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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出版的所有中英文双语词典中，如果要论哪一部水平最高，恐怕很难轻易评说。但要论影响力大小，则《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一定名列前茅！这部英汉辞典用了5年时间编纂，由世界书局于1936年首次出版，到1949年6月时共有25个新版次。新中国成立后，这部辞典也曾受到“批判”。然而，到了1979年，在改革开放初期又以“内部发行”形式重印了1949年的最后一个版本。
我对这部辞典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几年前，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开本不大，却非常厚实的旧辞典，出于好奇随手翻了翻。但这一翻竟然让我心动加速。原来，扉页上题词人是“蔡元培”，再一翻，题词人竟然是“梅贻琦”，在后面还有“黎照寰”和“张伯苓”。就冲着这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断定这本书一定有故事，便毫不犹豫将辞典收入囊中。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地翻阅这部辞典，四处探究与它有关的人和事。随着对它了解的日漸加深，也被隐藏其中的故事所折服。
原来，这部辞典的主要编辑团队共有九人：詹文浒、苏兆龙、葛传槼、朱生豪、邵鸿馥、赵鸿隽、陈徐堃、史亦山、凌善森。其中的主编是詹文浒（1905—1973），浙江诸暨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哲学系，之后赴美国留学，荣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学成归国后先在浙江嘉兴秀洲中学担任英文教员，后转赴上海世界书局工作，担任编译所所长。从1931年开始，凭借着对中英双语的理解，他与几位志同道合之士一起，决心编纂“一部我们认为最完备最合用的英文辞典”，目的是“使读者备了之后，不必再备其他辞典”，“即要把各种类的辞典，融会贯通，编成一部辞典，使人有了这一部，就等于有了其他许多部”。
这在近90年前绝对是一项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财力，更需要能力、定力、合力。经过5年的痛苦“磨砺”，几经波折，终于在1936年编纂完成，获准出版。这部辞典正文共有1950页，针对中国学者的需求，同时具有四种功能：一是兼并采用韦氏音标与国际音标；二是搜罗丰富的新字、新语汇；三是多举例句，便于英文习作；四是字源辨义，讲究语法与修辞。四种功能，都尽量做到同时列举，务求精细详尽。
这部辞典编辑过程中的艰辛和曲折虽不胜枚举，但辞典出版后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在学界口碑甚佳，争相求购，视同宝物，供不应求，很快就一版再版。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尽管“战争不断，时局不稳”，这部辞典依旧需要不断再版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最终创造了中国近代双语词典出版的“神话”。难怪曾有人这样评论说：这部《英汉四用辞典》的编撰“浓缩了我国编译界先驱们，即中国最早海归学者们的知识精髓和治学理念，因而备受教育界、编译界推宠”。
再回到前面说到的名人题词和写序。一本书在出版前邀请个把名人题个词，写个序纯属正常。但这部辞典却大大超出常规，扉页正面有蔡元培的题词“择精语详”，背面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学海思源”的墨迹。次页正面是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的语录“钩深攫微”，反面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圆润的24字“珠玑”：“文化工具，体例翻新，兼饷并饫，普益士林，绩学得此，不世之珍”。能将这四位教育家的墨宝汇集一处，可谓“史上未有”。序言共有三篇，每篇序言虽都简明扼要，但对英汉辞典编撰要义之所在，每位撰写人都有自己的明确观点，并都充分肯定了这部辞典的新颖之处。序言作者分别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以及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西谷）。虽然今天的人们对这三位写序者的名字甚至从未听说，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却都是有功之人。
《辞典》的名人题词
邹鲁、欧元怀、郑西谷（自左向右）
邹鲁（1885—1954），广东大埔人，是民国早期的著名政治家，曾深度参与孙中山在广东时期的政治活动。1924年初，为了给国民革命培养高级政治和文化人才，孙中山下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并任命邹鲁为第一任校长。尽管邹鲁担任校长仅有一年多时间，但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治理下，国立广东大学在短短的两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所系科完备，设施完善，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邹鲁于1932年再度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约8年时间，为中山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元怀 （1893-1978），福建莆田人，出身书香世家，于1915年到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与教育行政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被厦门大学聘为教授、教务长。后由于厦大发生学潮，他因同情学生被校方提前解聘，遂于1924年在上海牵头筹组“私立大夏大学”，从此与大夏结缘。起初欧元怀一直以副校长之职主持主要校务，1944年后担任校长直至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之后他参与在大夏校园内筹建了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
