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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一场辩论
叶圣陶先生说过一句话：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别看这轻轻一句话，没有什么高深理论，旁征博引，宏大体系，这可是叶老从事教育数十年经验的结晶：既然是“农业”，就只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椿树上长棉花，那是“大跃进”年代的故事。既然是“农业”，种出的“瓜”或“豆”决不会有两个一模一样，像工厂里成批生产的铸件，浇到什么模子里就是什么样，模子作得再美，也没法子把人人都“塑”成王昭君。两千多年前真正在“塑”的，那些在秦始皇陵墓前作兵马俑的工匠们，都知道真的“塑”成千人一面，也没有什么意思(或许还要引起龙颜大怒，以致脑袋搬家。既然是“农业”，无论是对思想，兴趣，学业，还是性格，就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揠苗助长，像赵丹先生当年批评过的，今天吃了西红柿，明天就要人家脸变红。
奇怪的是，过来人言之谆谆，后继者听之藐藐。谓予不信，请看近来编成的《新三字经》，劈头一段，就是“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俱可塑”。这“俱可塑”认起真来，就有一大堆问题：人的“性与情”中，究竟哪些是由先天遗传决定的？哪些是后天形成的？哪些是可塑的？哪些是不可塑的？由谁去塑造谁？如何去“塑”？是不是领袖、专家、成人就有权、有能力去“塑造”群众、非专家、儿童？这种“塑造”的法律、伦理、科学的根据是什么？《新三字经》当然没有义务或可能去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因此也不必把它当成经典或科学去信奉、宣传或应用。
由这些话头，使人想起二十年前(一九七五年十月)在法国若约芒(Royaumont)举行的一场辩论。辩论会的主角，是皮亚杰和乔姆斯基。辩论的主题是，从人的语言机制和语言习得(acquisition)的角度，来讨论人类知识的来源，以回答“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西方学术界对这一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喜欢称之为“自然—使然”(Nature—Nurtrure)问题。“自然”指人的天性，“使然”指后来由环境造成的性格、知识等等。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人类人的智力—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儿童的出生以后在两岁之前的“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period)，首先获得动作的逻辑，渐渐发展出事物之间的次序、空间维数、事物的恒在性、因果性等知识。在两岁到七岁之间的“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period)，儿童将动作概念化，开始语言和符号思维。到了七岁至十岁“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period)，儿童能够开始进行具体的运算。最后，从十一或十二岁开始的“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period)，儿童开始形成假设—演绎能力。皮亚杰认为，新知识的获得，是儿童和环境之间的同化(assimilation)、适应的结果。同化是有机体把外界元素，把客观事物的结构变为内在结构的整合作用。语言知识也是如此而来。显然，皮亚杰主张“使然论”。由于他认为人的知识是主体和环境互相作用，逐步形成的，所以又称为“建构论”(constructionism)。
乔姆斯基主张人类生来就有抽象的语言核心知识，这种知识由基因决定。核心知识在环境中“成长”为具体的语言知识。语言核心由进化而来。这进化的过程，至今尚无解释，但却不是“不可解释”。生物学至今不能解释人体器官的进化。如果认为这些是“不可解释”的话，无非认为现有的理论，或是将来可能发现的规律，都不足以解释进化现象，最终等于说，进化是不可解释的。
乔姆斯基也认为，用“感觉运动智能”无法解释语言核心。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语言核心远比“感觉运动智能”复杂。可惜多数例子涉及的现象过于抽象，推导又太复杂，在此只能割爱。但有一个例子较为简单，懂英文的人大概不难理解。
大家知道，英语中构成疑问句需要将陈述句的主语和助动词的位序作调整。如果仅仅是位序调整，比如说将助动词放到句子的首位，或许用感觉运动智能就可以说明，因为那不需要儿童具有句子的抽象知识，一次简单的助动词“移位”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一个疑问句有“嵌套”，即大句子里套入一个小句(比如，句子“你认为他会不会来？”中，“他会不会来”就是套入的小句。乔姆斯基的例句是Is the man Who tallWillleave？)，这小句就不需要作位序调整，虽然疑问的部分实际在小句上(上句实际问的并不是“你认为不认为”，而是“他会不会来”)。这就不是感觉运动智能所能解决的了。同样是疑问，为什么儿童懂得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位序调整，什么情况下不要？这就需要有关于嵌套疑问句结构的抽象知识。按照皮亚杰的理论，儿童在感觉运动发展阶段，仅仅有动作的逻辑，还不可能有这种抽象结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语言是感觉运动智能的必然结果，如果儿童的感觉运动器官受到伤害，照说他的语言发育会出现障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医学研究尚未发现，感觉运动器官受伤害的儿童，语言发育有异于常人。
