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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诗人的声音
有关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影响，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很多苦役犯，在监狱里已经一无所有了，仍然默念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给自己以必要的精神支撑，坚持活下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过一本流传很广的书，仅次于《日瓦戈医生》的《科雷马故事》。他曾说，我在监狱时，只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有印象，其他人的，甚至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都记不得了，因为他们诗里的那种痛苦，我已经受够了，不愿再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里不是没有痛苦，但它经过了多层的情绪处理以后，带给读者的是安慰。
20世纪的苦役犯们如此钟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原因之一是他饱受苦痛却度过了奇迹的一生。这种幸福感不是一个自爱之人的凯旋，而是突然获得了赦免的受审者的凯旋。他的诗之所以成为那根“最后的救命稻草”，是由于饱满的生命感在每一行诗句中都闪烁出被人遗忘的奇幻的光，这些诗句并不刻意描绘自然，但它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的延续。
这是天才通常能够有的反应和境遇，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因为他的诗就是这样。离开那个战后重建的市区环境后，帕斯捷尔纳克住到一个别墅里，每天在树林里有规律地散步。他晚年写的诗，都是树叶、天空、季节、小路等意象，即使是最挑剔的评论者也不得不认可，这是如此出色的完美的修辞，他是一个完美的诗人。他也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的瑕疵。除了纯粹的艺术创作，他是一个孤独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并且能全身心投入自已创作的人。他的正直和清白据说甚至感动過包括最高领袖这样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连斯大林都尊敬他，他是不可冒犯的。尽管诗人在世的时候，也有评论家指责他写的诗深奥、复杂而且烦琐，远离当代现实。
他诗歌里的抒情，影响过“悄声细语”诗歌流派。“悄声细语”即不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都用特别轻的声音把它说出来。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中早就存在。他写诗不是完全把现实描绘下来，而是通过把现实变形重新再记录。有一种说法认为，所有的俄国作家的作品都是一份个人忏悔书，最典型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却不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乃至屠格涅夫经常做的那样进行直接的说教。他从来不说教，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怎么想的，他只说诗里的某个细节是怎么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白银时代四个诗人里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一个作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必须通过他的艺术作品加以表现，而不能够以额外的附加形式来加深他的艺术作品的效果。在这方面，帕斯捷尔纳克更像契诃夫，自始至终以一种谦卑的声音说话。跟契诃夫以及他所有伟大的先辈，包括那些伟大的象征派——白银时代最早的一批作家，他们的总体价值其实今天都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帕斯捷尔纳克拥有一种超过他所有同代作家的天分，那就是他能将创造的世界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鲜活的品质和生命的律动，生动地传达给读者。很少有像他那样的艺术家，生动地阐述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的理论，认为艺术家是可以跟大自然本身相媲美的创造者。