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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指故事的构成及呈现方式，即如何叙述一件事。讲述一个故事有很多方式，不同的方式唤起的读者阅读感受也是不同的，因此如何讲述故事变得尤为重要。晓苏为了把小说写得既有意思又有意义，一直在不断地寻求叙事结构的变化，并且成功地运用了反讽结构、隐喻结构和复合结构，进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艺术经验。
一
李建军在研究小说的反讽修辞时，归纳了反讽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中一个就是正反两极对立因素的互相对比。李建军说：“几乎每一种反讽都是在具有反对性质的两种对立因素的对照中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反讽。”[1]晓苏偏好运用反讽结构，《麦芽糖》《推牛》《我们应该感谢谁》《酒疯子》《陪读》《挽救豌豆》《替姐姐告状》《怀旧之旅》等多篇小说便是力证。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能经常看到一种由两种对立因素的对比而构成的框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表象与事实龃龉、动机与结果的错位。在这种框架之中，两种对立因素的冲突与读者内心的阅读期待产生强烈的错位，产生一种戏剧意味，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阅读快感。另外，作者并没有对两种对立的因素持褒贬态度，只是客观而冷静展示两种对立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尴尬。“这样，反讽的功能，就在于可以避免作者以过于武断、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一种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更为智慧、更为诗意地将作者的态度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心领神会。”[2]
表象与事实的龃龉指作者一开始展示某种表象，假装不知道事实如何，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最终揭示与表象相对立的事实。《麦芽糖》是一篇反讽力作，小说通过“没出息”的“我”和“有出息”的别人的对比营造了反讽情景。《麦芽糖》的开篇就设置了一个反讽语境：“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所以我每天都要给我爹抓背。”[3]“我”自认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因为跟油菜坡的其他三个人相比，“我”确实没有多少出息。杨致远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工作并找了一个美国的老婆;肖子文也考上了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做了省报的记者;余乾坤虽然只上了中专，但是开了一个公司，成为有钱的大老板。而“我”高考落榜之后，只能回到贫穷闭塞的油菜坡，一边种田一边卖麦芽糖。小说的后半部分发生了逆转，表象与事实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对比。余乾坤的父母因为过不惯城里的生活，便留在了油菜坡老家，老两口一年到头见不到儿子，思念成疾。余乾坤业务繁忙，过年回不了家。余乾坤的父亲患有糖尿病，为了逼迫儿子回来，他故意吃麦芽糖导致病发。性命攸关的时候，“我”背余乾坤的父亲去了诊所。杨致远的母亲在“我”这里买了十斤麦芽糖，等着杨致远从美国回来为死去的父亲立碑。但是杨致远因为没有买到机票而无法回家，情急之下只有“我”代替杨致远为其父亲立碑。同样，肖子文因为妻子的缘故，也不能陪父亲过年。“反讽要求表象与事实相对立或相龃龉。”[4]对照越鲜明，反讽越强烈。有出息的三人不能留在双亲跟前尽孝，反倒是没有出息的“我”却能侍奉在父亲的左右，晓苏运用反讽的手法在小说中揭示了人生的悖论。
动机与结果的错位指的是人物的初始目的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偏差。《陪读》《替姐姐告状》《挽救豌豆》《怀旧之旅》中，人物的动机和结果之间形成了错位，具有浓烈的反讽意味。
《陪读》写的是一位进城监督女儿学习的中年妇女和女儿的老师发生性关系的离奇故事。小说并未写“我”怎样监督女儿学习，而是讲述“我”进城之后的遭遇。从农村来的“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而城市里的女人有吃有穿，关键是她们身边都有男人为其买单。这些场景撩拨起了“我”的“食”和“色”两方面的欲望。“我”开始羡慕城里的女人，她们有大方的男人陪着，而“我”的丈夫却是一个贫穷且不懂风花雪月的农村男人，给不了“我”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满足。当“我”遇见和女儿的老师时，老师的英俊潇洒、温柔体贴让“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欲望，本意来监督女儿读书的“我”和女儿的老师发生了关系。小说的结尾让人瞠目结舌，但是仔细想想却又合情合理。晓苏没有批判城市物质文明对“我”的精神腐蚀，也没有谴责“我”在城里发生的婚外情，而是展示“我”是如何一步一步打开内心的欲望。在《挽救豌豆》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动机和结果也发生了错位。杨聪受豌豆的老公嘱托来劝说豌豆不要进城，然而杨聪多次的劝阻并没有打消豌豆进城的想法，相反杨聪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气质勾起了豌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渴求。豌豆进城的决心更加强烈了，她甚至献身给了杨聪并和丈夫离婚。豌豆不能忍受乡村的落后贫穷以及丈夫的庸庸碌碌，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都不能在乡村得到满足。在这两篇小说中，晓苏通过人物动机与结果的错位营造了反讽的情境。在反讽的情境中，曉苏并没有站在道德立场上去谴责这两位女性的虚荣和堕落，他要观照的是这两个乡村女人内心静水深流的欲望。