上述种种，是谈背景。下面介绍辩论情况。
辩论开始，双方仍然集中在“语言知识的核心”是否先天性这一问题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十分热闹。
年高德劭的皮亚杰首先发言。那年他已年近八十，早已满头白发，但依然精神矍烁，思维敏捷。更了不起的是，作为一个在国际学术界享誉几十年的大师，他依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新知识，乐于修改自己的理论。
那年，乔姆斯基才四十有六。
皮亚杰未论异，先求同，他说，他的理论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有三点共同之处：双方都同意，语言是心智、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像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人类语言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他也赞同乔姆斯基语法的某些部分。他看不出他的心理学理论与乔姆斯基的理论有什么根本冲突。分歧在于，那普遍的语言“核心”，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建构”而来的。皮亚杰说，就人的知识而言，什么是先天存在的，什么是后天习得的，两者之间界限不清，也无绝对的对立。真正要解决的，是那先天的部分，最终是自然发育成熟的，还是通过更为复杂的过程，如生物学上的“表型模拟”(phenocopy)而成熟的。
皮亚杰断然主张表型模拟说。他认为，发生认识理论中的“同化—适应”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表型模拟，即生物体对外界环境中某种结构的模拟、复制。他主张，表型模拟将导致遗传上的重构(reconstruction)，最终形成新结构。
日内瓦发展认识论中心的Guy Cellerier同样也认为，两种理论并非对立，其实是互补的。他说，根据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人的认知与大脑功能有关，而大脑本生就是生物学上的一种结构。这就说明，即使是最极端的建构主义者，也承认大脑神经中枢有其与生俱来的“初始结构”，双方都认为，这种初始结构经过一系列中间状态，最终成为稳定结构。就语言习得而论，双方都承认人类有与生俱来的、普遍的“核心”或“初始状态”。皮亚杰的观点是，最初的智慧，从这种核心中经过感觉运动动作发展而来。皮亚杰理论还强调，必须有一种行动的协调使得种种特殊的知识成为一般的可行的知识。皮亚杰的一般—特殊知识，正好与乔姆斯基的形式—具体语言知识相对应。因此，他认为，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所谓“先天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并无根本冲突。
然而，皮亚杰对“表型模拟”的解释，却引起生物学家们的异议。
雅各布起而发言。他说，生物学上的表型模拟指环境造成的生物体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只能在“基因模拟”，即生物体基因复制允许的范围内才会出现。“适应”只能在某种结构上发生，而不能由适应而产生结构。结构本身却要受到基因的限制。生物化学家、巴斯德研究所的丹钦(Antoine Danchin)更指出，皮亚杰对“表型模拟”误解了。认为“表型模拟”能够影响“基因模拟”，认为生物体的性质的变化来自同化和新陈代谢的变化，生物体是由同化了的外界环境的因素所构成，等等，正是斯大林时代有名的学术骗子李森科的学说。
“表型模拟”的误用，立刻使日内瓦学派在辩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时，一厢来了皮亚杰的大弟子英海尔德。这位口齿伶俐的女教授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她说，大家辩来辩去，把发生认识论和生成语法的共同点都忘了？别忘了，这两种学说都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难道不是乔姆斯基的“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一文，一下子让行为主义心理学一蹶不振？难道不是皮亚杰几十年的论战，给了逻辑经验主义致命一击？
您说语言先天的“核心”在一定环境中会自动生成一种语法，这个过程难道和其他认知系统没有关系？儿童掌握被动句为什么比掌握主动句要晚？我们日内瓦学派的心理语言学实验表明，那是因为，在用被动句时，一方面要保留主动句的意义，同时要调整句子的位序，对儿童来说比较困难。这不是其他认知系统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吗？
