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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我正在做一个如何在微观上突破结构性约束，从而可能改变社会不平等的实验。”
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
2019年1月，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召开了新年第一次村民大会。已在这个边疆瑶村驻扎扶贫4年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团队向村民公布了一项收入：1月份全村客房经济收入达到15万元。另外，李小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农历新年之前，将主要扶贫项目“瑶族妈妈的客房”正式移交村民运营，这意味着村民将在李小云教授团队的支持下开始用现代的技能管理他们的资源，并真正成为他们自身发展的主体。
经过4年的扶贫实验，河边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村来自新业态产业的收入从开始产生收入日计算已累计接近100万。李小云在这里探索出以自然教育和小型会址经济为主导产业，以当地特有农产品为辅助产业，以传统种植业为基础性产业的多元化的复合型产业格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当地政府针对当地妇女开展了客房服务、餐饮服务等相关培训，中国农业大学将河边实验列为其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基地，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展开合作社模式试点，在敦和基金会对对小云助贫的支持基础上，南都基金会，招商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国内众多公益组织以不同方式参与了河边实验。李小云教授在一个论坛上讲“河边实验是中国公益组织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公益组织参与政府开辟的发展场域的一个实验”。
逐步退出并非李小云心血来潮的想法。在去年7月3日举行的以“谁是绝对贫困终结后的穷人”为主题的南都观察2018夏季论坛上，李小云对传统扶贫策略做了反思。他认为之前的扶贫都是按照消除绝对贫困的思路进行的，“以往的扶贫策略对减少绝对贫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2020年绝对贫困人口的消失，扶贫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他认为，扶贫策略应转向防贫和助贫，即防止贫困发生和协助穷人应对风险。
在河边村，李小云已着手布局一系列防贫措施。去年，他在河边村建立了儿童活动中心，以发展学前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李小云在河边村实施的这场实验始于2014年底。当时，在勐腊县几个少数民族村寨考察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被他称之为深度性贫困景象：人畜混居，房屋破败，无硬化路和通讯条件。受制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原因，当地人极少外出远距离打工，甘蔗和砂仁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但是甘蔗也是刚刚发展了几年，农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为亚洲野象种植了美食。
作为扶贫专家，他似乎遇到了新问题。
李小云的扶贫情结来自于他丰富的国内外发展研究的经历。他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作物栽培学的博士，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则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之后他到德国，荷兰学习。他90年代初领导的北京农业大学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实践为导向的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正是在这个机构的发展中，他将国际发展的理论，如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等介绍到中国。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发展学院，即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推动了中国发展研究的教育。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NGO在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公益组织孵化，曾长期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北京恩玖等机构的理事。2005年，李小云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共同完成亚行、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实施的扶贫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研究。
针对在云南考察观察到的问题，李小云提出了“贫困陷阱”理论，他认为扶贫的难度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群体。“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里面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他所在的群体整个富裕起来了，帮扶他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对群体性贫困的治理就很难。也许是因为地区差异、文化差异，贫困的村庄里，劳动力走不出去，也没有资源被引进来，基本上维持在一种前现代的狀态。这些地区普遍达不到现代化的福利标准，我们这些具有现代思想和技能的外来人去要求那些还没有这些的贫困群体，说他们落后懒惰，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所以李小云将现阶段扶贫的最大挑战定为深度贫困的地区和人群。“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不是懒惰，也不是观念、思想等的落后，而是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现代伦理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而达到现代标准的脱贫则又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而他们把握不了现代市场的基本准则，或是当地资源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用，被迫陷入贫困。”
考察完成后，李小云选择了一个村子—河边村，驻扎下来，决定在这里开启一场扶贫实验，展开旨在帮助贫困群体走出贫困陷阱的综合治理公益创新。
河边村的情况和勐伴镇其他村庄类似，村民人均年收入为4000元左右，而支出超过5000元，如果没有创新性措施，仅按照常规扶贫措施推进，河边村无法彻底摆脱贫困。李小云认为，必须创新产业发展思路，探索能够极大提高农民收入的主导性产业，同时又需要考虑产业单一的市场风险。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成立勐腊小云助贫中心（以下简称“小云助贫”），以动员社会资源尤其是公益资源投入进来。
