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讲师到图书管理员，杨飞用8000字意外把自己推向舆论风口浪尖，他以不写论文被调离教学岗位的圈内人身份，抨击学术期刊买版面的怪现象以及高校科研体制客观上对不正之风的助长，这个皇帝新装故事里的小孩在微博世界收获36000多次转发和7000多个“赞”。
　　热闹持续一周，历经说明、质疑、解释、补充说明后，好奇心散去，杨飞回到打卡上下班、老父常年病瘫、身边无妻儿陪伴的孤独生活，并以此自嘲化解“业界良心”的追捧。“假如我家孩子等着钱喝奶粉，那我一定交点小钱（发论文）保大钱。”
　　他原有台木头钢琴，几个月前新购了台电子钢琴，插耳机避免扰邻。没天赋，只好自娱自乐，想象不出演奏家在台上面对数千听众的感受，直到有人告诉他这叫“当众孤独”。他多少有些释然，对选择写作道路，虽说是跟自己较劲，但有一万多粉丝围观，兴许没那么难捱。

27岁之前啥都没干

　　杨飞出生于教师家庭，父亲在湖南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后来的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现已并入湖南大学计算机学院）工作20年，凭借踏实工作，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党委书记和校长；母亲是中南大学退休教授，教了一辈子高等数学，家里墙上至今还钉着大大的三角尺。
　　有两件事让杨飞认定自己的“横”是天生的。还不到一岁，不会说话时，家里请了个保姆，有天晚上保姆困了可杨飞还不困，保姆很想要他睡觉，就把他强行放进摇窝，他双手死死抓住摇窝上的蚊帐杆，就是不睡，把大人都气乐了。
　　3岁的时候，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回家后母亲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让他跪下，却怎么摁都摁不下去。杨飞坚称是对方先动的手，母亲去调查后，发现确实这样，只好承认儿子是自卫反击。
　　父母的严厉并未把他管教成听话的好学生。在名为《四十自述》的精神简历中，杨飞借王朔的观点表达对学校教育的厌恶。“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
　　这个野地里长大的孩子，1977年上学第一天赖在地上哭了很久，就不愿意去上学。“现在想来，那是因为自由的日子要结束了，我从此要生活在一个强权和管制的世界里了，这样的学校是让人变态的。”
　　杨飞湖南师大附中的好友陈斌记得，因为担心儿子交坏朋友，走上邪路，杨飞的母亲特意找到学校，请包括他在内的几个好学生帮助杨飞。“他（杨飞）那时候应该挺反感母亲的这种做法吧。”
　　30年后，让陈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和一个同学晚上偷偷溜出学校，到附近的杨飞家住，“进门左手第一间，3个人并排躺着，录音机里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响了一晚上，聊的什么倒不记得了。”
　　陈斌眼里，杨飞的父亲按老辈共产党人标准要求儿子，但杨飞并不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问题，“他坚持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四十自述》中杨飞写道：“我数学很差，本来考不上大学。但1988年高考数学非常容易，我得了115分（满分120），我就考上了湖南财经学院。四年大学生活乏善可陈。到1992年我混到毕业文凭，7月开始在湖南省建设银行上班……在建行干了5年，干过储蓄、会计、信贷、计划、财务、办公室等等，除了没当过行长，各个岗位都干过。刚开始在储蓄和会计的岗位上非常辛苦，取钱的人很多，上厕所都要跑步。到信贷岗位就轻松多了。后来干脆就吃呀喝呀打麻将呀，甚至上班时间也去打牌。醉生梦死。”
　　“为了拉存款请吃喝，陪唱歌，这种事干得不舒服，知道吧？”因为激动，宣布戒烟的杨飞连着抽了几根白沙，“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底线，底线是慢慢养成的。”
　　时隔20年，他逢记者采访必提考驾照一包烟都没送的事迹，然后等着对方询问考试结果，不紧不慢补一句，“我技术好，要是我不过所有人都别过了”，眼角乐成一朵花。

40岁之后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2011年，杨飞41岁，他供职9年的湖南大学开始全面实施聘用制，针对部分未满足基本上岗条件的教师，增设三年、两年过渡性聘期。
　　湖南大学宣传部回复称，杨飞在2011年学校的全员聘用工作中，因科研业绩未满足上岗要求，根据学校的聘用政策，签订了两年过渡性聘期合同，合同约定需在聘期内达到学校规定的上岗要求。2013年7月，杨飞与学校的聘用合同期满，聘期考核结果为：除完成了基本的教学任务外，科研业绩仍为零。
　　新华社报道，除未发表论文这一“硬伤”，杨飞的教学水平也被认定为“无突出表现”。按他一位同事的理解，也就是在学生打分这一项没排进全校前50。
　　作为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管理学两门基础课程的主讲老师，杨飞对此并无异议。“我从不点名，所以有长期翘课的，但也有其他专业过来蹭课的，不是奔着专业知识，而是听我谈人生、谈理想。”
　　他在微博批判现代金融学“坑爹”，无非是帮少数富人剥削穷人；嘲笑大学老师上课点名，“用这方法讽刺学生不来上课的老师不如回家卖红薯”；质疑文科教育存在合理性，“以我上的金融学为例，耶鲁大学教授课程视频就挂在网上，凭什么还要把学生框在教室里听我讲。”
　　学校羽毛球队的队友评价他“非主流”，不是“刺头”的那种，恰恰相反，是“特平和特平和”。“球队平时聚会要不是我强制他冒泡，他能推则推。”对于拒发论文事件的看法，他猜测是由于杨飞长期比较独立，脱离人才扶植系统的静脉，“有些事他做起来会特别辛苦。”
　　好友陈斌也没把杨飞的表态看得多绝对，毕竟，他认识的杨飞不是不懂得变通的人，“比如他在微博里说谢绝聚会宴请，但打个电话过去还是会来。”两人最近一次见面是两年前的高中同学聚会，当时杨飞坐在门边，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感觉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变得比以前谦和了。”
　　冲锋衣、双肩包、折叠自行车，43岁的杨飞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即使走在熟悉的校园，痴迷摄影的他也会掏出4000万像素的拍照神机咔嚓两张。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藏分管工作两周以来，外人眼里轻松悠闲的岗位反倒加剧他的紧迫感，“我实在太忙了”成了口头禅。
　　在他开列的写作计划中，包括对自己人生的阶段性回顾，对金融、教育、环保、音乐、养老、国籍、军队、宗教等各大问题的态度，还有一部停留于构思的小说以及888天绕地球一圈的沙发客计划。
　　10年前、68岁身体一向硬朗的父亲突然中风倒下的现实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加上这次的“三天变准大V”，他意识到自己的文章有读者，原本打算60岁以后再分享个人储备的，一口气提前到了40岁。
　　杨飞2007年出过本摄影日记，用半虚构方式记录他从云南到西藏的游历，如今再翻他直言“想死的心都有”，这位自称“深绿”环保主义者语气中带着对浪费纸张和读者时间的抱歉，“无异于慢性自杀。”
　　他有意把写作风格调整为平实的摆事实、讲道理，尽可能避免任何个人情绪，写《和大学生朋友们谈谈毛主席》时，他不放过任何一处事实的更正、逻辑的挑刺，然后叉着双手看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互骂，“你们打吧，与我无关。”
　　罗斯特罗波维奇63岁录制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时说：“我年轻时录过这部组曲，但我很后悔那时的轻率录音出版，到现在我也并没觉得自己掌握了巴赫的精髓，但再老我就拉不动了，我就最后向大家汇报一下吧。”
　　杨飞说，在发表和出版的问题上，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他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