您要让我们相信，你们的理论是如何水火不相容。从现在的辩论看来，就并不如此。辛克莱尔小姐不是说过，“正是乔姆斯基的理论使得语言习得能够在皮亚杰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还有一位克罗姆(Cromer)先生，也在他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可能乔姆斯基和皮亚杰两家的理论都对。”
乔姆斯基立刻表示，语言习得过程的有些当然与其他认知系统有关。问题是，日内瓦学派有些人认为，语言的全部都必须与其他认知系统有关，因此也就不承认有不受其他认知系统影响的，先天的“核心”。
英海尔德显然想尽力寻找两种理论的共同点。然而，另一方又来了福多。他根本拒绝任何调和之举。
福多提出最强的“先天性”理论。他提出，并不如皮亚杰所主张的，存在着一般性的学习理论或普遍的学习机制，可以用在感觉、语言和任何其他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种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福多本来就以擅长数理逻辑著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就充分利用了数理逻辑。
福多说，当前的所谓“学习理论”，其实只是用归纳逻辑来从经验事实中建立“信念”(belief)的理论，并不说明概念从何而来。这样一种归纳方法，首先建立假设，然后证实假设，得到的结论被看成是知识。困难在于，要建立假设—证实，就必须用一阶逻辑，即命题逻辑。这一阶逻辑是从何而来？要得到一阶逻辑，则必须使用较强的一阶量词逻辑。于是，问题成了一阶量词逻辑的来源。如果要“学习”量词逻辑，则要用更强的逻辑真值条件，而要“学习”真值条件，却又要回过头来使用最弱的命题逻辑！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无法从较弱的逻辑中“学到”较强的逻辑，无法从一个弱的概念系统中“学到”强的概念系统。福多进而推论，概念根本无法“学到”，无法“创造”；概念是遗传上“预成”的，只不过经验或环境使其中一部分成为可及，可用罢了。
福多的理论是强烈的先天论，立刻引起激辩。他的论证简单明了，逻辑严密，因此反对他的理论的人，只能从别的角度来讨论。
皮亚杰说，儿童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显示，儿童确实是从较弱的数学结构中一步步概括出较强的数学结构的。如果用福多的理论来解释整个数学发展史的话，无异是说，数学的全部，从简单的算术到高等数学，都成了“预设”的。这令人难以想象。
加拿大的通讯专家威尔登(Anthony Wilden)则指出，逻辑、语言和通讯都不是纯粹数字式的，因此，福多关于逻辑从弱到强的阶段论证不成立。
这是非常有力的反驳。福多马上表示，他无意用逻辑强弱理论去涵盖一切，然而总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存在。不过，如果福多同意他的论证只能涵盖认识论的部分现象的话，他的理论的力量将大为减弱，而且，他还必须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强—弱逻辑论”不能涵盖的部分，并协调两类不同现象。对皮亚杰的责问，蒙诺德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当然不能认为，现代数学、古典数学、欧氏几何都是先天的。然而，赖以建立数学的逻辑基本程序则必须是先天的，存在于基因之中的。
虽说福多表示调和两种理论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他学者仍然作此努力。这一回，出面的是一直担任巴斯德研究所分子神经学实验室主任的神经生物学家的Jean－Pierre Changeux，他认为，蒙诺德、乔姆斯基和皮亚杰的理论，其实并不冲突。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稳定假说”(selective stablization hypothesis)。
他说，在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基因的总数量是一个常数，而生物神经触突之间连接的复杂性却在增加。然而，这种连接有许多冗余，比如说为实现一种神经功能，可能存在几种连接。生物体的发育，将通过选择使冗余减少而达到稳定。与会者之一、巴黎社会科学院的梅勒(Jacoques Mehler)就强调说，人在发展知觉和认知系统的过程中，总是同时要失掉一些别的能力。Changeux说，学习可以看成是神经系统复杂性的增加，是除去冗余。生物学上的“表型模拟”，并非生物体获得新的能力的过程，而是失掉基因潜能的过程。构成知识的元素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实际知识的形成却要经过“建构”过程。一九八九年他在同著名数学家、一九八二年费德尔奖获得者A1ian Connes的一次讨论思维、物质和数学的对话中，就主张数学的元素就存在于人的神经触突之中，而数学家所做的，是使用这些元素构成数学理论。他把这种理论也称为“建构主义”。Changeux的假说，显然又是先天说和建构论之间的调和。这一假说如果能够成立，将消解正在激辩中的两种理论的根本冲突。Changeux的发言，立刻得到皮亚杰的热情赞同。
