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作者写一本书，出版社编个集子，总喜欢找名家写篇序，以广作品的流布，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就爱看序。每每徜徉书店、报刊门市部，总要浏览一番图书、刊物上的序或前言、后记。自己买书，也总要先看看有无序或前言、后记，再要看看是谁写的。如果是自己平时敬重的老前辈或名家、权威写的，更是爱不释手，多半是要买下来的。
　　然而，最近，我却对序的传统观念有了一点变异。这是看了几篇序而引起的。一篇是王蒙同志给《<北京文艺>短篇小说选(1979)》写的序言，另一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孟伟哉同志给阎纲同志的文艺评论集《小说创作谈》写的序。王、孟两位都是读者所熟悉的当今我国文坛上年富力强的骁将，他们本人不但写过许多短篇、中篇、长篇小说，而且写过不少有独到见解的文学评论、杂文随笔。读了他们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序言，由衷地高兴，有一种序的解放之感。可是，一谈到写序，他们两位都不约而同地有点紧张情绪。一位觉得有猪鼻子栽葱——装象的自我感觉，一位认为这有点“违犯习俗”故“有不敢从命之意。”难道这能仅仅看作是他们个人的谦恭之词吗？自然有一点自谦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从侧面反映了一种在人们思想中存在着的习惯势力。
　　同辈之间，甚至晚辈对长辈，好不好作序？思之再三，我认为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写，应予支持提倡，而不是冷笑讥讽。我们自然竭诚欢迎和期望长辈对晚辈、老同志对新同志的作品写序作跋，奖掖新生力量，搞好传、帮、带。这方面，鲁迅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一生中为他人的著、译写的序跋有五、六十篇之多。其中，多数又是为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而作的。但他并非因为是青年的作品，就一律报之以廉价的吹捧。他对新人新作采取的是恰如其分的真切态度，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且很注重对艺术上的得失的分析。而同辈人作序的也不乏先例。远如瞿秋白同志为《鲁迅杂感选集》写的著名的序言；近如张光年同志为《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写的序，等等。我似乎觉得，同辈人作序可能会更贴切一些。因为是同辈，彼此平等相处、关系密切，知甘知苦，知人论文，应较易恰如其分。就举前面提到的王蒙同志写的那篇六、七千字的序言吧，就很精当而概括地反映了《北京文艺》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的全貌。王蒙同志的《序言》不仅对《北京文艺》七九年文艺创作，在题材的广泛，思想的深度，手法的多样，反映现实的及时等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概括总结，而且具体入微地对方之、邓友梅、林斤澜等十多位作者的作品风格、艺术手法，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艺术分析，给读者以既简明扼要又形象生动的启发，大大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这样的序言，实在好。实在值得大大提倡。最近又看到李泽厚同志为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美学散步》作了一篇相当精彩的序。藐予小子，就是敢赞一言！这篇序，为我们开倡了一个晚辈为前辈作序的好风气。
　　我在想，作序的范围还可以扩而大之。比如说，编辑能不能写序？读者能不能写序？我认为都可以。比如一本小说集或评论集的责任编辑，他从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印出版，从头到尾摸过不止一遍，书稿质量他有底，作者情况他了解，假若作者愿意请这位编辑作序，他应该愉快地应承下来。我看有不少编辑写的序能切中要害，说到点子上，对作者、读者都有帮助。阎纲同志请出版社的孟伟哉同志作序，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作法。
　　读者作序，也未尝不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人何达的诗集《长跑者之歌》的序，就既不是由作者本人写，也未请名家写，而是采用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姑娘、一位诗歌爱好者潘金英写的“试序”。这种在序、跋上的百花齐放，值得提倡。建议报刊编辑部、出版社乃至作者同志支持、鼓励大家去尝试、闯新，使我们的书刊的序跋更解放一些，作者范围更广泛一些，手笔更伸畅一些，序跋的形式更多样一些。这样，有真知灼见的创新之论才会日益增多起来，出类拔萃的评论人才才会发现、造就；各种“陈言”、“八股”才会缩小市场乃至绝迹。
　　有感于此，特作本文，题为序的解放！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