在河边村驻扎半年后，李小云基于该村特殊的热带雨林景观、具有民族特色的木楼等资源确定了主导性产业，即把河边村打造成小型高端会址经济和自然教育基地。
这个概念是李小云花了半年时间思考提出的。“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都会追求“生活改善”所以他们不是完全与现代化隔离的，但是他们的生存性伦理与现代性伦理有很大的距离。我要找一个把它和现代性连在一起的对接点。”他最终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这个连接点。
“当地瑶族干栏式建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因为山地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只能靠着木料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能到外面去晒太阳。感受阳光，是他们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对接现代性的线索。我实践的对接点就是建造一座充满阳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们没有的概念：一个瑶族特色的嵌入式客房来赚钱。”李小云说。
工程资金来自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小云助贫通过2015、2016，2017三年腾讯“99公益日”以及其他渠道筹集将近300万元资金建设瑶族妈妈的客房和相应的基础设施。
工程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2018年底，河边村全村大部分村民建起了客居。政府在河边村完成了村内基础设施，通讯网络的全村覆盖。李小云说“这就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很多发展中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有很强的的发展在场性，公益组织对接这个在场性”。
为避免单一依靠会议和自然教育潜在的市场风险，李小云和团队又规划了其他产业。中药材种植示范，雨林蜂蜜，自考酒酿制，养鸡，养猪的示范都已展开，能够抵御风险的复合型产业也将逐步成型。
李小云开展的这场扶贫实验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复合型产业发展、提高农户经营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人居环境建设、改善社区治理。他在3年的实践中探索了社会力量在扶贫“最后1公里”应如何发挥作用的现实路，探索了政府主导、大学和公益组织参与、农民为主体优势互补的综合性治理的公益模式。
虽已帮助河边村实现脱贫，但李小云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在村民大会上说：“如果李老师和他的同事学生都撤走了，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吗？”
李小云也在非洲做扶贫，做了快10年，他也是享誉国际的国际发展的专家。“非洲的发展也是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说他在非洲种玉米也是在找脱贫的路径。
在对现代发展铺天盖地的批判中，李小云依然坦诚自己是一个现代的发展主义者。“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甚至算不上一个学者。简单地说，我做了一个实验来说明我们有可能突破一个结构、改变一个社会。让贫困的村庄里有现代的要素，由于趋向现代的产业，年轻人才会留下来，扶贫不是消灭贫困人口的文化，而是让他妈的文化与现代的要素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其实很难。”他如此总结4年的实验，“至于是河边实验是否算是成功，那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来回答，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
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
2019年1月，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召开了新年第一次村民大会。已在这个边疆瑶村驻扎扶贫4年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团队向村民公布了一项收入：1月份全村客房经济收入达到15万元。另外，李小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农历新年之前，将主要扶贫项目“瑶族妈妈的客房”正式移交村民运营，这意味着村民将在李小云教授团队的支持下开始用现代的技能管理他们的资源，并真正成为他们自身发展的主体。
经过4年的扶贫实验，河边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村来自新业态产业的收入从开始产生收入日计算已累计接近100万。李小云在这里探索出以自然教育和小型会址经济为主导产业，以当地特有农产品为辅助产业，以传统种植业为基础性产业的多元化的复合型产业格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当地政府针对当地妇女开展了客房服务、餐饮服务等相关培训，中国农业大学将河边实验列为其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基地，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展开合作社模式试点，在敦和基金会对对小云助贫的支持基础上，南都基金会，招商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国内众多公益组织以不同方式参与了河边实验。李小云教授在一个论坛上讲“河边实验是中国公益组织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公益组织参与政府开辟的发展场域的一个实验”。
逐步退出并非李小云心血来潮的想法。在去年7月3日举行的以“谁是绝对贫困终结后的穷人”为主题的南都观察2018夏季论坛上，李小云对传统扶贫策略做了反思。他认为之前的扶贫都是按照消除绝对贫困的思路进行的，“以往的扶贫策略对减少绝对贫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2020年绝对贫困人口的消失，扶贫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他认为，扶贫策略应转向防贫和助贫，即防止贫困发生和协助穷人应对风险。
在河边村，李小云已着手布局一系列防贫措施。去年，他在河边村建立了儿童活动中心，以发展学前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李小云在河边村实施的这场实验始于2014年底。当时，在勐腊县几个少数民族村寨考察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被他称之为深度性贫困景象：人畜混居，房屋破败，无硬化路和通讯条件。受制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原因，当地人极少外出远距离打工，甘蔗和砂仁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但是甘蔗也是刚刚发展了几年，农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为亚洲野象种植了美食。
作为扶贫专家，他似乎遇到了新问题。
