：“你通过了。”意指他们在寿司店里应谈而未谈的工作邀请。
　　房间里灯光通明。
　　屈辱，淹没了伊藤诗织。
　　一个被强行拽入的陌生房间，一个在迷奸之后拿出工作诱逼的男性长辈，一个无法用母语呼救的女孩，一个女性大声喊“不要”也会被忽略、曲解的国家。
　　而这份屈辱，并没有到此为止。
　　事发过后，伊藤诗织向医院、援助中心、警方一一求助，没有一个机构对她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她震惊地发现，日本社会在两性方面展现出了近乎冷酷的一面，人们认为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常常说的话是“忘记吧！”并表现得仿佛无事发生过。
　　如果她执意要为性侵维权，只是不断地“二次被强奸”，不断地发现一个又一个的“黑箱”。
　　而几乎每一个“黑箱”里，都是权力在运作。
　　一个普通女孩伊藤诗织，她已经无路可走，于是在“死亡”“沉默”， 和“成为日本第一个曝光身份、长相来为性侵维权的人”之间，选择了后者。
　　而这一刻之后，她渐渐地变成了两个诗织。
　　一个是说日语的诗织，温柔、克制、礼貌；另一个是讲英文的诗织，冷静，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言语中输送着强大的信念感。她在中国的活动、沟通，也大多是用英语来完成的。
　　或者说，她变成了一个“受害者诗织”，一个“记者诗织”。
　　伊藤诗织对中国的媒体说，“记者诗织”的身份，救了“受害者诗织”。她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所以她对于“说出真相”这种新闻理念存有信仰，她质疑很多问题，质疑权威，质疑体制。如果记者不是她的信仰，这不是她的职业，她可能就沉默了。 　　而且，在官司缠身的4年时间里，伊藤诗织也未停止工作。除了成为一名自由记者外，她在2019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第一部关注的是日本的前煤矿镇，涉及人口老龄化、金融崩溃等公共问题。在来中国之前，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来，她和团队在那里拍摄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关注它对女性造成的伤害。
　　目前为止，看似伊藤诗织所主要讲述的，维护的，是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权利，但观看她写在书里的初衷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她不仅仅是这样的。
　　她不是在探讨过去发生的那一件性侵，而是为了改变未来，才“斗胆谈及过去那件事”。
　　逐渐地，伊藤诗织的个人命运、名誉，与更广阔的国家、社会现实捆绑在了一起。
　　而维权4年，她逐渐意识到一个最为重大的问题，大部分的性侵案件，常常并不在于性企图，而是关乎于权力。

受害者们相互理解

　　她逐渐成了“公众人物”。
　　各个国家的很多女孩找到了伊藤诗织，有人发邮件给她，有人在见面时偷偷塞信给她，也有人像程乐一样，不远千里地跑来现场亲自见她。
　　这些女孩大多也是被性侵者。
　　她们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实中维权无望，但又无法忘记“曾经的屈辱”。即使她们被性暴力侵犯后，在法律上得不到确认、维权，但她们的身体和记忆本身，就是一个“事实”的活体标本。
　　这些女孩大多不是“完美的受害者”。
　　可能在被性侵之前喝了酒；可能是被熟人，甚至是长辈、上司、名人性侵；可能她们没有拼命反抗；可能在事发之后立刻洗了澡；可能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被强奸，几天后才报警。
　　程乐告诉《南风窗》记者，她第一反应是回家洗了澡，扔掉了脏衣服，第二天酒全醒了才报的案。警方叫她做了两次笔录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她，甚至没有告知DNA检验的结果，而一些被性侵的证据，是她自己主动去搜集的。
　　程乐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警方认真的对待，但她毫无办法。
　　伊藤诗织也反复地说，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网络上不断地有人在指责她。

