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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出版社，创立于1980年5月，秉承其母体南京大学的诚朴雄伟之精神、励学敦行之作风，着力打造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
现任总编辑金鑫荣，1988年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即入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人文学术类编辑出版工作。一晃，已将人生的过半精力投注在出版领域，而自己也近知天命之年。回望当时，时惠荣社长在仅有30万开办费，“二三十杆枪”的条件下，以新生之力，在全国出版大军中，揽得风光成清景。
在31年的成长发展中，南京大学出版社逐步形成了在高校教材、高品位的学术专著、国外学术名著译介和传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出版特色，形成了“学术立社、品牌兴社”的出版格局。
学术出版之重镇
因着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学术出版成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重心。“落实到出版的节点上，南京大学在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和外国文学等人文社科优势比较明显。”南京大学出版社整合母体的优秀资源，出版了不少学术成果。其中，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出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最为轰动。
1982年，匡亚明先生主动辞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一职。76岁高龄的老校长却有夙愿未了，想起当年在延安，毛泽东曾与其谈及应当总结中国两千年传统思想文化一事，加之当时恰逢中西方文化大讨论，遂决意编撰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后却因经费压力，辗转中华书局和齐鲁书社，迟迟未能成行，最后仍由近耋耄之年的匡老亲自负责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2006年二十余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共出版200本思想评传，总结了从“孔子到孙中山”约2500年间的273位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扫描、整理和研究。2007年，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奖”，被学者誉为当代的四库全书。
以及《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纲》、《中国昆剧大辞典》、《太平天国通史》、《中华民国史》、《近代英国史》等学术著作的出版，奠定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基础和地位，增加了品牌度。近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更是强化了学术出版。金鑫荣说，“因为传统的学术或专业出版是赔钱的，无法成为一个出版社的主流，但是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把学术、专业出版当作今后大力出版的方向，甚至要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学术或专业出版的队伍。我觉得，有些学术成果最终可以成为文化产业。”。
一体两翼，多元化出版
出于产品结构的考虑和办社宗旨，南京大学出版社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模式。“所谓‘一体’指的是高校教材、教育出版的这一领域。‘两翼’是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目前，高校教材占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物40%的比重，教辅类图书占到25%。
去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工作，“改制是推进器。在改制的推动下，产品线做了调整。比方说，我们主要有三大出版中心：一般（学术）图书中心、高校教材中心、基础教育图书中心，并即将设立少儿出版中心。每个出版中心充分发展潜力，在各自领域做大做强，通过对出版形势的判断，延伸领域。”除了打造专业领域的品牌之外，面对市场，南京大学出版社也推出了一批畅销书。例如《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刺猬的优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等书籍。目前，南京大学出版社一年出版图书1000多种，销售码洋近3亿元。
近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同韩国文学翻译院、法国傅雷基金会、德国歌德学院等海外基金会、研究会建立联系，不断增加出版类型，增大规模，积极参与版权交易，每年引进近百种图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反映了当代西方新近的、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在12年间出版85本（今年出齐百本），深得学界好评，亦颇具品牌效应；《冷记忆》、《明智的孩子》、《情色之花》、《致D》、《一只狮子在巴黎》、《我的小村如此多情》等《精典文库》，以出自二十世纪名家手笔的引进版文学、文化类图书为主，甫一推出，便引起读者关注和好评。
南京大学出版社也将200本《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通俗化，翻译成英、日、韩等语言，将丛书输出到海外市场，“即将要向德国输出10种简明读本，日本北陆大学出版社也整体购买了这套丛书的简明读本的版权，同时也有教辅类图书的输出。”金鑫荣说，虽然长时间无法解决出版国际交易中引进和输出的不平衡现状，但仍需要尝试、努力去做文化的输出，以积累资源和经验。
抓住“与狼共舞”的机遇
近年，出版业进行资源重组，各大出版社也纷纷转制。一部分出版社组建出版集团，趁势做大做强，另一部分出版社则专注于专业化出版方向。“做大做强，对于相当一部分大学出版社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专业性则是我们的选择。”但或许是因为一些高校出版社受到本身专业出版范围狭窄、队伍力量不齐等影响，出版体制改革以来，一些出版社渐渐缩短出版阵线，甚至销声匿迹。
面对一些高校出版社边缘化的现象，金鑫荣说：“出版大形势下，大学出版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即立足于专业出版，不能放弃教育出版的主体，不能自我弃舍，不能跟集团、出版航母去拼码洋，而是要拼学术和其他特色。高校教材和学术图书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传统领地，我们要做出我们的特色。”南京大学出版社对于产品结构的调整，亦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不提翻几番的口号，翻几番的要求也要建立在高质量的学术水准之上，大学出版社需要有商业特质，更要有学术的灵魂。”