李小云的扶贫情结来自于他丰富的国内外发展研究的经历。他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作物栽培学的博士，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则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之后他到德国，荷兰学习。他90年代初领导的北京农业大学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实践为导向的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正是在这个机构的发展中，他将国际发展的理论，如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等介绍到中国。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发展学院，即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推动了中国发展研究的教育。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NGO在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公益组织孵化，曾长期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北京恩玖等机构的理事。2005年，李小云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共同完成亚行、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实施的扶贫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研究。
针对在云南考察观察到的问题，李小云提出了“贫困陷阱”理论，他认为扶贫的难度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群体。“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里面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他所在的群体整个富裕起来了，帮扶他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对群体性贫困的治理就很难。也许是因为地区差异、文化差异，贫困的村庄里，劳动力走不出去，也没有资源被引进来，基本上维持在一种前现代的狀态。这些地区普遍达不到现代化的福利标准，我们这些具有现代思想和技能的外来人去要求那些还没有这些的贫困群体，说他们落后懒惰，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所以李小云将现阶段扶贫的最大挑战定为深度贫困的地区和人群。“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不是懒惰，也不是观念、思想等的落后，而是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现代伦理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而达到现代标准的脱贫则又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而他们把握不了现代市场的基本准则，或是当地资源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用，被迫陷入贫困。”
考察完成后，李小云选择了一个村子—河边村，驻扎下来，决定在这里开启一场扶贫实验，展开旨在帮助贫困群体走出贫困陷阱的综合治理公益创新。
河边村的情况和勐伴镇其他村庄类似，村民人均年收入为4000元左右，而支出超过5000元，如果没有创新性措施，仅按照常规扶贫措施推进，河边村无法彻底摆脱贫困。李小云认为，必须创新产业发展思路，探索能够极大提高农民收入的主导性产业，同时又需要考虑产业单一的市场风险。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成立勐腊小云助贫中心（以下简称“小云助贫”），以动员社会资源尤其是公益资源投入进来。
在河边村驻扎半年后，李小云基于该村特殊的热带雨林景观、具有民族特色的木楼等资源确定了主导性产业，即把河边村打造成小型高端会址经济和自然教育基地。
这个概念是李小云花了半年时间思考提出的。“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都会追求“生活改善”所以他们不是完全与现代化隔离的，但是他们的生存性伦理与现代性伦理有很大的距离。我要找一个把它和现代性连在一起的对接点。”他最终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这个连接点。
“当地瑶族干栏式建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因为山地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只能靠着木料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能到外面去晒太阳。感受阳光，是他们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对接现代性的线索。我实践的对接点就是建造一座充满阳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们没有的概念：一个瑶族特色的嵌入式客房来赚钱。”李小云说。
工程资金来自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小云助贫通过2015、2016，2017三年腾讯“99公益日”以及其他渠道筹集将近300万元资金建设瑶族妈妈的客房和相应的基础设施。
工程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2018年底，河边村全村大部分村民建起了客居。政府在河边村完成了村内基础设施，通讯网络的全村覆盖。李小云说“这就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很多发展中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有很强的的发展在场性，公益组织对接这个在场性”。
为避免单一依靠会议和自然教育潜在的市场风险，李小云和团队又规划了其他产业。中药材种植示范，雨林蜂蜜，自考酒酿制，养鸡，养猪的示范都已展开，能够抵御风险的复合型产业也将逐步成型。
李小云开展的这场扶贫实验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复合型产业发展、提高农户经营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人居环境建设、改善社区治理。他在3年的实践中探索了社会力量在扶贫“最后1公里”应如何发挥作用的现实路，探索了政府主导、大学和公益组织参与、农民为主体优势互补的综合性治理的公益模式。
虽已帮助河边村实现脱贫，但李小云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在村民大会上说：“如果李老师和他的同事学生都撤走了，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吗？”
李小云也在非洲做扶贫，做了快10年，他也是享誉国际的国际发展的专家。“非洲的发展也是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说他在非洲种玉米也是在找脱贫的路径。
在对现代发展铺天盖地的批判中，李小云依然坦诚自己是一个现代的发展主义者。“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甚至算不上一个学者。简单地说，我做了一个实验来说明我们有可能突破一个结构、改变一个社会。让贫困的村庄里有现代的要素，由于趋向现代的产业，年轻人才会留下来，扶贫不是消灭贫困人口的文化，而是让他妈的文化与现代的要素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其实很难。”他如此总结4年的实验，“至于是河边实验是否算是成功，那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来回答，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