然而，与会的生物学家们还是对乔姆斯基的理论更感兴趣。他们提出了生物学上的一些发现，认为这些发现支持乔姆斯基的先天说。生物学家胡贝尔(David Hubel)和威赛尔(Thorstein Wiese1)等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展出一种技术，可以探测动物的视觉神经细胞是如何对外界的事物的形状(如水平线，直线，移动的点等等)作出反应的。有趣的是，在动物出生后，有关视觉的每一类神经原总是通过遗传“预设”成只对某种视觉刺激有反应。比如说，新生的猫有些视觉神经原“预设”为只接受水平带状形体。对这种神经原显示垂直线，那神经原就毫无反应；如果水平带状形体在猫出生后一直不出现，则那种神经原将完全失去作用。也就是说，神经原的这种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而环境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使视觉能力最终发育成熟。这种理论，和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几乎如出一辙：语言能力的核心是普遍的，由基因决定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使语言能力最终成长为某种具体的、可用的语法。
胡贝尔、威赛尔两位后来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这次辩论，正如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加德纳(Howard Gardner)教授后来所说的，是一次探索，而不是作一个结论。其实，对这样一个艰深的题目，谁也没有去追求得出结论，或者“昏”到企图用自己的理论去“压倒”对方。在会上，辩论的双方，都表示对对方的理论感兴趣。乔姆斯基得到了生物学家的支持，因为生物学家们认为，皮亚杰的理论与分子生物学时代的进化论不符，而皮亚杰本人，一直对达尔文主义有所保留。皮亚杰学说则较受心理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的赞同。乔姆斯基和福多显得无意调和，而皮亚杰则数度有意接受调和，有意修改他自己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会议上的这种现象并不意味哪一种理论更强。一方面，对进化论本身，生物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另一方面，乔姆斯基本人的学说虽然认为语言核心结构是进化而来，却不同意这种进化过程中有选择过程，而自然选择却是进化论的核心。
白发苍苍的皮亚杰感到委屈。由于他不同意存在先天的知识，他常常被误以为是个经验主义者。他在会上提出，他多年反对经验主义不遗余力，而他和乔姆斯基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经验主义。
其实，看一看两位大师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批评，可能更有意义。
皮亚杰指出，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起源于观察，仅仅是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忽视了认识主体的作用。这就好比在一个数学函数式中，外界环境是自变量，而人却成了因变量。其实，世界上哪有脱离了主体的“观察”？“观察”从一开始就必须使用数学—逻辑框架，就必须对“事实”作出解释，以建立起事物间的关系，如对应、接近、分离、度量等等，这些岂是一个消极的、大脑空无所有的主体可以做到的？
乔姆斯基则另有视角。他认为，经验主义认识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危害极大。他说，如果人真的生来大脑是“白板”的话，那么，任何企图“塑造”或控制人们思想的行为，就将是正当的了。这正是法西斯思想的来源之一：认为人生来大脑白纸一张，思想完全由客体决定，可以由某一些人任意加以填充，涂抹，塑造，控制，这就是专制体制的理论根据。
初读这一段话，觉得乔姆斯基大概是危言耸听。稍加思索，不禁心有所感；仔细想想，令人悚然而惊！这种危害恐怕你我都不陌生！
作者也算是“生正逢时”，也曾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很插队过几年。当年看到农民们不胜其扰的一件事，就是三天两日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到“割”的时候，杀鸡砍树，动员农民“自愿”上缴自留地，真正闹得鸡飞狗跳，人畜不安。这“割”的理论根据，说的就是农民自己养的家禽牲畜、自留地等等，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根源。把那些东西通通铲除，农民就会一心一意去种集体化的“大寨田”了。环境变了，人的思想也就会随着变。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割”，一直“割”到国民经济濒于破产。
这真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欲哭无泪，恐怕还要遗笑千古的历史。如今，类似的荒唐事大约也没有人提倡了。但是，乔姆斯基的警告是否还有意义?