郑通和（1899—1985），字西谷，安徽庐江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南开大学，毕业后于1923年赴美留学，先入斯坦福大学，获教育学士，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回国后到上海私立大夏大学任教授。1927年，由时任副校长欧元怀推荐，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之职。他在任校长的11年期间以“武训精神”自勉，悉心办学，渐使“上中”声名远播，跃升为当时的“全国中等学校示范单位”。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上中”一直是上海中等教育的著名品牌，原来是与这位校长水平之“牛”不无关系。
能同时请到如此多的名人为这部辞典题词作序，即使按照现在的世风和规矩，也绝不是简单的“公关”就能办到的事情。更何况当年这些赫赫有名的教育大家都是何等的“重名清廉”之士，如果不是这部辞典确有真材实料，断不可能有如此“豪华”阵容为其“站台”“背书”。这部辞典也果真没有让名家们失望，问世之后在中国教育界、出版界产生的影响足以说明翻译家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推荐人也因没有“看走眼”而可以感到欣慰。 80多年前，世界书局是如何为这部辞典设定题词作序的人选，又是如何请到这些教育名家泼墨挥笔，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再将四位题词者的背景进一步分析，还是可以揣摩到出版者的“慧眼”独具之处。
首先是题词者的职业，剔除了单纯的官僚和一般社会名人，选定的都是著名教育家。具体来看：蔡元培（1868—1940），曾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长达13年，受邀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梅贻琦（1889—1962），一生从事教育，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受邀时任校长已5年；黎照寰（1888—1968），同盟会会员，曾兼任孙中山的秘书，担任交通大学校长达14年，受邀时任校长已6年；张伯苓（1876—1951），典型的爱国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1919年创立南开大学，受邀时任校长已16年。
根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显示的资料，当时中国共有75所高等院校，其中公立38所（国立18所，省里20所），私立37所。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无疑属于公立大学校长中的佼佼者，而张伯苓则是私立大学当仁不让之翘楚。对此结论，似无不妥。
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张伯苓（自左向右）
其次再来看看几位题词者的学养。蔡元培是前清进士，后又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最难得的是，他从40岁时开始，曾先后五次出国留学或考察，先后长达11年，说他饱学诗书，学贯中西，毫不夸张。梅贻琦是1909年中国第一届庚款留美学生，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归国后即入清华任教，从此献身教育事业，获有清华“永远的校长”之美誉。黎照寰19岁赴美留学，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硕士等四个学位，文理兼通，学识渊博。张伯苓早年就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最早接触西方海军教育理念的中国近代海军学兵。创办“南开”教育品牌后，又在41岁时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最终奠定南开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地位。
这四位教育家都有各自的海外留学经历，自然是对外语学习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对双语词典的选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使用心得。所以他们给《英汉四用辞典》的题词其实就包含各自对学外语的理解。蔡元培的“择精语详”可以理解为：要挑选经典教材反复“精读”，对经典的句子要有“详尽”的理解。黎照寰的“钩深攫微”可以理解为：对于学习的重点要进行深入的钻研，对知识的细枝末节也要穷究其详。这些都是从微观的角度对外语学习方法所作的指导。而梅贻琦的“学海思源”则可以理解为：在海量的知识面前，要善于从源头上寻找规律，在掌握原理之后力求举一反三，这就相当于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对学习者进行的宏观指导。最后，张伯苓的“文化工具，体例翻新，兼饷并饫，普益士林，绩学得此，不世之珍”，则可以看出他在评价这部辞典时，不吝赞美之言，给出的是近乎完美的“点赞”。这四位著名教育家通过各自的题词，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了一套外语学习的方法论，甚至可以看作是对他们“教育观”的具体解析，真可谓“空前绝后”“精彩绝伦”。
如果进一步探讨，会发现这几位教育家以及所代表的学校之间竟然也存在着诸多交集。蔡元培的教育总长身份自不待说，这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教育家与他有着天然的渊源。谁也不会想到，他曾擘掌的北大与梅贻琦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就在这部辞典出版的两年后竟然结成了“西南联大”，梅贻琦与张伯苓更是同时执掌这所特殊的战时大学，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而欧元怀与郑通和曾经是大夏大学的极佳“拍档”，张伯苓与郑通和又有着“南开”的深厚师生之谊。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郑通和曾为之辛勤付出的“上海中学”从那时起直到当下，为北大、清华、交大等一众名校源源不断输送众多优秀学子，美誉远播。
《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
透过一部辞典去了解中国英汉词典编纂史，了解与这部辞典有关系的那些人、那些事，其实就是在阅读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这部辞典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编纂英汉词典的最高水平，折射出一代优秀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所作贡献的方方面面。 80多年过去，如今各种类型的英汉词典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重提这部老辞典的故事，只为“学海思源”，牢记一个道理：今日中国在文化教育、科技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一代代教育先贤奠定的根基。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中，曾经的教育大师们将惠及永远，令后辈尊敬，这正是：
