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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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生态位下降,20世纪未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势。要适应当代时空现以及文化主权的相对性特点,把握“三个面向”的文化建设的根本趋势,以“三个代表”引领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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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强势国家美国假手全球化,为弱势民族国家设置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势国家的文化安全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需要十分警惕和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乃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现实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无数次失败的血的代价换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从实际出发,用这一理论去统一认识,解决矛盾,澄清疑惑。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生产关系基本上也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还没有到全面灭亡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包容生产力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以全部释放的时候,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知识阶级形成时,新兴的阶级力量才能将其推翻。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全面部署阶段、蓄势待发阶段、稳步发展阶段。25年来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制约的总病根还没有彻底消除。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关键环节是完善国家权力机关对执政党的制约监督,必要条件是正确把握和处理因维护既得利益而阻挠改革进程的因素以及因追求西方模式而干扰改革方向的因素。
从信息技术革命的角度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是一个崭新视角。信息技术关系到权力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及从全球化中获利的大小,因此,苏联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落伍最终成为导致其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封闭保守的军事体系、千篇一律的意识形态体系又是导致苏联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落伍的三大根源。
在儒、释、道互补的哲学背景下,中华文化形成了稳定而又相对圆满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的官员们就在自身生存的文化母腹中找到了仕与隐、进与退的精神依托,他们或不懈进取,或亦官亦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形成颇具魅力的品格。他们的生活道路与精神选择是今人值得回味的历史财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坚定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为维护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始于2002年底的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使人民币汇率再一次引起世界的关注。一方面是升值的压力和预期,另一方面是升值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两难处境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应有一个基本的战略规划,大体上将经历稳定、波动和完全市场化三个阶段。
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并且把它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反映了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目标的全面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的集中体现。
近些年我国的认识论研究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方式上仍然受困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很早就看到近代认识论的弊端,较早地提出了认识论的主体问性理论,以克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这为我们走出认识论研究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体论生存论角度探讨主体间性思想,以期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可以为克服唯我论和独断论弊端。
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药方。其基本理论是:通过民主政治的程序,运用公共决策机制,提出了民主政治经济理论、俱乐部理论和“以足投票”理论、官僚经济理论、宪制经济理论等理论体系和实现机制,为提高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公共经济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和最优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