皮亚杰和乔姆斯基的这场辩论，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辩论后没几年，皮亚杰谢世。乔姆斯基、福多、Piattelli-Palmarini、Changeux、英海尔德等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求“自然—使然”问题的解答。不过，谁也没有指望，这个问题会很快得到解答。
人类还得一代一代问下去：使我们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人的，是自然，还是使然。不论如何，“俱可塑”的断言，还是慢下为好!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美国马里兰州
感谢若约芒中心的学者，后来任中心主任的Massimo Piattelli-Palmariini将全部论文、发育和事后评论整理成《语言和学习：皮亚杰和乔姆斯基的辩论》(英文版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Jean Piaget and Noam Chomsk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译自法文版therories du langage,theories de l’apprentissage,Editions du Seuil，1979)一书，使我们这些无缘参加盛会的人有机会领略当年大师们创造性的思维、机智、严密的论证、犀利的言词以及那种力求深切理解对方理论、尊重不同观点的态度。本文引文，大多据此。
叶圣陶先生说过一句话：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别看这轻轻一句话，没有什么高深理论，旁征博引，宏大体系，这可是叶老从事教育数十年经验的结晶：既然是“农业”，就只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椿树上长棉花，那是“大跃进”年代的故事。既然是“农业”，种出的“瓜”或“豆”决不会有两个一模一样，像工厂里成批生产的铸件，浇到什么模子里就是什么样，模子作得再美，也没法子把人人都“塑”成王昭君。两千多年前真正在“塑”的，那些在秦始皇陵墓前作兵马俑的工匠们，都知道真的“塑”成千人一面，也没有什么意思(或许还要引起龙颜大怒，以致脑袋搬家。既然是“农业”，无论是对思想，兴趣，学业，还是性格，就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揠苗助长，像赵丹先生当年批评过的，今天吃了西红柿，明天就要人家脸变红。
奇怪的是，过来人言之谆谆，后继者听之藐藐。谓予不信，请看近来编成的《新三字经》，劈头一段，就是“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俱可塑”。这“俱可塑”认起真来，就有一大堆问题：人的“性与情”中，究竟哪些是由先天遗传决定的？哪些是后天形成的？哪些是可塑的？哪些是不可塑的？由谁去塑造谁？如何去“塑”？是不是领袖、专家、成人就有权、有能力去“塑造”群众、非专家、儿童？这种“塑造”的法律、伦理、科学的根据是什么？《新三字经》当然没有义务或可能去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因此也不必把它当成经典或科学去信奉、宣传或应用。
由这些话头，使人想起二十年前(一九七五年十月)在法国若约芒(Royaumont)举行的一场辩论。辩论会的主角，是皮亚杰和乔姆斯基。辩论的主题是，从人的语言机制和语言习得(acquisition)的角度，来讨论人类知识的来源，以回答“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西方学术界对这一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喜欢称之为“自然—使然”(Nature—Nurtrure)问题。“自然”指人的天性，“使然”指后来由环境造成的性格、知识等等。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人类人的智力—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儿童的出生以后在两岁之前的“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period)，首先获得动作的逻辑，渐渐发展出事物之间的次序、空间维数、事物的恒在性、因果性等知识。在两岁到七岁之间的“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period)，儿童将动作概念化，开始语言和符号思维。到了七岁至十岁“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period)，儿童能够开始进行具体的运算。最后，从十一或十二岁开始的“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period)，儿童开始形成假设—演绎能力。皮亚杰认为，新知识的获得，是儿童和环境之间的同化(assimilation)、适应的结果。同化是有机体把外界元素，把客观事物的结构变为内在结构的整合作用。语言知识也是如此而来。显然，皮亚杰主张“使然论”。由于他认为人的知识是主体和环境互相作用，逐步形成的，所以又称为“建构论”(constructionism)。
乔姆斯基主张人类生来就有抽象的语言核心知识，这种知识由基因决定。核心知识在环境中“成长”为具体的语言知识。语言核心由进化而来。这进化的过程，至今尚无解释，但却不是“不可解释”。生物学至今不能解释人体器官的进化。如果认为这些是“不可解释”的话，无非认为现有的理论，或是将来可能发现的规律，都不足以解释进化现象，最终等于说，进化是不可解释的。
乔姆斯基也认为，用“感觉运动智能”无法解释语言核心。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语言核心远比“感觉运动智能”复杂。可惜多数例子涉及的现象过于抽象，推导又太复杂，在此只能割爱。但有一个例子较为简单，懂英文的人大概不难理解。