石头、树木、树叶、河流、时间、泥土、微风，在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境中，栩栩如生起来，每一个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从他20岁最早的诗歌开始，他的诗就一直充满这种很整体的神秘氛围和意境。这种意境以自己独特的生动性带给读者很深很深的感染力。帕斯捷尔纳克与其他苏联作家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不关心政治，相反他们都经历了自己国家的命运，以及他们从前的信仰的命运，而是在于他们的天赋不同，在于这些同时代人的记忆粗糙。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记忆始终保持着精湛。他说他们同时代的那些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从一开始就毫无生气。
《黎明》
说到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通常是这四个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与黄金时代，犹如中国唐诗的盛唐和晚唐时期。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有如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有如晚唐时期的韦应物、李商隐。帕斯捷尔纳克可能更像李商隐：无论多么委屈，多么痛苦，他说出来的话一定是貌似欢喜，实则情深。这是一种非常难达到的诗歌境界，它不仅仅是一个作者的语言境界，更是一个人人生的心灵境界。我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和李商隐完全可以放在一起欣赏，他们一直活着，从来没有死去。以《黎明》一诗为例：
黎明
你曾经是我命运中的一切。
后来战争来了，乱了，
很久不见你的踪影，
很久不知你的去向。
过了很多很多年，
你的声音又使我激动不安。
我整夜读着你的遗言，
好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我很想到人群里去，
加入早晨热闹的行列。
我想把一切打碎，
我想把一切降服。
我从楼梯上跑下来，
就好像第一次出门，
来到外面的雪地里，
踏上结了冰的马路。
到处是灯火，人们起身了，
忙着吃早点，赶电车。
几分钟的工夫，
整个城市就变了样子。
狂风用密密的飞雪，
在门外编织着大网。
人们为了及时赶到，
只草草吃几口就动身。
好像我也在他们之中，
我的感觉和一切相同，
雪融化，我也在融化，
早晨阴沉，我也阴沉。
和我在一起的有陌生人，
有树木、没出门的大人和孩子们。
他们一个个把我征服了，
但这正是我的胜利。
1947年
力冈 吴笛/译
帕斯捷尔纳克的《黎明》这首诗非常重要。第一，只有俄国人才能写出这样痛切的诗行。第二，俄国人中间只有帕斯捷尔纳克才能写出这类作品。第三，只有“黎明”这个诗眼，才勉强止得住20世纪人类脸上的那一行泪，一种自由与坚忍的结合。因为黎明意味着最黑暗的时段，黎明过后，天就慢慢亮了，苦难就过去了。但在苦难的漫漫长夜即将过去的时刻，人们很可能是辗转反侧、无比难受的！就像这首诗里表达的故事一样。 《黎明》这首诗与诗人内心的爱有关，它写给一位女性朋友，他以为她在战争中已经死去，很久之后，他竟然收到了她的回信，“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哪里工作”，信里她告诉他自已的近况。帕斯捷尔纳克读到那封信后，被生命之无常震撼了，于是写了这首回信一般的名诗。俄国诗歌里脍炙人口的名篇很多，但在我心中，没有一首能够代替这首《黎明》。如此痛切，又如此淡定，一种诗人特殊的票赋贯彻首尾。
“人们为了及时赶到，只草草吃几口就动身。”他描写的是20世纪人类的命运，深刻地嘲讽了生活的庸俗。每当读到《黎明》中的这句时，便会想到他的两句遗言：第一句是“我快乐”;第二句是“生命美好。如果生命延续，我将用它反抗庸俗，在世界文学和俄国文学中，有太多的庸俗，一切的书写都文不对题”。每个人在生活之网中都逃脱不了。
1917年以来，十月革命带给了人类多大的改变和震动？诗人就凭借这样一首洞穿人心之作，冷观这个世界，总结这一切：
雪融化，我也融化。
早晨陰沉，我也阴冷。结尾部分，诗人与人间的一切等同，他拥抱所有冰冷的生命，思索现实场景中所有的屈辱、黑暗、烦琐、世俗，并通通得到了教堂钟声一样的敲击和回响、震撼和宽容。他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他们一个个把我征服了，但这正是我的胜利。”
诗歌界的巨匠
今夭越来越多的外国访问者纷纷写文章，描写帕斯捷尔纳克的性格和他的相貌。他的一位同时代者说，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即使在最普通的谈话中，他也能表现出充满了象征和比喻的超凡脱俗的语言能力。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同时代人经常会说的印象，跟他见过面、说过话的人都不会忘记，他谈话的丰富性、感染力非常大。关于诗歌，他曾这样说：“人不能永生但却构想出永远的巨大的使命，其自然的后果就是譬喻。由于两者不相符合，人看待事物必须像鹰一样敏锐。从瞬间的易得的彻悟来表达思想。而思想又如此迅逝。这也就是诗歌……”