择精语详求深解，
钩深攫微寻真谛；
兼饷并饫惠长远，
学海思源铸根基！
（作者系文史爱好者，现居上海。曾先后畢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海军指挥学院。）
我对这部辞典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几年前，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开本不大，却非常厚实的旧辞典，出于好奇随手翻了翻。但这一翻竟然让我心动加速。原来，扉页上题词人是“蔡元培”，再一翻，题词人竟然是“梅贻琦”，在后面还有“黎照寰”和“张伯苓”。就冲着这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断定这本书一定有故事，便毫不犹豫将辞典收入囊中。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地翻阅这部辞典，四处探究与它有关的人和事。随着对它了解的日漸加深，也被隐藏其中的故事所折服。
原来，这部辞典的主要编辑团队共有九人：詹文浒、苏兆龙、葛传槼、朱生豪、邵鸿馥、赵鸿隽、陈徐堃、史亦山、凌善森。其中的主编是詹文浒（1905—1973），浙江诸暨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哲学系，之后赴美国留学，荣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学成归国后先在浙江嘉兴秀洲中学担任英文教员，后转赴上海世界书局工作，担任编译所所长。从1931年开始，凭借着对中英双语的理解，他与几位志同道合之士一起，决心编纂“一部我们认为最完备最合用的英文辞典”，目的是“使读者备了之后，不必再备其他辞典”，“即要把各种类的辞典，融会贯通，编成一部辞典，使人有了这一部，就等于有了其他许多部”。
这在近90年前绝对是一项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财力，更需要能力、定力、合力。经过5年的痛苦“磨砺”，几经波折，终于在1936年编纂完成，获准出版。这部辞典正文共有1950页，针对中国学者的需求，同时具有四种功能：一是兼并采用韦氏音标与国际音标；二是搜罗丰富的新字、新语汇；三是多举例句，便于英文习作；四是字源辨义，讲究语法与修辞。四种功能，都尽量做到同时列举，务求精细详尽。
这部辞典编辑过程中的艰辛和曲折虽不胜枚举，但辞典出版后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在学界口碑甚佳，争相求购，视同宝物，供不应求，很快就一版再版。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尽管“战争不断，时局不稳”，这部辞典依旧需要不断再版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最终创造了中国近代双语词典出版的“神话”。难怪曾有人这样评论说：这部《英汉四用辞典》的编撰“浓缩了我国编译界先驱们，即中国最早海归学者们的知识精髓和治学理念，因而备受教育界、编译界推宠”。
再回到前面说到的名人题词和写序。一本书在出版前邀请个把名人题个词，写个序纯属正常。但这部辞典却大大超出常规，扉页正面有蔡元培的题词“择精语详”，背面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学海思源”的墨迹。次页正面是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的语录“钩深攫微”，反面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圆润的24字“珠玑”：“文化工具，体例翻新，兼饷并饫，普益士林，绩学得此，不世之珍”。能将这四位教育家的墨宝汇集一处，可谓“史上未有”。序言共有三篇，每篇序言虽都简明扼要，但对英汉辞典编撰要义之所在，每位撰写人都有自己的明确观点，并都充分肯定了这部辞典的新颖之处。序言作者分别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以及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西谷）。虽然今天的人们对这三位写序者的名字甚至从未听说，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却都是有功之人。
邹鲁（1885—1954），广东大埔人，是民国早期的著名政治家，曾深度参与孙中山在广东时期的政治活动。1924年初，为了给国民革命培养高级政治和文化人才，孙中山下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并任命邹鲁为第一任校长。尽管邹鲁担任校长仅有一年多时间，但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治理下，国立广东大学在短短的两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所系科完备，设施完善，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邹鲁于1932年再度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约8年时间，为中山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元怀 （1893-1978），福建莆田人，出身书香世家，于1915年到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与教育行政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被厦门大学聘为教授、教务长。后由于厦大发生学潮，他因同情学生被校方提前解聘，遂于1924年在上海牵头筹组“私立大夏大学”，从此与大夏结缘。起初欧元怀一直以副校长之职主持主要校务，1944年后担任校长直至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之后他参与在大夏校园内筹建了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
郑通和（1899—1985），字西谷，安徽庐江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南开大学，毕业后于1923年赴美留学，先入斯坦福大学，获教育学士，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回国后到上海私立大夏大学任教授。1927年，由时任副校长欧元怀推荐，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之职。他在任校长的11年期间以“武训精神”自勉，悉心办学，渐使“上中”声名远播，跃升为当时的“全国中等学校示范单位”。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上中”一直是上海中等教育的著名品牌，原来是与这位校长水平之“牛”不无关系。