大家知道，英语中构成疑问句需要将陈述句的主语和助动词的位序作调整。如果仅仅是位序调整，比如说将助动词放到句子的首位，或许用感觉运动智能就可以说明，因为那不需要儿童具有句子的抽象知识，一次简单的助动词“移位”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一个疑问句有“嵌套”，即大句子里套入一个小句(比如，句子“你认为他会不会来？”中，“他会不会来”就是套入的小句。乔姆斯基的例句是Is the man Who tallWillleave？)，这小句就不需要作位序调整，虽然疑问的部分实际在小句上(上句实际问的并不是“你认为不认为”，而是“他会不会来”)。这就不是感觉运动智能所能解决的了。同样是疑问，为什么儿童懂得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位序调整，什么情况下不要？这就需要有关于嵌套疑问句结构的抽象知识。按照皮亚杰的理论，儿童在感觉运动发展阶段，仅仅有动作的逻辑，还不可能有这种抽象结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语言是感觉运动智能的必然结果，如果儿童的感觉运动器官受到伤害，照说他的语言发育会出现障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医学研究尚未发现，感觉运动器官受伤害的儿童，语言发育有异于常人。
上述种种，是谈背景。下面介绍辩论情况。
辩论开始，双方仍然集中在“语言知识的核心”是否先天性这一问题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十分热闹。
年高德劭的皮亚杰首先发言。那年他已年近八十，早已满头白发，但依然精神矍烁，思维敏捷。更了不起的是，作为一个在国际学术界享誉几十年的大师，他依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新知识，乐于修改自己的理论。
那年，乔姆斯基才四十有六。
皮亚杰未论异，先求同，他说，他的理论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有三点共同之处：双方都同意，语言是心智、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像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人类语言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他也赞同乔姆斯基语法的某些部分。他看不出他的心理学理论与乔姆斯基的理论有什么根本冲突。分歧在于，那普遍的语言“核心”，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建构”而来的。皮亚杰说，就人的知识而言，什么是先天存在的，什么是后天习得的，两者之间界限不清，也无绝对的对立。真正要解决的，是那先天的部分，最终是自然发育成熟的，还是通过更为复杂的过程，如生物学上的“表型模拟”(phenocopy)而成熟的。
皮亚杰断然主张表型模拟说。他认为，发生认识理论中的“同化—适应”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表型模拟，即生物体对外界环境中某种结构的模拟、复制。他主张，表型模拟将导致遗传上的重构(reconstruction)，最终形成新结构。
日内瓦发展认识论中心的Guy Cellerier同样也认为，两种理论并非对立，其实是互补的。他说，根据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人的认知与大脑功能有关，而大脑本生就是生物学上的一种结构。这就说明，即使是最极端的建构主义者，也承认大脑神经中枢有其与生俱来的“初始结构”，双方都认为，这种初始结构经过一系列中间状态，最终成为稳定结构。就语言习得而论，双方都承认人类有与生俱来的、普遍的“核心”或“初始状态”。皮亚杰的观点是，最初的智慧，从这种核心中经过感觉运动动作发展而来。皮亚杰理论还强调，必须有一种行动的协调使得种种特殊的知识成为一般的可行的知识。皮亚杰的一般—特殊知识，正好与乔姆斯基的形式—具体语言知识相对应。因此，他认为，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所谓“先天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并无根本冲突。
然而，皮亚杰对“表型模拟”的解释，却引起生物学家们的异议。
雅各布起而发言。他说，生物学上的表型模拟指环境造成的生物体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只能在“基因模拟”，即生物体基因复制允许的范围内才会出现。“适应”只能在某种结构上发生，而不能由适应而产生结构。结构本身却要受到基因的限制。生物化学家、巴斯德研究所的丹钦(Antoine Danchin)更指出，皮亚杰对“表型模拟”误解了。认为“表型模拟”能够影响“基因模拟”，认为生物体的性质的变化来自同化和新陈代谢的变化，生物体是由同化了的外界环境的因素所构成，等等，正是斯大林时代有名的学术骗子李森科的学说。
“表型模拟”的误用，立刻使日内瓦学派在辩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时，一厢来了皮亚杰的大弟子英海尔德。这位口齿伶俐的女教授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她说，大家辩来辩去，把发生认识论和生成语法的共同点都忘了？别忘了，这两种学说都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难道不是乔姆斯基的“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一文，一下子让行为主义心理学一蹶不振？难道不是皮亚杰几十年的论战，给了逻辑经验主义致命一击？
您说语言先天的“核心”在一定环境中会自动生成一种语法，这个过程难道和其他认知系统没有关系？儿童掌握被动句为什么比掌握主动句要晚？我们日内瓦学派的心理语言学实验表明，那是因为，在用被动句时，一方面要保留主动句的意义，同时要调整句子的位序，对儿童来说比较困难。这不是其他认知系统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吗？