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白银时代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作家，“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俄罗斯绝大多数听说过他的人，都为他们拥有这样的诗人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把题目定为《白银时代之帕斯捷尔纳克》，是因为每个历史上杰出的大诗人都跟他置身其中的时代之间有一种词源、修辞学、声音文本诸方面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诗人一定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宠儿，同时又是离奇的叛逆者。他一定通过他的作品，他的想象力重构其时代的秘密心灵和形象。时代孕育了他的声音。但声音一旦被人世听取到，诗人就直立起身，走出他的那个时代的襁褓。最终，时代又成为蔽荫、下葬他的棺木。逝去的年代会在为数不多的几名诗人身上，辨认出他自己来：他的矛盾，内心苦痛的挣扎;他的蹊跷的命运转折——这些由诗歌来赋予，往往比其他艺术形式，来得更精准，也更加生动温存。
就《黎明》一诗的作者，他的身后伫立着另外三名诗人的生平和创作：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娜·阿赫玛托娃以及奥·曼德尔施塔姆。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时代，携手成就了彼此每一首流芳百世、甘之如怡的诗作。白银时代的更多诗人也跟他们四位站立在一起：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安宁斯基、吉皮乌斯、梅列日科夫斯基、叶赛宁、别雷、伊万诺夫、沃洛申、赫列勃尼科夫、谢维里亚宁，还有伟大的勃洛克。他们是一个人类语言完备的整体。那个时代的名字叫作“白银时代”。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不过是世代的黑暗森林中鸣唱声音最长、最凄婉、持久的那只夜莺。有趣的是，他们四个人每个人之间都只相差一岁，两名女诗人一前一后开始和收尾，中间夹杂两位男诗人奋勇向前。白银时代四诗人的出生年代分别为：阿赫玛托娃，1889年;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茨维塔耶娃，1892年。——他们在降临人世的年份上如此紧密相挨，仿佛随时准备用于另一个时代的再一次孕育和新生。
诗人大抵是他所生活过的时代的秘密，是那种时代向其他更多人类时空过渡和迁徙中最秘密的心灵的源泉。
有关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影响，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很多苦役犯，在监狱里已经一无所有了，仍然默念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给自己以必要的精神支撑，坚持活下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过一本流传很广的书，仅次于《日瓦戈医生》的《科雷马故事》。他曾说，我在监狱时，只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有印象，其他人的，甚至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都记不得了，因为他们诗里的那种痛苦，我已经受够了，不愿再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里不是没有痛苦，但它经过了多层的情绪处理以后，带给读者的是安慰。
20世纪的苦役犯们如此钟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原因之一是他饱受苦痛却度过了奇迹的一生。这种幸福感不是一个自爱之人的凯旋，而是突然获得了赦免的受审者的凯旋。他的诗之所以成为那根“最后的救命稻草”，是由于饱满的生命感在每一行诗句中都闪烁出被人遗忘的奇幻的光，这些诗句并不刻意描绘自然，但它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的延续。
这是天才通常能够有的反应和境遇，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因为他的诗就是这样。离开那个战后重建的市区环境后，帕斯捷尔纳克住到一个别墅里，每天在树林里有规律地散步。他晚年写的诗，都是树叶、天空、季节、小路等意象，即使是最挑剔的评论者也不得不认可，这是如此出色的完美的修辞，他是一个完美的诗人。他也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的瑕疵。除了纯粹的艺术创作，他是一个孤独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并且能全身心投入自已创作的人。他的正直和清白据说甚至感动過包括最高领袖这样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连斯大林都尊敬他，他是不可冒犯的。尽管诗人在世的时候，也有评论家指责他写的诗深奥、复杂而且烦琐，远离当代现实。
