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下：
　　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而把人发配到千里之外？
　　回答如下：
　　这实际上是一个立法原则的问题。
　　在秦汉法律体系下，也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法律（实物为睡虎地秦墓、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记载的“秦律”）一直沿用到西汉初年（实物为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再经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等多代修订，之后一直贯穿东汉，适用到三国时代的一系列法律中，“流”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刑罚。
　　因为秦汉法律的立法原则，本质上是“法家伦理化”的，所以，略等于“流”的刑罚是“罚戍”，也就是到指定的边疆地区戍守若干年，但是这里刑罚的“苦”，主要出自“戍役”，而不一定要求如何地蹿远，也不以这种“戍地”的距离，作为这种刑罚的“轻重”标准。
　　而进入“魏律”系统，也就是三国时代曹魏重新更定的律令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法律儒家化”，也就是法律规范的社会伦理完全以儒家伦理为依归。
　　《唐律疏议》注解“流刑三”条下解释：
　　“《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
　　这个《书》即《尚书·尧典》。“流宥五刑”在当时的解释是，以“流放”作为“五刑”（墨，即黥面刺字;劓，即割鼻子;剕，即斩脚趾;宫，即阉割男性;大辟，即斩首）的宽刑替代，理由是，“不忍”杀伤犯人，所以宽恕他们让他们滾得远远的。
　　“大罪”则远远流放，最狠的是扔到海外，次一等的是扔到九州之外，最轻的是扔到“中国”也就是文明社会之外，这是唐虞，也就是尧的旧法。
　　可见，“流刑”出现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对儒家经典的践行。
　　这个刑罚，出自儒家经典，践行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却在唐宋广受诟病， 因为它作为只比死刑低一等的重刑，在惩罚的沉重程度上，唐宋之际反而觉得太轻了。
　　为啥呢？
　　因为《唐律》中的流刑，等于是远蹿之后，在当地附籍，犯罪官员待够年数之后还可以东山再起，除了远离家乡，其他真没什么苦的，甚至不如徒刑实际劳役服刑时间长。
　　所以宋人就说：
　　“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那么，魏晋南北朝定法的时候，为什么不存在这个问题？
　　根本原因是社会形态的变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生存是以宗族为依托的，上有世家大族，下有寒门豪强，完全的小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与家族共居的权力，远流到毫无社会关系的流放地，其生活必然困苦不堪，实为苦事。
　　而到了唐宋，尤其是宋朝，地方开发已见成效，所谓的流放地也是汉人聚居区，且本人的生存早已脱离了家族的荫庇，自始至终都是小家庭的形态，所以，哪怕是流放，入籍之后，照样可以出头。所以，不以为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朝发明了“刺配”，一种结合了“杖”、“黥”、“流”的复合刑罚，也就是《水浒传》中说的“杀威棒” “刺面金印” “流放三千里（边关军州）”。
　　这一套打法，到了元朝，基本弃之不用，因为他们有更狠的解决方案，就是南人流北，北人流南，流放入军，也就是编入军队，终生不得脱离，这就成了彻头彻尾的苦刑了。
　　到了明朝，《大明律》其实已经逐步淡化了流刑的存在，即实际操作中回避流放三千里，而改为输役。而到了清朝，我们常听电视剧说的“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又一次兴起，而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清王朝本身奴隶制残余的一种司法表现。
　　所以，综上所述，虽然我们说“古代”，看似是一体的，其实两千多年来有种种变化和反复，不能一概而论，唯有详细了解之后，才能窥得端倪。
　　茅小月摘自微信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

下酒书

　　/小宽
　　每次去书店，我都要寻找一些能下酒的书。
　　《水浒传》是一本可以拿来下酒的书，大块分金的架势很有草莽气，类似在晚上十二点之后的环路桥底下吃一碗卤煮火烧。我从来没有觉得《红楼梦》适合下酒，倒是适合配茶;而《金瓶梅》则太过悲凉，适合配中药，做引子。
　　看今人的文字，一般酒鬼写的文章更适合下酒。比如狗子，自喻啤酒主义者，写的文字就挺下酒的;胖子张弛，把酒桌上的机灵话全写到了文字里，如他的“混报菜名”系列。这些人的文字不适合独酌，带给我的冲动就是给朋友们打个电话，问他们在哪里吃饭呢，然后杀将过去，混入茫茫无边的酒肉生活。
　　最佳下酒诗是李白的这首：“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我曾经对着这首诗“一杯一杯复一杯”，然后对自己笑笑，感觉在跟李白对饮。一千多年的酒鬼忽然现身房间中，但一点也不突兀，似乎李白就坐在我对面，还在笑话我贪杯。
　　燕妮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青春饭，我们都爱重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