无论是表象和事实的龃龉还是动机与结果的错位，反讽结构以出其不意的冲突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将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以一种智慧的方式传递给读者。晓苏笔下的乡村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多重矛盾缠绕在一起，乡村的现实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心系乡村变迁和农民生活境遇的晓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简单的认知并不能把握乡村的实际情况，在反讽的语境中能避免对乡村的简单描绘，能把乡村的复杂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晓苏并没有对正反两种因素做出褒贬，而是客观地展示着两种对立因素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带来的尴尬与滑稽，正因为如此，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显示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力量。
二
隐喻既是一种语言修辞方式，又是一种思维认知方式。在修辞方式上，隐喻是一种不露痕迹地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的修辞手法。在思维认知方式上，隐喻“是事物间，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互相认同的关系”[5]。总体来说，“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6]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隐喻十分重要，不仅涉及局部的语言修辞，还能参与整个文本的结构搭建。“隐喻结构实际上就是一种形成联想关系的运作，作家通过联想在一个文本中制造出两个世界，即显义世界和隐义世界。”[7] 在晓苏的乡村小说中，从局部的修辞到整体的结构，隐喻都被巧妙地运用。他主要通过象征性叙事和寓言化叙事来构建文本的隐喻结构。象征性叙事和寓言化叙事为小说的文本创设了多重意蕴空间，有诗意审美空间，也有现代反思空间。
象征是用具体的事物或者形象来暗示抽象的事物或者观念。象征性叙事以具体的意象以节点展开叙事，意象是组织叙事内容的关键线索。晓苏的多篇乡村小说都充满了浓郁的象征意味，比如在《松油灯》《桃花桥》《回忆一双绣花鞋》《松毛床》《金米》中，晓苏用带有乡村日常生活色彩的物象——“松油灯”、“桃花”、“绣花鞋”、“松毛床”、“金米”等——贯穿全文。在《桃花桥》这篇小说中，桃花是贯穿全文的一个意象。哥哥红领和妹妹红袖两人相依为命，他们住在河的一侧，但是由于没有桥，他们从未去过河对岸。红领是个光棍，红袖到了年纪也没有出嫁。他们家门口有一个毛桃树，他们父母在世的时候总在桃树下打情骂俏。如今孤独寂寞的兄妹看到桃树长出花苞，想到父母的恩爱，又想到各自的孤独，悲伤不已。桃花的花苞越来越多，红袖的情欲也在一天天萌发，她和河对岸的有妇之夫光喜成了相好。心疼哥哥的红袖有意撮合红领和光喜的老婆怀春，为了方便哥哥和自己到河对岸去，红袖把正在长花苞的桃花砍了，搭成了一座桥。在光喜和红袖的帮助下，红领从怀春那里得了性安慰。红领从怀春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桃树搭成的桥上开了几朵桃花。在这篇小说中，桃花象征着乡村农民发自生命本能冲动的性爱，也象征着沟通欲望与现实的桥梁。
寓言化叙事是晓苏乡村小说的隐喻结构的另一运作机制。寓言是一种用比喻性的故事来揭示某一道理的文学体裁。“小说的寓言化写作，简单来说，就是故事的哲理化和哲理的故事化，但哲理必须隐藏在故事背后，只能让读者通过想象才能得到。”[8]晓苏喜欢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揭示某一个普遍而深刻的道理。比如《桠杈打兔》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桠杈打兔”是油菜坡农民的一句口头俗语，本义是用带着杈的棍子打不到兔子，引申为扑空、不凑巧等意思。“桠杈打兔”主人公毛洞生的口头禅，小说通过毛洞生的际遇来阐明祸福相依这个普通而深刻的道理。
