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永明体”及其“四声八病”说，在诗歌从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永明体”的产生是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作诵诗歌实践，体味到了汉语声律之美，并积极追求之的结果。汉语自古以来就有声韵调律之美，汉魏六朝以来，人们追求诵诗声美的氛围浓郁，加之音韵学的发展，“四声”的发现，最终形成了“永明体”及其“四声八病”说。
关键词：四声八病；永明体；沈约；声韵调律
作者简介：王睿航（1991-），男，汉族，重庆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四声八病”是“永明体”声律论的具体内容，所谓“四声”即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南齐书·陆厥传》云：“（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又《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所谓“八病”，即是指在作五言诗时，运用四声、声韵所因避免的八种毛病。据《文镜秘府论·西卷》所载，“八病”包括“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和正纽。”
“四声八病”说的起源是古代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诗歌实践，发现了汉语中原本就客观存在的声韵调律之美，并用“四声”“八病”等将其理论化、规律化，积极用于诗歌创作的结果。永明体的创制者们认为，此前的诗人虽已注意文学作品语言的音律美，但多少还是比较盲目地去要求做到音韵流畅，而不能自觉地人为地运用声韵的规律去创作。而永明年间，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这些都为文人作家们潜心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保障，永明体诗人对诗歌语言声音之美的追求，较之前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汉民族的语言自古就有声韵调律之美
汉民族的语言有声、韵、调之美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尚书·尧典》就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可见汉语早在上古就有声律之概念。《诗大序》中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孔颖达疏曰：“情发见于言语之声，于时虽言哀乐之事，未有宫商之调，唯是声耳。至于作诗之时，则次序清浊，节奏高下，使五声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则能如此，据其成文之响，即是为音。”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作诗时虽没有四声的概念，但融入了宫商角征羽五声和谐的概念，并追求清浊节奏成文的规律之美，而非无声无韵，无调无律。据清代和现代一些学者研究，《诗三百》中的诗句有规律地停顿形成节奏，押脚韵的字不但韵母相同或相近，而且声调也相同。这表明在《诗经》时代，人们对声调就已有敏锐的感觉。
二、汉魏六朝人有重视诗歌声律美的风气
诗歌原本合乐，后来渐渐脱离音乐而仅供诵读。诵读诗时的声音之美，是颇受汉魏六朝人重视的，这种在“四声”发现之前对诵诗声美的自然追求，会逐渐演化成一种人为的规律性追求。汉魏六朝人对诗歌声律的追求的例子有很多，《后汉书·郭泰传》载“（泰）善谈论，美音制。”《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载“（琰）声姿高畅。”《南史·周舍传》载“（舍）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这期间，晋代的陆机和南朝宋的范晔提出了文学作品要音声变化和谐的要求，影响较大，但还只是停留在自然层面上，并未人为硬性要求。陆机在《文赋》中说：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评说：“……《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书》中，体会到了汉语声调宫商的不同，若只讲押韵不讲声调也是不行的。古人似乎未完全参透此理。其云：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
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四声”发现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要运用音韵声律上的抑扬顿挫来构成文学作品语言的和谐的音乐美。
三、四声的发现与“永明体”“四声八病”说的正式形成
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律，这是“永明新体”形成的关键。四声本是当时汉语的客观现象，但一般人都不能辨别四声。据说梁武帝萧衍即不识四声，他曾问朱异：“何者名为四声？”朱曰：“‘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萧衍曰：“‘天子寿考’为何不是四声。”最早发现四声的应是南朝齐的周颙，《南齐书·周颙传》记载他“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其著有《四声切韵》之作。其次是沈约，其著有《四声谱》，称“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此秘。”但周颙等在作品创作上不如沈约，故后世提及“永明体”“四声八病”首提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对声律论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强调了声调平仄不同，高低抑扬各异，方可形成音声之美：
若夫敷衽论心，商搉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又据《南齐书·陆厥传》引沈尚书的话说：
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从中可见，沈约认为诗歌可以根据字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
最终，在古代文人长期追求诗歌声音之美的实践下，在浓厚的研究语言声律美的氛围中，在音韵学发展的促进下，伴随着“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严格强调诗歌声律格律的“永明新体”最终产生。据《南齐书·陆厥传》记载：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的主要代表作家是“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钟嵘在《诗品序》中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除了严格的声律规定外，永明体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这些都很接近以后近体诗的特征。永明体较质朴的古体诗在追求人为的音律美的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为后世近体律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结论：
南齐永明年间，社会较稳定，经济较繁荣。以沈约为代表的汉族文人抓住历史机遇，在前人自然追求音韵美，已似乎对声律有所感悟的基础上，进一步人为求得之。“永明体”的产生是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作诵诗歌的实践和体会，领悟到了汉语音声之美，并积极追求之，标准定义之的结果。自古以来，汉语就有声韵调律之美，汉魏六朝以来，人们普遍有追求诗歌声律美的风气，音韵学的发展为八病说的提出打下基础，伴随“四声”的发现，最终形成了“永明体”及其“四声八病”说。
参考文献：
[1][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2][南朝梁]钟嵘：《诗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3][南朝梁]徐陵：《玉台新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日]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5][清] 张廷玉等：《康熙字典》，九州岛出版社，1998.