“一方面，要‘与狼共舞’。作为经营者需要看清大形势，要考虑做大做强，只有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生存空间上有更大发展的余地，这是立社之本；但是第二，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你的核心竞争力、人才队伍、出版的底蕴在哪里？这是经营者要考虑的，专业化必须强化。”正如金鑫荣所说，南京大学出版社在改革大潮中抓住了改革的机遇，无论从出版规模的拓展，或是专业出版的深度上，都有所建树。
近几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不断尝试，依靠江苏省的地域性影响，先后与多家地方文化局、科研单位、科研院校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拓展自己的出版资源，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捏准数字出版的切入口
谈及未来数字出版趋势，金鑫荣说：“第一，要积极介入，不能因为眼前对盈利模式的考虑而踌躇不前；第二，要量力而行。尤其是相对独立的出版社，在盈利模式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应尽力而为。”而南京大学出版社早期因为找不到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而心存的困惑，用“迫在眉睫，无从下手”形容再恰当不过，后来逐渐尝试利用母体学校以及社会的优质数字出版资源，经过彼此的融合、整合，以此为切入口，大力发展数字出版。
“因为政府对这一块也很重视，比如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目，对出版系统主要的着力点是数字出版，我们推出了一些项目。比如2009年‘中华传统文化数字交互出版平台’，得到了200万政府引导资金，用数字化的模式，全面展现200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今年我们推动数字教育课堂，来引进政府资金以及学校、社会资源。”这种方式，无疑解决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项目以及相关的资金问题，并且为未来数字出版的发展积累了基础。目前，南京大学出版社已成立数字出版中心，组建民国文献数据中心，进一步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在民国史、传统文化等版块走复合经营的模式。
金鑫荣说，未来出版的大势，除了多媒体等新技术资源，更重要的是，作为大学出版社一定要坚守出版之魂——学术不可丢。如果学术、专业出版领域丢掉了优势，即等同于一般出版社，失去了竞争实力。因此，“不要在改制大潮中被功利的东西吸引太多，时间可以证明，大学出版社有着自己的地位、特色和发展空间。”
金鑫荣说，做出版，需要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也需要风险精神。“出版，毕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纯商业化、功利化的模式不适合出版。而对个人来说，虽然默默无闻，但也无怨无悔，毕竟是一个文化传承和积累意义上的事情。人一生做一件事情不容易。”
对于出版社的未来，金鑫荣也设想，根据当前的发展方向，加大传统出版内容和资源的整合力度，推出一系列传世精品；继续实行“一体两翼”战略，拓展多元化出版领域，比如大力加强数字出版、教育培训等教育新领域，利用高校、地方等综合性文化优势，发展同南京大学出版社实力相吻合的文化产业，拓展少儿图书等出版领域。
现任总编辑金鑫荣，1988年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即入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人文学术类编辑出版工作。一晃，已将人生的过半精力投注在出版领域，而自己也近知天命之年。回望当时，时惠荣社长在仅有30万开办费，“二三十杆枪”的条件下，以新生之力，在全国出版大军中，揽得风光成清景。
在31年的成长发展中，南京大学出版社逐步形成了在高校教材、高品位的学术专著、国外学术名著译介和传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出版特色，形成了“学术立社、品牌兴社”的出版格局。
学术出版之重镇
因着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学术出版成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重心。“落实到出版的节点上，南京大学在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和外国文学等人文社科优势比较明显。”南京大学出版社整合母体的优秀资源，出版了不少学术成果。其中，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出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最为轰动。
1982年，匡亚明先生主动辞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一职。76岁高龄的老校长却有夙愿未了，想起当年在延安，毛泽东曾与其谈及应当总结中国两千年传统思想文化一事，加之当时恰逢中西方文化大讨论，遂决意编撰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后却因经费压力，辗转中华书局和齐鲁书社，迟迟未能成行，最后仍由近耋耄之年的匡老亲自负责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2006年二十余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共出版200本思想评传，总结了从“孔子到孙中山”约2500年间的273位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扫描、整理和研究。2007年，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奖”，被学者誉为当代的四库全书。
以及《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纲》、《中国昆剧大辞典》、《太平天国通史》、《中华民国史》、《近代英国史》等学术著作的出版，奠定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基础和地位，增加了品牌度。近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更是强化了学术出版。金鑫荣说，“因为传统的学术或专业出版是赔钱的，无法成为一个出版社的主流，但是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把学术、专业出版当作今后大力出版的方向，甚至要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学术或专业出版的队伍。我觉得，有些学术成果最终可以成为文化产业。”。
一体两翼，多元化出版