在晓苏的笔下，寓言化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而是蕴含在平凡的生活中，如《看稀奇》《野猪》《双胞胎》等小说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寓言。“寓言化不是抽象掉血肉后的骷髅，而是一个更完整的更丰满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人性，这样的矛盾与纠结，最能够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我的《花被窝》和《看稀奇》，其实都属于这样的人性寓言。”[9]晓苏的乡村小说特别注重对人性的挖掘与探究，他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揭示他对人性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他小说的寓言化特征。比如《看稀奇》这篇小说主要写人性的激活，小说中的几个人物，他们虽已经年老，但是他们内心还有对性的渴望。男主人公和老伴腊英及邻居李子木都发生了矛盾，在偷看从城里来的一对情侣在茅草地亲热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矛盾竟巧妙地消失了。年近古稀的男主人公和老伴因矛盾而冷战，互不搭理，吃住分开。在看了稀奇之后，老伴主动向他示好，矛盾消失，夫妻又开始了同吃同住的亲密生活。男主人公在下棋时输了邻居李子木十块钱，索求无果之后两人闹僵，同样在看了稀奇之后，李子木竟主动送男主人公一钵豆腐花并归还了十块钱，邻里关系归于和谐。在这篇小说中，性的激活让他们三人实现了人性的沟通，化解了夫妻矛盾和邻里矛盾。这篇小说从平常的故事写出了人性深处的沟通，具有寓言化色彩。
无论是象征性叙事还是寓言化叙事，它们都用显在事物暗示潜在事物，在小说文本的表层背后营造一个深层的隐喻世界。这样，具有隐喻结构的小说文本的意蕴空间就显得更加开阔，既有显性空间也有隐形空间，既有现实空间也有想象空间，既有诗意审美空间又有现代反思空间。
首先，隐喻结构为晓苏的乡村小说提供了诗意审美空间。象征是隐喻结构的运作机制之一，而象征的作用是通过意象生成意境，意境就是充满诗意的审美空间。诗意审美空间充满了美感，能够给读者带来丰富的想象。《松毛床》中的松毛床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女主人公老碗在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下乡知青马绳并向其表白，由于现实因素，马绳没有接受老碗。老碗觉得既然不能嫁给马绳，如果能和他睡一觉也不错。老碗把松树林定为和马绳睡觉的地方，并在松林下面用松毛铺了一个床。老碗如愿和马绳睡了觉，但是恰好被在松林里放牛的村支书的老爹撞见。村支书知晓此事，威胁老碗交代和她睡觉的人是谁，为了不影响马绳的前途，老碗拒不坦白。油菜坡小学的美术老师刘龙一直暗恋老碗，他主动替马绳背了黑锅。老碗被刘龙的义举所感动，和刘龙在松毛床上睡了一觉。马绳如愿回了城，刘龙被油菜坡小学开除，这时老碗却怀孕了，情急之下她决定嫁给对她有好感的油菜坡小学的勤杂工朱幺。老碗向朱幺坦白了她怀孕的事实，朱幺非但没有嫌弃，而且还很爽快地答应与老碗结婚。心生感动的老碗把朱幺带到松毛床下，和朱幺圆了房。多年之后，在老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马绳、刘龙、朱幺三人共聚一堂，为老碗庆祝生日，三个男人互相理解体谅，关系十分融洽。小说的最后他们和老碗来到了松林中，一起铺了一个松毛床。在这篇小说中，松毛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既可以把它看成油菜坡农民美好活泼的性爱，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油菜坡农民自由自在的生命力，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体谅。松毛床到底隐喻着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小说的文本中创设了一个诗意审美的空间。在这个诗意审美空间里，充满着各种想象的可能性，读者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阐释它，并从中获得美好的审美感受。
其次，隐喻结构还为晓苏的乡村小说提供了现代反思空间。这里的现代反思指的是作者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的理性思考。晓苏的乡村小说有着强烈的现代反思精神，比如对人性的反思、对社会弊病的反思。《回忆一双绣花鞋》《松毛床》等都是关于人性的故事，作者通过隐喻结构表达了他对暧昧的、诡秘的、善恶難辨的人性的理性反思。在《金米》中，晓苏反思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为了保护最后一块金米地，农村妇女九女和麻雀的斗争有着极强的隐喻色彩。油菜坡农民不再种金米了，因为金米不如烟叶赚钱。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发家致富是油菜坡村民的追求，像金米这样美好但是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东西是要被抛弃的。九女为了保护最后一块金米地，在与麻雀的斗争中死去了。“麻雀”象征着金钱至上的观念，而“金米”象征着乡村美好的人情与人性，在麻雀啄食金米的隐喻中，可以看到作者反思了经济思维对乡村人情和人性的腐蚀。 三
在多篇小说中，晓苏小说的叙事结构变得复合多维。现在和过去的共时态结构和和立体交叉式的网络体结构是晓苏乡村小说中复合结构的主要形态。
打破现在和过去的时间界限，将现在与过去的人事融为一体，构建现在与过去的共时态文本结构，是晓苏常用的一种复合结构方式。《回忆一双绣花鞋》《看稀奇》《我们的隐私》《你们的大哥》《离婚的女人》《卖糖记》等是现在与过去共时态结构的成功运用。