[6][清]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四声八病；永明体；沈约；声韵调律
作者简介：王睿航（1991-），男，汉族，重庆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四声八病”是“永明体”声律论的具体内容，所谓“四声”即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南齐书·陆厥传》云：“（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又《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所谓“八病”，即是指在作五言诗时，运用四声、声韵所因避免的八种毛病。据《文镜秘府论·西卷》所载，“八病”包括“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和正纽。”
“四声八病”说的起源是古代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诗歌实践，发现了汉语中原本就客观存在的声韵调律之美，并用“四声”“八病”等将其理论化、规律化，积极用于诗歌创作的结果。永明体的创制者们认为，此前的诗人虽已注意文学作品语言的音律美，但多少还是比较盲目地去要求做到音韵流畅，而不能自觉地人为地运用声韵的规律去创作。而永明年间，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这些都为文人作家们潜心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保障，永明体诗人对诗歌语言声音之美的追求，较之前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汉民族的语言自古就有声韵调律之美
汉民族的语言有声、韵、调之美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尚书·尧典》就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可见汉语早在上古就有声律之概念。《诗大序》中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孔颖达疏曰：“情发见于言语之声，于时虽言哀乐之事，未有宫商之调，唯是声耳。至于作诗之时，则次序清浊，节奏高下，使五声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则能如此，据其成文之响，即是为音。”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作诗时虽没有四声的概念，但融入了宫商角征羽五声和谐的概念，并追求清浊节奏成文的规律之美，而非无声无韵，无调无律。据清代和现代一些学者研究，《诗三百》中的诗句有规律地停顿形成节奏，押脚韵的字不但韵母相同或相近，而且声调也相同。这表明在《诗经》时代，人们对声调就已有敏锐的感觉。
二、汉魏六朝人有重视诗歌声律美的风气
诗歌原本合乐，后来渐渐脱离音乐而仅供诵读。诵读诗时的声音之美，是颇受汉魏六朝人重视的，这种在“四声”发现之前对诵诗声美的自然追求，会逐渐演化成一种人为的规律性追求。汉魏六朝人对诗歌声律的追求的例子有很多，《后汉书·郭泰传》载“（泰）善谈论，美音制。”《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载“（琰）声姿高畅。”《南史·周舍传》载“（舍）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这期间，晋代的陆机和南朝宋的范晔提出了文学作品要音声变化和谐的要求，影响较大，但还只是停留在自然层面上，并未人为硬性要求。陆机在《文赋》中说：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评说：“……《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书》中，体会到了汉语声调宫商的不同，若只讲押韵不讲声调也是不行的。古人似乎未完全参透此理。其云：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
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四声”发现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要运用音韵声律上的抑扬顿挫来构成文学作品语言的和谐的音乐美。
三、四声的发现与“永明体”“四声八病”说的正式形成
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律，这是“永明新体”形成的关键。四声本是当时汉语的客观现象，但一般人都不能辨别四声。据说梁武帝萧衍即不识四声，他曾问朱异：“何者名为四声？”朱曰：“‘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萧衍曰：“‘天子寿考’为何不是四声。”最早发现四声的应是南朝齐的周颙，《南齐书·周颙传》记载他“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其著有《四声切韵》之作。其次是沈约，其著有《四声谱》，称“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此秘。”但周颙等在作品创作上不如沈约，故后世提及“永明体”“四声八病”首提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对声律论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强调了声调平仄不同，高低抑扬各异，方可形成音声之美：
若夫敷衽论心，商搉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又据《南齐书·陆厥传》引沈尚书的话说：
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从中可见，沈约认为诗歌可以根据字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
最终，在古代文人长期追求诗歌声音之美的实践下，在浓厚的研究语言声律美的氛围中，在音韵学发展的促进下，伴随着“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严格强调诗歌声律格律的“永明新体”最终产生。据《南齐书·陆厥传》记载：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的主要代表作家是“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钟嵘在《诗品序》中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除了严格的声律规定外，永明体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这些都很接近以后近体诗的特征。永明体较质朴的古体诗在追求人为的音律美的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为后世近体律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结论：
南齐永明年间，社会较稳定，经济较繁荣。以沈约为代表的汉族文人抓住历史机遇，在前人自然追求音韵美，已似乎对声律有所感悟的基础上，进一步人为求得之。“永明体”的产生是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作诵诗歌的实践和体会，领悟到了汉语音声之美，并积极追求之，标准定义之的结果。自古以来，汉语就有声韵调律之美，汉魏六朝以来，人们普遍有追求诗歌声律美的风气，音韵学的发展为八病说的提出打下基础，伴随“四声”的发现，最终形成了“永明体”及其“四声八病”说。
参考文献：
[1][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2][南朝梁]钟嵘：《诗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3][南朝梁]徐陵：《玉台新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日]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5][清] 张廷玉等：《康熙字典》，九州岛出版社，1998.
[6][清]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