　　伊藤诗织在中国的最后一场签售活动结束，已经是7月22日晚上10点20分，《南风窗》记者与伊藤诗织，还有同行的翻译、媒体工作者一起去了春熙路的一家火锅店，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饭。
　　私下的伊藤诗织性格十分开朗，大家教她“七上八下”地涮鸭肠，她就站起来涮，涮完问，要不要分你吃一点。笑的时候皱着鼻子，大大的眼睛眯起来。 　　她吃火锅的时候往油碟里放很多的醋，也特别地能吃辣椒，据说吃醋与她长期的美国留学生活有关，彼时习惯用醋下饭，习惯保留至今。吃辣则可以用来御寒，与她近些年来总是身体发冷有关。伊藤诗织说，醋和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能让她的心里感到舒服一些。
　　《南风窗》记者在当晚对伊藤诗织进行了专访。
　　南风窗：4年了，你告诉我们，你还没有从“那件事情”中“幸存”，仍在“求生”。为什么我们社会里的性暴力受害者，在日本甚至是东亚文化环境中的性暴力受害者，受害之后长时间很难恢复一个“自然人”的身份？
　　伊藤诗织：它不应该这么难。正如我所看到的，救助体系在一些国家是非常成熟的，比如英国伦敦的强奸救急中心，瑞典一些医院的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通过这些机构，一个经历过强奸的人可以更快地回到正常生活中来。如果我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这样的帮助，恢复的过程就会变得更快一些。
　　在这些专业的强奸危机中心里，强奸发生后十日内，都可以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由中心保管六个月。受害者可以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及心理辅导，待一系列救助措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紧急救助中心，人们才能不被“受害者”的身份拘禁，以一个自然人的立场，首先接受治疗，更快地恢复身心健康。
　　南风窗：你向司法、医疗机构甚至媒体求助的时候，被卡在了哪里？遭遇了哪些必须要改正的困境？现在在为哪些努力？
　　伊藤诗织：强奸本身就是一项在私密环境中发生的案件，如果没有保存当时的物证，后续的权力维护就变得更为艰难，他们会说，我们没有发生性行为。
　　即使有了医院、强奸危机中心，也一定要进行培训，让它们发挥作用，变成一定可以及时获得证据的地方，因为这些证据对于受害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又很容易被忽视的。
　　南风窗：性暴力的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巨大？
　　伊藤诗织：性暴力犯罪是最容易逃脱的暴力犯罪，它发生在一个私密的“黑箱”中，常常难以破解。在我们的国家，它不仅要求非常强的证据，而且要求当事人自己举证，自己说过“no”，有过拒绝，在精神、肉体双重伤害的情况下，留取完整证据。而且，性侵害是引发PTSD最高的犯罪。
　　南风窗：有什么东西在助长、延长它们吗？
　　伊藤诗织：当然，这和权力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不一定要是性骚扰或是暴力发生的当下，权力是在环境中存在的。因为时常有被错误使用的权力，所以举报他们那么难，让性暴力犯罪被人们注意到那么的难。权力好像是隐形的，它在人们不察觉的地方被错误地使用着，把某个想发声、反抗的人推到了非常可怕的境地。因为她们知道，她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南风窗：你指的权力是男性的权力吗？
　　伊藤诗织：任何权力，无关性别。当然普遍来说是的男性有更多的权力，但这个没有关系。可以说家庭中的权力，学校、公司里的权力，到处都会有权力。
　　南风窗：一些国家普遍认为，向性骚扰、性侵说不，是女性的责任，在法律层面也要求由被性侵一方举证，自己曾经表示过明确的拒绝。但考虑到性暴力中的权力压迫、70%女性会发生假死等，应对这些问题，瑞典已经做了法律修订，主张女性没有说好，发生性行为就是强奸。但在根植于日本，甚至整个东亚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害羞文化，欲拒还迎，用不拒绝代表默许，把“不要”理解为“要”。如果贸然在东亚国家提高强奸定罪的“自愿”标准，可能也会带来问题。所以，如果有人说你主张向瑞典学习，是超前于社会的。你要怎么样去回应呢？
　　伊藤诗织：瑞典在发生性关系之前会问“你想要吗”，必须要得到“yes”之后才能开始吗？不不，不是这样的。在瑞典，她们并不是一定要说出“不”或者“是”，才能进行性行为，而是在开始性行为之前，双方一定要沟通，获得一个同意。同意不一定是必须听到“是”这个字，而是你不能够误解。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也不会问，而只是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被误解”，是全世界都应该有的，而不应该有文化的差别。
　　但在日本，说“不要”被理解为“想要”，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助长性暴力。当瑞典进行“积极同意权”的立法时，实际表现出的是一种社会共识。我们需要给受害者更多的支持，受害者不需要去解释自己是否說过“no”，去证明自己是否有过激烈的对抗。

在瑞典，她们并不是一定要说出“不”或者“是”，才能进行性行为，而是在开始性行为之前，双方一定要沟通，获得一个同意。

　　我觉得瑞典在这方面做得很棒。不仅仅是瑞典，还有一些国家现在也这样做。
　　南风窗：你在美国和日本两种文化中都有过生活经历，你认为两种社会对待女性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伊藤诗织：我从来没有说过美国和日本的差异。但是事实上，性别差距无处不在，性别歧视无处不在，所以很难划下一条线，说哪一个地区是更好的。但是我确实感到，在美国的文化之中，我更自由，更能做自己。但是我并不认为美国在性侵害保护方面是一个更好的地区。
　　特别的一点是，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用英语说话的时候，我没有必要那么地有礼貌，虽然那只是一种礼貌的说话方式，但是它会影响交流的模式。当我用英语说话的时候，它让我更容易说出自己所真正想的内容。
　　南风窗：我觉得你处在一种艰难的处境中，一方面坚持发声，另一方面认为曝光自己是一种二次强奸。曝光自己，是一个比报警、接受媒体匿名采访，影响更大的决定。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伊藤诗织：我不是突然决定的。我尝试通过很多媒介、很多记者，来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国家应当改变这110年未曾改变过的性犯罪相关的法律，但是都没有起到作用。我尝试了所有其他的办法，但是都不奏效，出来公布自己的身份，是我最后的一个决定。我做了所有的努力，公开自己只是迫不得已。
　　南风窗：曝光自己，对于推进事件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
　　伊藤诗织：曝光自己之后，有了一些反应，有好的，也有坏的。我说了出来，并不仅仅是“说出来”，而是代表着一种压力，所以法律在11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议会的主席因为我说出这件事情，对我表示了感谢，这些改变也是我自己期待的。
　　但我的生活也变了，我不得不离开日本到英国生活。这在当时，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个决定，我现在也不为它后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