《回忆一双绣花鞋》借助“回忆”的讲述形式将现在与过去相互融合。小说有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现在的线索是油菜坡石匠温九和老婆金菊的一天的生活：夫妻早上拌嘴、金菊向温九催问绣花鞋的秘密、金菊买糖果道歉，夫妻二人去镇里看望秋红。同时，小说以金菊追问绣花鞋的秘密以及温九故意延迟解开秘密时间的情节设置，铺展了一条发生在二十二年前的线索：温九和妇女主任秋红在防空洞里偷情，秋红送给温九一双绣花鞋。现在和过去的事情通过温九诉说绣花鞋的秘密而处于共时态的结构中。同样，《你们的大哥》以一位母亲的口述形式将现在与过去的事情融为一体。母亲的大儿子刑满出狱了，但是老二、老三、老四都不愿意去接他们的大哥，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同时，母亲的不断回忆过去大儿子为了几个弟弟奉献出自己一切的事情。过去与现在这位母亲的讲述中来回穿插。
可以看出，这种现在与过去的共时态结构的功能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现在与过去的对比能显示出人性的一角。比如《你们的大哥》中，多年之前大哥把当兵的机会让给了老二，老二的命运从此改变，如今当上了镇上粮站的副站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老三要举行婚礼，但按照油菜坡的习俗，结婚必须要有花生。老三偷了公家的花生被发现，关键时候大哥站出来替老三顶罪，大哥因此被民兵打得不成样子;老四在十九岁的时候生了急病，因家里贫穷没有去镇上的医院就医，生命垂危。在外打工的大哥听到消息之后，立刻赶回了油菜坡，连夜把老四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并支付了医药费，老四最终转危为安。大哥对几个弟弟有着无私的爱，为他们能够奉献一切。然而现在，大哥刑满释放，几个弟弟对大哥的态度卻十分冷漠。老二在会议室打扑克，听到大哥回家的消息无动于衷，不愿意去迎接大哥;老三与邻居发生了一点矛盾，要找邻居扯皮，压根不把大哥回家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老四怕老婆，老婆不同意他去迎接大哥，老四不敢吭声。大哥为了兄弟掏肝掏肺，而受到大哥恩惠的几个弟弟，却不愿意去迎接大哥，大哥的善良与弟弟们的冷漠形成了强烈对比，这无疑是对人性的讽刺。
另外，现在与过去融为一体的共时态结构可以容纳高密度的乡村人事信息量，使得小说文本具有张力。《回忆一双绣花鞋》中，二十二年前温九和别的女人偷情，那个女人送给温九一双绣花鞋。金菊为此和温九闹别扭，追问绣花鞋是哪个女人送给他温九的。温九告诉金菊，等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再告诉她答案。绣花鞋事件就这样一直放在了金菊的心中。二十二年之后，温九告诉金菊和他偷情的是妇女主任秋红，知道答案的金菊并没有生气，而是和温九一起去秋红和温九偷情的防空洞里看看，并提议明天和温九去看望秋红。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各有不同的主题指向，前者指向乡村放纵而又自然的人性情欲;后者指向在相濡以沫的岁月中，夫妻之间的感情实现了人性欲望和道德准则的平衡。这两条线索在一双绣花鞋的牵引下实现汇合，又共同指向了一个温暖的人性主题。《花被窝》中，在叙述秀水和李随偷情的情节中，晓苏又插入了另外一条叙事情节：秀水婆婆年轻时候的婚外情。现在时秀水的婚外情和过去式婆婆的婚外情互相穿插，共同指向一个主题：两代留守妇女的情欲压抑和人性理解。
除了现时和过去共时态，晓苏还在小说中运用了立体交叉式的网络体结构，即从不同的视角叙述同一件事或多事件多线索的交织，构成一种多线并进、多层面显示的复合结构。《三个乞丐》《道德模范刘春水》《矿难者》《白日佬》等小说是这类结构的代表性文本。
《三个乞丐》这篇小说有着三个以上的叙事线索。油菜坡脚下的食堂里来了三个乞丐——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个四岁左右的孩子，三个乞丐的关系引起了食堂老板和食堂员工的猜测。从汤支书和女儿的故事中，食堂打杂的认为三个乞丐对应的是父亲、女儿和外孙的关系。从宋至美和公公乱伦的故事中，厨子猜测三个乞丐应该是公公，儿媳、私生子的关系。在万千一的故事中，老板猜测三个乞丐应该是一家三口。三个乞丐的关系，随着现实的变化以及不同人的推断而变化，一切均无定论，我们并不清楚三个乞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三个乞丐的关系是读者关注的焦点，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读者可以自己去猜测，未完成性使得这篇小说趣味横生。除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作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不是刻意玩弄小说技巧，其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意蕴。在内容层面，作者设置三个乞丐的关系的悬念，主要是以此来连接三个并置的故事，这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当下农村光怪陆离的现实场景。第一个故事主要讲述基层政权的腐败，第二个故事讲述消费享乐主义对农民的腐蚀以及农村伦理关系的错位，第三个故事则讲述油菜坡农民的生活困苦以及心理需求。这三个故事的并置形成了对乡村环境的多角度展示，让读者看到权力、欲望、人性的斑驳交织。多重的叙事线索使得小说的内涵变得宽广，也使得小说的主题变得扑朔迷离。
无论是现在与过去的共时态还是立体交叉式网络体，复合的叙事结构能够增加小说的表现内容，同时也为作家观察乡村提供了多层面的观照。
注 释
[1]李建军著：《小说修辞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2]李建军著：《小说修辞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3]晓苏：《麦芽糖》，《青年文学》，2008年第2期.