他诗歌里的抒情，影响过“悄声细语”诗歌流派。“悄声细语”即不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都用特别轻的声音把它说出来。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中早就存在。他写诗不是完全把现实描绘下来，而是通过把现实变形重新再记录。有一种说法认为，所有的俄国作家的作品都是一份个人忏悔书，最典型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却不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乃至屠格涅夫经常做的那样进行直接的说教。他从来不说教，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怎么想的，他只说诗里的某个细节是怎么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白银时代四个诗人里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一个作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必须通过他的艺术作品加以表现，而不能够以额外的附加形式来加深他的艺术作品的效果。在这方面，帕斯捷尔纳克更像契诃夫，自始至终以一种谦卑的声音说话。跟契诃夫以及他所有伟大的先辈，包括那些伟大的象征派——白银时代最早的一批作家，他们的总体价值其实今天都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帕斯捷尔纳克拥有一种超过他所有同代作家的天分，那就是他能将创造的世界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鲜活的品质和生命的律动，生动地传达给读者。很少有像他那样的艺术家，生动地阐述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的理论，认为艺术家是可以跟大自然本身相媲美的创造者。石头、树木、树叶、河流、时间、泥土、微风，在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境中，栩栩如生起来，每一个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从他20岁最早的诗歌开始，他的诗就一直充满这种很整体的神秘氛围和意境。这种意境以自己独特的生动性带给读者很深很深的感染力。帕斯捷尔纳克与其他苏联作家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不关心政治，相反他们都经历了自己国家的命运，以及他们从前的信仰的命运，而是在于他们的天赋不同，在于这些同时代人的记忆粗糙。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记忆始终保持着精湛。他说他们同时代的那些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从一开始就毫无生气。
《黎明》
说到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通常是这四个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与黄金时代，犹如中国唐诗的盛唐和晚唐时期。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有如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有如晚唐时期的韦应物、李商隐。帕斯捷尔纳克可能更像李商隐：无论多么委屈，多么痛苦，他说出来的话一定是貌似欢喜，实则情深。这是一种非常难达到的诗歌境界，它不仅仅是一个作者的语言境界，更是一个人人生的心灵境界。我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和李商隐完全可以放在一起欣赏，他们一直活着，从来没有死去。以《黎明》一诗为例：
黎明
你曾经是我命运中的一切。
后来战争来了，乱了，
很久不见你的踪影，
很久不知你的去向。
过了很多很多年，
你的声音又使我激动不安。
我整夜读着你的遗言，
好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我很想到人群里去，
加入早晨热闹的行列。
我想把一切打碎，
我想把一切降服。
我从楼梯上跑下来，
就好像第一次出门，
来到外面的雪地里，
踏上结了冰的马路。
到处是灯火，人们起身了，
忙着吃早点，赶电车。
几分钟的工夫，
整个城市就变了样子。
狂风用密密的飞雪，
在门外编织着大网。
人们为了及时赶到，
只草草吃几口就动身。
好像我也在他们之中，
我的感觉和一切相同，
雪融化，我也在融化，
早晨阴沉，我也阴沉。
和我在一起的有陌生人，
有树木、没出门的大人和孩子们。
他们一个个把我征服了，
但这正是我的胜利。
1947年
力冈 吴笛/译