您要让我们相信，你们的理论是如何水火不相容。从现在的辩论看来，就并不如此。辛克莱尔小姐不是说过，“正是乔姆斯基的理论使得语言习得能够在皮亚杰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还有一位克罗姆(Cromer)先生，也在他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可能乔姆斯基和皮亚杰两家的理论都对。”
乔姆斯基立刻表示，语言习得过程的有些当然与其他认知系统有关。问题是，日内瓦学派有些人认为，语言的全部都必须与其他认知系统有关，因此也就不承认有不受其他认知系统影响的，先天的“核心”。
英海尔德显然想尽力寻找两种理论的共同点。然而，另一方又来了福多。他根本拒绝任何调和之举。
福多提出最强的“先天性”理论。他提出，并不如皮亚杰所主张的，存在着一般性的学习理论或普遍的学习机制，可以用在感觉、语言和任何其他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种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福多本来就以擅长数理逻辑著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就充分利用了数理逻辑。
福多说，当前的所谓“学习理论”，其实只是用归纳逻辑来从经验事实中建立“信念”(belief)的理论，并不说明概念从何而来。这样一种归纳方法，首先建立假设，然后证实假设，得到的结论被看成是知识。困难在于，要建立假设—证实，就必须用一阶逻辑，即命题逻辑。这一阶逻辑是从何而来？要得到一阶逻辑，则必须使用较强的一阶量词逻辑。于是，问题成了一阶量词逻辑的来源。如果要“学习”量词逻辑，则要用更强的逻辑真值条件，而要“学习”真值条件，却又要回过头来使用最弱的命题逻辑！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无法从较弱的逻辑中“学到”较强的逻辑，无法从一个弱的概念系统中“学到”强的概念系统。福多进而推论，概念根本无法“学到”，无法“创造”；概念是遗传上“预成”的，只不过经验或环境使其中一部分成为可及，可用罢了。
福多的理论是强烈的先天论，立刻引起激辩。他的论证简单明了，逻辑严密，因此反对他的理论的人，只能从别的角度来讨论。
皮亚杰说，儿童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显示，儿童确实是从较弱的数学结构中一步步概括出较强的数学结构的。如果用福多的理论来解释整个数学发展史的话，无异是说，数学的全部，从简单的算术到高等数学，都成了“预设”的。这令人难以想象。
加拿大的通讯专家威尔登(Anthony Wilden)则指出，逻辑、语言和通讯都不是纯粹数字式的，因此，福多关于逻辑从弱到强的阶段论证不成立。
这是非常有力的反驳。福多马上表示，他无意用逻辑强弱理论去涵盖一切，然而总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存在。不过，如果福多同意他的论证只能涵盖认识论的部分现象的话，他的理论的力量将大为减弱，而且，他还必须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强—弱逻辑论”不能涵盖的部分，并协调两类不同现象。对皮亚杰的责问，蒙诺德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当然不能认为，现代数学、古典数学、欧氏几何都是先天的。然而，赖以建立数学的逻辑基本程序则必须是先天的，存在于基因之中的。
虽说福多表示调和两种理论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他学者仍然作此努力。这一回，出面的是一直担任巴斯德研究所分子神经学实验室主任的神经生物学家的Jean－Pierre Changeux，他认为，蒙诺德、乔姆斯基和皮亚杰的理论，其实并不冲突。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稳定假说”(selective stablization hypothesis)。
他说，在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基因的总数量是一个常数，而生物神经触突之间连接的复杂性却在增加。然而，这种连接有许多冗余，比如说为实现一种神经功能，可能存在几种连接。生物体的发育，将通过选择使冗余减少而达到稳定。与会者之一、巴黎社会科学院的梅勒(Jacoques Mehler)就强调说，人在发展知觉和认知系统的过程中，总是同时要失掉一些别的能力。Changeux说，学习可以看成是神经系统复杂性的增加，是除去冗余。生物学上的“表型模拟”，并非生物体获得新的能力的过程，而是失掉基因潜能的过程。构成知识的元素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实际知识的形成却要经过“建构”过程。一九八九年他在同著名数学家、一九八二年费德尔奖获得者A1ian Connes的一次讨论思维、物质和数学的对话中，就主张数学的元素就存在于人的神经触突之中，而数学家所做的，是使用这些元素构成数学理论。他把这种理论也称为“建构主义”。Changeux的假说，显然又是先天说和建构论之间的调和。这一假说如果能够成立，将消解正在激辩中的两种理论的根本冲突。Changeux的发言，立刻得到皮亚杰的热情赞同。
然而，与会的生物学家们还是对乔姆斯基的理论更感兴趣。他们提出了生物学上的一些发现，认为这些发现支持乔姆斯基的先天说。生物学家胡贝尔(David Hubel)和威赛尔(Thorstein Wiese1)等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展出一种技术，可以探测动物的视觉神经细胞是如何对外界的事物的形状(如水平线，直线，移动的点等等)作出反应的。有趣的是，在动物出生后，有关视觉的每一类神经原总是通过遗传“预设”成只对某种视觉刺激有反应。比如说，新生的猫有些视觉神经原“预设”为只接受水平带状形体。对这种神经原显示垂直线，那神经原就毫无反应；如果水平带状形体在猫出生后一直不出现，则那种神经原将完全失去作用。也就是说，神经原的这种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而环境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使视觉能力最终发育成熟。这种理论，和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几乎如出一辙：语言能力的核心是普遍的，由基因决定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使语言能力最终成长为某种具体的、可用的语法。