[4]（英）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5]耿占春著：《隐喻》，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6]季广茂著：《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7]晓苏著：《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8]晓苏著：《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9]周新民，晓苏：《有意思与有意义的小说》，《文学教育》，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高级中学）
一
李建军在研究小说的反讽修辞时，归纳了反讽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中一个就是正反两极对立因素的互相对比。李建军说：“几乎每一种反讽都是在具有反对性质的两种对立因素的对照中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反讽。”[1]晓苏偏好运用反讽结构，《麦芽糖》《推牛》《我们应该感谢谁》《酒疯子》《陪读》《挽救豌豆》《替姐姐告状》《怀旧之旅》等多篇小说便是力证。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能经常看到一种由两种对立因素的对比而构成的框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表象与事实龃龉、动机与结果的错位。在这种框架之中，两种对立因素的冲突与读者内心的阅读期待产生强烈的错位，产生一种戏剧意味，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阅读快感。另外，作者并没有对两种对立的因素持褒贬态度，只是客观而冷静展示两种对立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尴尬。“这样，反讽的功能，就在于可以避免作者以过于武断、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一种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更为智慧、更为诗意地将作者的态度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心领神会。”[2]
表象与事实的龃龉指作者一开始展示某种表象，假装不知道事实如何，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最终揭示与表象相对立的事实。《麦芽糖》是一篇反讽力作，小说通过“没出息”的“我”和“有出息”的别人的对比营造了反讽情景。《麦芽糖》的开篇就设置了一个反讽语境：“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所以我每天都要给我爹抓背。”[3]“我”自认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因为跟油菜坡的其他三个人相比，“我”确实没有多少出息。杨致远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工作并找了一个美国的老婆;肖子文也考上了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做了省报的记者;余乾坤虽然只上了中专，但是开了一个公司，成为有钱的大老板。而“我”高考落榜之后，只能回到贫穷闭塞的油菜坡，一边种田一边卖麦芽糖。小说的后半部分发生了逆转，表象与事实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对比。余乾坤的父母因为过不惯城里的生活，便留在了油菜坡老家，老两口一年到头见不到儿子，思念成疾。余乾坤业务繁忙，过年回不了家。余乾坤的父亲患有糖尿病，为了逼迫儿子回来，他故意吃麦芽糖导致病发。性命攸关的时候，“我”背余乾坤的父亲去了诊所。杨致远的母亲在“我”这里买了十斤麦芽糖，等着杨致远从美国回来为死去的父亲立碑。但是杨致远因为没有买到机票而无法回家，情急之下只有“我”代替杨致远为其父亲立碑。同样，肖子文因为妻子的缘故，也不能陪父亲过年。“反讽要求表象与事实相对立或相龃龉。”[4]对照越鲜明，反讽越强烈。有出息的三人不能留在双亲跟前尽孝，反倒是没有出息的“我”却能侍奉在父亲的左右，晓苏运用反讽的手法在小说中揭示了人生的悖论。
动机与结果的错位指的是人物的初始目的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偏差。《陪读》《替姐姐告状》《挽救豌豆》《怀旧之旅》中，人物的动机和结果之间形成了错位，具有浓烈的反讽意味。
《陪读》写的是一位进城监督女儿学习的中年妇女和女儿的老师发生性关系的离奇故事。小说并未写“我”怎样监督女儿学习，而是讲述“我”进城之后的遭遇。从农村来的“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而城市里的女人有吃有穿，关键是她们身边都有男人为其买单。这些场景撩拨起了“我”的“食”和“色”两方面的欲望。“我”开始羡慕城里的女人，她们有大方的男人陪着，而“我”的丈夫却是一个贫穷且不懂风花雪月的农村男人，给不了“我”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满足。当“我”遇见和女儿的老师时，老师的英俊潇洒、温柔体贴让“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欲望，本意来监督女儿读书的“我”和女儿的老师发生了关系。小说的结尾让人瞠目结舌，但是仔细想想却又合情合理。晓苏没有批判城市物质文明对“我”的精神腐蚀，也没有谴责“我”在城里发生的婚外情，而是展示“我”是如何一步一步打开内心的欲望。在《挽救豌豆》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动机和结果也发生了错位。杨聪受豌豆的老公嘱托来劝说豌豆不要进城，然而杨聪多次的劝阻并没有打消豌豆进城的想法，相反杨聪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气质勾起了豌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渴求。豌豆进城的决心更加强烈了，她甚至献身给了杨聪并和丈夫离婚。豌豆不能忍受乡村的落后贫穷以及丈夫的庸庸碌碌，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都不能在乡村得到满足。在这两篇小说中，晓苏通过人物动机与结果的错位营造了反讽的情境。在反讽的情境中，曉苏并没有站在道德立场上去谴责这两位女性的虚荣和堕落，他要观照的是这两个乡村女人内心静水深流的欲望。