能同时请到如此多的名人为这部辞典题词作序，即使按照现在的世风和规矩，也绝不是简单的“公关”就能办到的事情。更何况当年这些赫赫有名的教育大家都是何等的“重名清廉”之士，如果不是这部辞典确有真材实料，断不可能有如此“豪华”阵容为其“站台”“背书”。这部辞典也果真没有让名家们失望，问世之后在中国教育界、出版界产生的影响足以说明翻译家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推荐人也因没有“看走眼”而可以感到欣慰。 80多年前，世界书局是如何为这部辞典设定题词作序的人选，又是如何请到这些教育名家泼墨挥笔，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再将四位题词者的背景进一步分析，还是可以揣摩到出版者的“慧眼”独具之处。
首先是题词者的职业，剔除了单纯的官僚和一般社会名人，选定的都是著名教育家。具体来看：蔡元培（1868—1940），曾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长达13年，受邀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梅贻琦（1889—1962），一生从事教育，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受邀时任校长已5年；黎照寰（1888—1968），同盟会会员，曾兼任孙中山的秘书，担任交通大学校长达14年，受邀时任校长已6年；张伯苓（1876—1951），典型的爱国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1919年创立南开大学，受邀时任校长已16年。
根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显示的资料，当时中国共有75所高等院校，其中公立38所（国立18所，省里20所），私立37所。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无疑属于公立大学校长中的佼佼者，而张伯苓则是私立大学当仁不让之翘楚。对此结论，似无不妥。
其次再来看看几位题词者的学养。蔡元培是前清进士，后又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最难得的是，他从40岁时开始，曾先后五次出国留学或考察，先后长达11年，说他饱学诗书，学贯中西，毫不夸张。梅贻琦是1909年中国第一届庚款留美学生，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归国后即入清华任教，从此献身教育事业，获有清华“永远的校长”之美誉。黎照寰19岁赴美留学，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硕士等四个学位，文理兼通，学识渊博。张伯苓早年就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最早接触西方海军教育理念的中国近代海军学兵。创办“南开”教育品牌后，又在41岁时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最终奠定南开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地位。
这四位教育家都有各自的海外留学经历，自然是对外语学习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对双语词典的选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使用心得。所以他们给《英汉四用辞典》的题词其实就包含各自对学外语的理解。蔡元培的“择精语详”可以理解为：要挑选经典教材反复“精读”，对经典的句子要有“详尽”的理解。黎照寰的“钩深攫微”可以理解为：对于学习的重点要进行深入的钻研，对知识的细枝末节也要穷究其详。这些都是从微观的角度对外语学习方法所作的指导。而梅贻琦的“学海思源”则可以理解为：在海量的知识面前，要善于从源头上寻找规律，在掌握原理之后力求举一反三，这就相当于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对学习者进行的宏观指导。最后，张伯苓的“文化工具，体例翻新，兼饷并饫，普益士林，绩学得此，不世之珍”，则可以看出他在评价这部辞典时，不吝赞美之言，给出的是近乎完美的“点赞”。这四位著名教育家通过各自的题词，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了一套外语学习的方法论，甚至可以看作是对他们“教育观”的具体解析，真可谓“空前绝后”“精彩绝伦”。
如果进一步探讨，会发现这几位教育家以及所代表的学校之间竟然也存在着诸多交集。蔡元培的教育总长身份自不待说，这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教育家与他有着天然的渊源。谁也不会想到，他曾擘掌的北大与梅贻琦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就在这部辞典出版的两年后竟然结成了“西南联大”，梅贻琦与张伯苓更是同时执掌这所特殊的战时大学，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而欧元怀与郑通和曾经是大夏大学的极佳“拍档”，张伯苓与郑通和又有着“南开”的深厚师生之谊。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郑通和曾为之辛勤付出的“上海中学”从那时起直到当下，为北大、清华、交大等一众名校源源不断输送众多优秀学子，美誉远播。
透过一部辞典去了解中国英汉词典编纂史，了解与这部辞典有关系的那些人、那些事，其实就是在阅读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这部辞典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编纂英汉词典的最高水平，折射出一代优秀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所作贡献的方方面面。 80多年过去，如今各种类型的英汉词典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重提这部老辞典的故事，只为“学海思源”，牢记一个道理：今日中国在文化教育、科技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一代代教育先贤奠定的根基。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中，曾经的教育大师们将惠及永远，令后辈尊敬，这正是：
择精语详求深解，
钩深攫微寻真谛；
兼饷并饫惠长远，
学海思源铸根基！
（作者系文史爱好者，现居上海。曾先后畢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海军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