出于产品结构的考虑和办社宗旨，南京大学出版社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模式。“所谓‘一体’指的是高校教材、教育出版的这一领域。‘两翼’是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目前，高校教材占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物40%的比重，教辅类图书占到25%。
去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工作，“改制是推进器。在改制的推动下，产品线做了调整。比方说，我们主要有三大出版中心：一般（学术）图书中心、高校教材中心、基础教育图书中心，并即将设立少儿出版中心。每个出版中心充分发展潜力，在各自领域做大做强，通过对出版形势的判断，延伸领域。”除了打造专业领域的品牌之外，面对市场，南京大学出版社也推出了一批畅销书。例如《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刺猬的优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等书籍。目前，南京大学出版社一年出版图书1000多种，销售码洋近3亿元。
近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同韩国文学翻译院、法国傅雷基金会、德国歌德学院等海外基金会、研究会建立联系，不断增加出版类型，增大规模，积极参与版权交易，每年引进近百种图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反映了当代西方新近的、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在12年间出版85本（今年出齐百本），深得学界好评，亦颇具品牌效应；《冷记忆》、《明智的孩子》、《情色之花》、《致D》、《一只狮子在巴黎》、《我的小村如此多情》等《精典文库》，以出自二十世纪名家手笔的引进版文学、文化类图书为主，甫一推出，便引起读者关注和好评。
南京大学出版社也将200本《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通俗化，翻译成英、日、韩等语言，将丛书输出到海外市场，“即将要向德国输出10种简明读本，日本北陆大学出版社也整体购买了这套丛书的简明读本的版权，同时也有教辅类图书的输出。”金鑫荣说，虽然长时间无法解决出版国际交易中引进和输出的不平衡现状，但仍需要尝试、努力去做文化的输出，以积累资源和经验。
抓住“与狼共舞”的机遇
近年，出版业进行资源重组，各大出版社也纷纷转制。一部分出版社组建出版集团，趁势做大做强，另一部分出版社则专注于专业化出版方向。“做大做强，对于相当一部分大学出版社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专业性则是我们的选择。”但或许是因为一些高校出版社受到本身专业出版范围狭窄、队伍力量不齐等影响，出版体制改革以来，一些出版社渐渐缩短出版阵线，甚至销声匿迹。
面对一些高校出版社边缘化的现象，金鑫荣说：“出版大形势下，大学出版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即立足于专业出版，不能放弃教育出版的主体，不能自我弃舍，不能跟集团、出版航母去拼码洋，而是要拼学术和其他特色。高校教材和学术图书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传统领地，我们要做出我们的特色。”南京大学出版社对于产品结构的调整，亦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不提翻几番的口号，翻几番的要求也要建立在高质量的学术水准之上，大学出版社需要有商业特质，更要有学术的灵魂。”
“一方面，要‘与狼共舞’。作为经营者需要看清大形势，要考虑做大做强，只有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生存空间上有更大发展的余地，这是立社之本；但是第二，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你的核心竞争力、人才队伍、出版的底蕴在哪里？这是经营者要考虑的，专业化必须强化。”正如金鑫荣所说，南京大学出版社在改革大潮中抓住了改革的机遇，无论从出版规模的拓展，或是专业出版的深度上，都有所建树。
近几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不断尝试，依靠江苏省的地域性影响，先后与多家地方文化局、科研单位、科研院校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拓展自己的出版资源，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捏准数字出版的切入口
谈及未来数字出版趋势，金鑫荣说：“第一，要积极介入，不能因为眼前对盈利模式的考虑而踌躇不前；第二，要量力而行。尤其是相对独立的出版社，在盈利模式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应尽力而为。”而南京大学出版社早期因为找不到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而心存的困惑，用“迫在眉睫，无从下手”形容再恰当不过，后来逐渐尝试利用母体学校以及社会的优质数字出版资源，经过彼此的融合、整合，以此为切入口，大力发展数字出版。
“因为政府对这一块也很重视，比如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目，对出版系统主要的着力点是数字出版，我们推出了一些项目。比如2009年‘中华传统文化数字交互出版平台’，得到了200万政府引导资金，用数字化的模式，全面展现200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今年我们推动数字教育课堂，来引进政府资金以及学校、社会资源。”这种方式，无疑解决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项目以及相关的资金问题，并且为未来数字出版的发展积累了基础。目前，南京大学出版社已成立数字出版中心，组建民国文献数据中心，进一步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在民国史、传统文化等版块走复合经营的模式。
金鑫荣说，未来出版的大势，除了多媒体等新技术资源，更重要的是，作为大学出版社一定要坚守出版之魂——学术不可丢。如果学术、专业出版领域丢掉了优势，即等同于一般出版社，失去了竞争实力。因此，“不要在改制大潮中被功利的东西吸引太多，时间可以证明，大学出版社有着自己的地位、特色和发展空间。”
金鑫荣说，做出版，需要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也需要风险精神。“出版，毕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纯商业化、功利化的模式不适合出版。而对个人来说，虽然默默无闻，但也无怨无悔，毕竟是一个文化传承和积累意义上的事情。人一生做一件事情不容易。”
对于出版社的未来，金鑫荣也设想，根据当前的发展方向，加大传统出版内容和资源的整合力度，推出一系列传世精品；继续实行“一体两翼”战略，拓展多元化出版领域，比如大力加强数字出版、教育培训等教育新领域，利用高校、地方等综合性文化优势，发展同南京大学出版社实力相吻合的文化产业，拓展少儿图书等出版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