无论是表象和事实的龃龉还是动机与结果的错位，反讽结构以出其不意的冲突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将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以一种智慧的方式传递给读者。晓苏笔下的乡村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多重矛盾缠绕在一起，乡村的现实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心系乡村变迁和农民生活境遇的晓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简单的认知并不能把握乡村的实际情况，在反讽的语境中能避免对乡村的简单描绘，能把乡村的复杂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晓苏并没有对正反两种因素做出褒贬，而是客观地展示着两种对立因素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带来的尴尬与滑稽，正因为如此，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显示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力量。
二
隐喻既是一种语言修辞方式，又是一种思维认知方式。在修辞方式上，隐喻是一种不露痕迹地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的修辞手法。在思维认知方式上，隐喻“是事物间，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互相认同的关系”[5]。总体来说，“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6]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隐喻十分重要，不仅涉及局部的语言修辞，还能参与整个文本的结构搭建。“隐喻结构实际上就是一种形成联想关系的运作，作家通过联想在一个文本中制造出两个世界，即显义世界和隐义世界。”[7] 在晓苏的乡村小说中，从局部的修辞到整体的结构，隐喻都被巧妙地运用。他主要通过象征性叙事和寓言化叙事来构建文本的隐喻结构。象征性叙事和寓言化叙事为小说的文本创设了多重意蕴空间，有诗意审美空间，也有现代反思空间。
象征是用具体的事物或者形象来暗示抽象的事物或者观念。象征性叙事以具体的意象以节点展开叙事，意象是组织叙事内容的关键线索。晓苏的多篇乡村小说都充满了浓郁的象征意味，比如在《松油灯》《桃花桥》《回忆一双绣花鞋》《松毛床》《金米》中，晓苏用带有乡村日常生活色彩的物象——“松油灯”、“桃花”、“绣花鞋”、“松毛床”、“金米”等——贯穿全文。在《桃花桥》这篇小说中，桃花是贯穿全文的一个意象。哥哥红领和妹妹红袖两人相依为命，他们住在河的一侧，但是由于没有桥，他们从未去过河对岸。红领是个光棍，红袖到了年纪也没有出嫁。他们家门口有一个毛桃树，他们父母在世的时候总在桃树下打情骂俏。如今孤独寂寞的兄妹看到桃树长出花苞，想到父母的恩爱，又想到各自的孤独，悲伤不已。桃花的花苞越来越多，红袖的情欲也在一天天萌发，她和河对岸的有妇之夫光喜成了相好。心疼哥哥的红袖有意撮合红领和光喜的老婆怀春，为了方便哥哥和自己到河对岸去，红袖把正在长花苞的桃花砍了，搭成了一座桥。在光喜和红袖的帮助下，红领从怀春那里得了性安慰。红领从怀春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桃树搭成的桥上开了几朵桃花。在这篇小说中，桃花象征着乡村农民发自生命本能冲动的性爱，也象征着沟通欲望与现实的桥梁。
寓言化叙事是晓苏乡村小说的隐喻结构的另一运作机制。寓言是一种用比喻性的故事来揭示某一道理的文学体裁。“小说的寓言化写作，简单来说，就是故事的哲理化和哲理的故事化，但哲理必须隐藏在故事背后，只能让读者通过想象才能得到。”[8]晓苏喜欢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揭示某一个普遍而深刻的道理。比如《桠杈打兔》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桠杈打兔”是油菜坡农民的一句口头俗语，本义是用带着杈的棍子打不到兔子，引申为扑空、不凑巧等意思。“桠杈打兔”主人公毛洞生的口头禅，小说通过毛洞生的际遇来阐明祸福相依这个普通而深刻的道理。