帕斯捷尔纳克的《黎明》这首诗非常重要。第一，只有俄国人才能写出这样痛切的诗行。第二，俄国人中间只有帕斯捷尔纳克才能写出这类作品。第三，只有“黎明”这个诗眼，才勉强止得住20世纪人类脸上的那一行泪，一种自由与坚忍的结合。因为黎明意味着最黑暗的时段，黎明过后，天就慢慢亮了，苦难就过去了。但在苦难的漫漫长夜即将过去的时刻，人们很可能是辗转反侧、无比难受的！就像这首诗里表达的故事一样。 《黎明》这首诗与诗人内心的爱有关，它写给一位女性朋友，他以为她在战争中已经死去，很久之后，他竟然收到了她的回信，“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哪里工作”，信里她告诉他自已的近况。帕斯捷尔纳克读到那封信后，被生命之无常震撼了，于是写了这首回信一般的名诗。俄国诗歌里脍炙人口的名篇很多，但在我心中，没有一首能够代替这首《黎明》。如此痛切，又如此淡定，一种诗人特殊的票赋贯彻首尾。
“人们为了及时赶到，只草草吃几口就动身。”他描写的是20世纪人类的命运，深刻地嘲讽了生活的庸俗。每当读到《黎明》中的这句时，便会想到他的两句遗言：第一句是“我快乐”;第二句是“生命美好。如果生命延续，我将用它反抗庸俗，在世界文学和俄国文学中，有太多的庸俗，一切的书写都文不对题”。每个人在生活之网中都逃脱不了。
1917年以来，十月革命带给了人类多大的改变和震动？诗人就凭借这样一首洞穿人心之作，冷观这个世界，总结这一切：
雪融化，我也融化。
早晨陰沉，我也阴冷。结尾部分，诗人与人间的一切等同，他拥抱所有冰冷的生命，思索现实场景中所有的屈辱、黑暗、烦琐、世俗，并通通得到了教堂钟声一样的敲击和回响、震撼和宽容。他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他们一个个把我征服了，但这正是我的胜利。”
诗歌界的巨匠
今夭越来越多的外国访问者纷纷写文章，描写帕斯捷尔纳克的性格和他的相貌。他的一位同时代者说，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即使在最普通的谈话中，他也能表现出充满了象征和比喻的超凡脱俗的语言能力。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同时代人经常会说的印象，跟他见过面、说过话的人都不会忘记，他谈话的丰富性、感染力非常大。关于诗歌，他曾这样说：“人不能永生但却构想出永远的巨大的使命，其自然的后果就是譬喻。由于两者不相符合，人看待事物必须像鹰一样敏锐。从瞬间的易得的彻悟来表达思想。而思想又如此迅逝。这也就是诗歌……”
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白银时代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作家，“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俄罗斯绝大多数听说过他的人，都为他们拥有这样的诗人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把题目定为《白银时代之帕斯捷尔纳克》，是因为每个历史上杰出的大诗人都跟他置身其中的时代之间有一种词源、修辞学、声音文本诸方面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诗人一定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宠儿，同时又是离奇的叛逆者。他一定通过他的作品，他的想象力重构其时代的秘密心灵和形象。时代孕育了他的声音。但声音一旦被人世听取到，诗人就直立起身，走出他的那个时代的襁褓。最终，时代又成为蔽荫、下葬他的棺木。逝去的年代会在为数不多的几名诗人身上，辨认出他自己来：他的矛盾，内心苦痛的挣扎;他的蹊跷的命运转折——这些由诗歌来赋予，往往比其他艺术形式，来得更精准，也更加生动温存。
就《黎明》一诗的作者，他的身后伫立着另外三名诗人的生平和创作：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娜·阿赫玛托娃以及奥·曼德尔施塔姆。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时代，携手成就了彼此每一首流芳百世、甘之如怡的诗作。白银时代的更多诗人也跟他们四位站立在一起：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安宁斯基、吉皮乌斯、梅列日科夫斯基、叶赛宁、别雷、伊万诺夫、沃洛申、赫列勃尼科夫、谢维里亚宁，还有伟大的勃洛克。他们是一个人类语言完备的整体。那个时代的名字叫作“白银时代”。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不过是世代的黑暗森林中鸣唱声音最长、最凄婉、持久的那只夜莺。有趣的是，他们四个人每个人之间都只相差一岁，两名女诗人一前一后开始和收尾，中间夹杂两位男诗人奋勇向前。白银时代四诗人的出生年代分别为：阿赫玛托娃，1889年;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茨维塔耶娃，1892年。——他们在降临人世的年份上如此紧密相挨，仿佛随时准备用于另一个时代的再一次孕育和新生。
诗人大抵是他所生活过的时代的秘密，是那种时代向其他更多人类时空过渡和迁徙中最秘密的心灵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