胡贝尔、威赛尔两位后来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这次辩论，正如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加德纳(Howard Gardner)教授后来所说的，是一次探索，而不是作一个结论。其实，对这样一个艰深的题目，谁也没有去追求得出结论，或者“昏”到企图用自己的理论去“压倒”对方。在会上，辩论的双方，都表示对对方的理论感兴趣。乔姆斯基得到了生物学家的支持，因为生物学家们认为，皮亚杰的理论与分子生物学时代的进化论不符，而皮亚杰本人，一直对达尔文主义有所保留。皮亚杰学说则较受心理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的赞同。乔姆斯基和福多显得无意调和，而皮亚杰则数度有意接受调和，有意修改他自己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会议上的这种现象并不意味哪一种理论更强。一方面，对进化论本身，生物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另一方面，乔姆斯基本人的学说虽然认为语言核心结构是进化而来，却不同意这种进化过程中有选择过程，而自然选择却是进化论的核心。
白发苍苍的皮亚杰感到委屈。由于他不同意存在先天的知识，他常常被误以为是个经验主义者。他在会上提出，他多年反对经验主义不遗余力，而他和乔姆斯基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经验主义。
其实，看一看两位大师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批评，可能更有意义。
皮亚杰指出，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起源于观察，仅仅是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忽视了认识主体的作用。这就好比在一个数学函数式中，外界环境是自变量，而人却成了因变量。其实，世界上哪有脱离了主体的“观察”？“观察”从一开始就必须使用数学—逻辑框架，就必须对“事实”作出解释，以建立起事物间的关系，如对应、接近、分离、度量等等，这些岂是一个消极的、大脑空无所有的主体可以做到的？
乔姆斯基则另有视角。他认为，经验主义认识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危害极大。他说，如果人真的生来大脑是“白板”的话，那么，任何企图“塑造”或控制人们思想的行为，就将是正当的了。这正是法西斯思想的来源之一：认为人生来大脑白纸一张，思想完全由客体决定，可以由某一些人任意加以填充，涂抹，塑造，控制，这就是专制体制的理论根据。
初读这一段话，觉得乔姆斯基大概是危言耸听。稍加思索，不禁心有所感；仔细想想，令人悚然而惊！这种危害恐怕你我都不陌生！
作者也算是“生正逢时”，也曾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很插队过几年。当年看到农民们不胜其扰的一件事，就是三天两日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到“割”的时候，杀鸡砍树，动员农民“自愿”上缴自留地，真正闹得鸡飞狗跳，人畜不安。这“割”的理论根据，说的就是农民自己养的家禽牲畜、自留地等等，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根源。把那些东西通通铲除，农民就会一心一意去种集体化的“大寨田”了。环境变了，人的思想也就会随着变。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割”，一直“割”到国民经济濒于破产。
这真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欲哭无泪，恐怕还要遗笑千古的历史。如今，类似的荒唐事大约也没有人提倡了。但是，乔姆斯基的警告是否还有意义?
皮亚杰和乔姆斯基的这场辩论，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辩论后没几年，皮亚杰谢世。乔姆斯基、福多、Piattelli-Palmarini、Changeux、英海尔德等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求“自然—使然”问题的解答。不过，谁也没有指望，这个问题会很快得到解答。
人类还得一代一代问下去：使我们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人的，是自然，还是使然。不论如何，“俱可塑”的断言，还是慢下为好!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美国马里兰州
感谢若约芒中心的学者，后来任中心主任的Massimo Piattelli-Palmariini将全部论文、发育和事后评论整理成《语言和学习：皮亚杰和乔姆斯基的辩论》(英文版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Jean Piaget and Noam Chomsk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译自法文版therories du langage,theories de l’apprentissage,Editions du Seuil，1979)一书，使我们这些无缘参加盛会的人有机会领略当年大师们创造性的思维、机智、严密的论证、犀利的言词以及那种力求深切理解对方理论、尊重不同观点的态度。本文引文，大多据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