在晓苏的笔下，寓言化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而是蕴含在平凡的生活中，如《看稀奇》《野猪》《双胞胎》等小说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寓言。“寓言化不是抽象掉血肉后的骷髅，而是一个更完整的更丰满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人性，这样的矛盾与纠结，最能够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我的《花被窝》和《看稀奇》，其实都属于这样的人性寓言。”[9]晓苏的乡村小说特别注重对人性的挖掘与探究，他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揭示他对人性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他小说的寓言化特征。比如《看稀奇》这篇小说主要写人性的激活，小说中的几个人物，他们虽已经年老，但是他们内心还有对性的渴望。男主人公和老伴腊英及邻居李子木都发生了矛盾，在偷看从城里来的一对情侣在茅草地亲热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矛盾竟巧妙地消失了。年近古稀的男主人公和老伴因矛盾而冷战，互不搭理，吃住分开。在看了稀奇之后，老伴主动向他示好，矛盾消失，夫妻又开始了同吃同住的亲密生活。男主人公在下棋时输了邻居李子木十块钱，索求无果之后两人闹僵，同样在看了稀奇之后，李子木竟主动送男主人公一钵豆腐花并归还了十块钱，邻里关系归于和谐。在这篇小说中，性的激活让他们三人实现了人性的沟通，化解了夫妻矛盾和邻里矛盾。这篇小说从平常的故事写出了人性深处的沟通，具有寓言化色彩。
无论是象征性叙事还是寓言化叙事，它们都用显在事物暗示潜在事物，在小说文本的表层背后营造一个深层的隐喻世界。这样，具有隐喻结构的小说文本的意蕴空间就显得更加开阔，既有显性空间也有隐形空间，既有现实空间也有想象空间，既有诗意审美空间又有现代反思空间。
首先，隐喻结构为晓苏的乡村小说提供了诗意审美空间。象征是隐喻结构的运作机制之一，而象征的作用是通过意象生成意境，意境就是充满诗意的审美空间。诗意审美空间充满了美感，能够给读者带来丰富的想象。《松毛床》中的松毛床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女主人公老碗在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下乡知青马绳并向其表白，由于现实因素，马绳没有接受老碗。老碗觉得既然不能嫁给马绳，如果能和他睡一觉也不错。老碗把松树林定为和马绳睡觉的地方，并在松林下面用松毛铺了一个床。老碗如愿和马绳睡了觉，但是恰好被在松林里放牛的村支书的老爹撞见。村支书知晓此事，威胁老碗交代和她睡觉的人是谁，为了不影响马绳的前途，老碗拒不坦白。油菜坡小学的美术老师刘龙一直暗恋老碗，他主动替马绳背了黑锅。老碗被刘龙的义举所感动，和刘龙在松毛床上睡了一觉。马绳如愿回了城，刘龙被油菜坡小学开除，这时老碗却怀孕了，情急之下她决定嫁给对她有好感的油菜坡小学的勤杂工朱幺。老碗向朱幺坦白了她怀孕的事实，朱幺非但没有嫌弃，而且还很爽快地答应与老碗结婚。心生感动的老碗把朱幺带到松毛床下，和朱幺圆了房。多年之后，在老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马绳、刘龙、朱幺三人共聚一堂，为老碗庆祝生日，三个男人互相理解体谅，关系十分融洽。小说的最后他们和老碗来到了松林中，一起铺了一个松毛床。在这篇小说中，松毛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既可以把它看成油菜坡农民美好活泼的性爱，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油菜坡农民自由自在的生命力，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体谅。松毛床到底隐喻着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小说的文本中创设了一个诗意审美的空间。在这个诗意审美空间里，充满着各种想象的可能性，读者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阐释它，并从中获得美好的审美感受。
其次，隐喻结构还为晓苏的乡村小说提供了现代反思空间。这里的现代反思指的是作者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的理性思考。晓苏的乡村小说有着强烈的现代反思精神，比如对人性的反思、对社会弊病的反思。《回忆一双绣花鞋》《松毛床》等都是关于人性的故事，作者通过隐喻结构表达了他对暧昧的、诡秘的、善恶難辨的人性的理性反思。在《金米》中，晓苏反思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为了保护最后一块金米地，农村妇女九女和麻雀的斗争有着极强的隐喻色彩。油菜坡农民不再种金米了，因为金米不如烟叶赚钱。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发家致富是油菜坡村民的追求，像金米这样美好但是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东西是要被抛弃的。九女为了保护最后一块金米地，在与麻雀的斗争中死去了。“麻雀”象征着金钱至上的观念，而“金米”象征着乡村美好的人情与人性，在麻雀啄食金米的隐喻中，可以看到作者反思了经济思维对乡村人情和人性的腐蚀。 三
在多篇小说中，晓苏小说的叙事结构变得复合多维。现在和过去的共时态结构和和立体交叉式的网络体结构是晓苏乡村小说中复合结构的主要形态。
打破现在和过去的时间界限，将现在与过去的人事融为一体，构建现在与过去的共时态文本结构，是晓苏常用的一种复合结构方式。《回忆一双绣花鞋》《看稀奇》《我们的隐私》《你们的大哥》《离婚的女人》《卖糖记》等是现在与过去共时态结构的成功运用。
《回忆一双绣花鞋》借助“回忆”的讲述形式将现在与过去相互融合。小说有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现在的线索是油菜坡石匠温九和老婆金菊的一天的生活：夫妻早上拌嘴、金菊向温九催问绣花鞋的秘密、金菊买糖果道歉，夫妻二人去镇里看望秋红。同时，小说以金菊追问绣花鞋的秘密以及温九故意延迟解开秘密时间的情节设置，铺展了一条发生在二十二年前的线索：温九和妇女主任秋红在防空洞里偷情，秋红送给温九一双绣花鞋。现在和过去的事情通过温九诉说绣花鞋的秘密而处于共时态的结构中。同样，《你们的大哥》以一位母亲的口述形式将现在与过去的事情融为一体。母亲的大儿子刑满出狱了，但是老二、老三、老四都不愿意去接他们的大哥，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同时，母亲的不断回忆过去大儿子为了几个弟弟奉献出自己一切的事情。过去与现在这位母亲的讲述中来回穿插。
可以看出，这种现在与过去的共时态结构的功能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现在与过去的对比能显示出人性的一角。比如《你们的大哥》中，多年之前大哥把当兵的机会让给了老二，老二的命运从此改变，如今当上了镇上粮站的副站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老三要举行婚礼，但按照油菜坡的习俗，结婚必须要有花生。老三偷了公家的花生被发现，关键时候大哥站出来替老三顶罪，大哥因此被民兵打得不成样子;老四在十九岁的时候生了急病，因家里贫穷没有去镇上的医院就医，生命垂危。在外打工的大哥听到消息之后，立刻赶回了油菜坡，连夜把老四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并支付了医药费，老四最终转危为安。大哥对几个弟弟有着无私的爱，为他们能够奉献一切。然而现在，大哥刑满释放，几个弟弟对大哥的态度卻十分冷漠。老二在会议室打扑克，听到大哥回家的消息无动于衷，不愿意去迎接大哥;老三与邻居发生了一点矛盾，要找邻居扯皮，压根不把大哥回家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老四怕老婆，老婆不同意他去迎接大哥，老四不敢吭声。大哥为了兄弟掏肝掏肺，而受到大哥恩惠的几个弟弟，却不愿意去迎接大哥，大哥的善良与弟弟们的冷漠形成了强烈对比，这无疑是对人性的讽刺。
另外，现在与过去融为一体的共时态结构可以容纳高密度的乡村人事信息量，使得小说文本具有张力。《回忆一双绣花鞋》中，二十二年前温九和别的女人偷情，那个女人送给温九一双绣花鞋。金菊为此和温九闹别扭，追问绣花鞋是哪个女人送给他温九的。温九告诉金菊，等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再告诉她答案。绣花鞋事件就这样一直放在了金菊的心中。二十二年之后，温九告诉金菊和他偷情的是妇女主任秋红，知道答案的金菊并没有生气，而是和温九一起去秋红和温九偷情的防空洞里看看，并提议明天和温九去看望秋红。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各有不同的主题指向，前者指向乡村放纵而又自然的人性情欲;后者指向在相濡以沫的岁月中，夫妻之间的感情实现了人性欲望和道德准则的平衡。这两条线索在一双绣花鞋的牵引下实现汇合，又共同指向了一个温暖的人性主题。《花被窝》中，在叙述秀水和李随偷情的情节中，晓苏又插入了另外一条叙事情节：秀水婆婆年轻时候的婚外情。现在时秀水的婚外情和过去式婆婆的婚外情互相穿插，共同指向一个主题：两代留守妇女的情欲压抑和人性理解。
除了现时和过去共时态，晓苏还在小说中运用了立体交叉式的网络体结构，即从不同的视角叙述同一件事或多事件多线索的交织，构成一种多线并进、多层面显示的复合结构。《三个乞丐》《道德模范刘春水》《矿难者》《白日佬》等小说是这类结构的代表性文本。
《三个乞丐》这篇小说有着三个以上的叙事线索。油菜坡脚下的食堂里来了三个乞丐——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个四岁左右的孩子，三个乞丐的关系引起了食堂老板和食堂员工的猜测。从汤支书和女儿的故事中，食堂打杂的认为三个乞丐对应的是父亲、女儿和外孙的关系。从宋至美和公公乱伦的故事中，厨子猜测三个乞丐应该是公公，儿媳、私生子的关系。在万千一的故事中，老板猜测三个乞丐应该是一家三口。三个乞丐的关系，随着现实的变化以及不同人的推断而变化，一切均无定论，我们并不清楚三个乞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三个乞丐的关系是读者关注的焦点，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读者可以自己去猜测，未完成性使得这篇小说趣味横生。除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作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不是刻意玩弄小说技巧，其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意蕴。在内容层面，作者设置三个乞丐的关系的悬念，主要是以此来连接三个并置的故事，这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当下农村光怪陆离的现实场景。第一个故事主要讲述基层政权的腐败，第二个故事讲述消费享乐主义对农民的腐蚀以及农村伦理关系的错位，第三个故事则讲述油菜坡农民的生活困苦以及心理需求。这三个故事的并置形成了对乡村环境的多角度展示，让读者看到权力、欲望、人性的斑驳交织。多重的叙事线索使得小说的内涵变得宽广，也使得小说的主题变得扑朔迷离。
无论是现在与过去的共时态还是立体交叉式网络体，复合的叙事结构能够增加小说的表现内容，同时也为作家观察乡村提供了多层面的观照。
注 释
[1]李建军著：《小说修辞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2]李建军著：《小说修辞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3]晓苏：《麦芽糖》，《青年文学》，2008年第2期.
[4]（英）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5]耿占春著：《隐喻》，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6]季广茂著：《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7]晓苏著：《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8]晓苏著：《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9]周新民，晓苏：《有意思与有意义的小说》，《文学教育》，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