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退休了！这在两岸三地的文坛成为头条新闻。董桥因其散文而名噪一时。有人提议“你一定要看董桥”；有人呼吁“你一定不要读董桥”，也有人主张“你一定要少看董桥”。无论怎么说，要写当代文学史就无法避开董桥。
　　董桥，原名董存爵，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印尼华侨，17岁到台湾求学，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1980年他從伦敦回香港，最早是被金庸请去《明报月刊》做总编辑。董桥在那里主政6年，后应林语堂之女林太乙邀请任《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1989年，又被金庸重金请回，出任《明报》总编辑。1994年底，我到《明报》后就在董桥的麾下写社评。
　　1994年秋的某一天，我还没有从《亚洲周刊》调去《明报》。当时的老板于品海约我和董桥以及执行总编辑张建波见面，讨论写一篇《明报》社评，阐述他本人的办报理念，要我来执笔。

　　初次见董先生，颀长的身材，细小的眼睛，温文尔雅，但沉默寡言。那次见面，彼此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到了年底，于品海决定让《亚洲周刊》副总编曹景行兼任报纸主笔。曹先生就拉我去当他的“枪手”。董先生起初把我看成“曹营”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过了几个星期，有一晚，我在家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刚和老报人罗孚先生见过面，从罗公那里听说我的经历才顿释前疑，并为我明明在干主笔的活、名利却归别人而愤愤不平。此后，他就把我当成同道中人。不久，他又知道我正跟随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和耀基先生交情甚笃，爱屋及乌，和我的关系愈发亲近了一步。
　　董桥那时候管报纸很放手，几乎不怎么管采访的事，手下的人各司其职，他的总编辑做得很轻松。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常能看到他在看书、写字、把玩小古董。他玩藏书票，也爱搜集竹雕。凡是旧时的东西，董先生都喜欢，比如“鲁迅的小楷，知堂的诗笺，胡适的少作，直至郁达夫的残酒，林语堂的烟丝，徐志摩的围巾，梁实秋的眼镜，张爱玲的发夹”每每都在他笔下透入纸背。90年代末，他在《明报》辟了一个专栏《英华沉浮录》，每天一篇。最初我追着看，喜欢董桥文字的那种雅致、悠闲和理趣。也许在国内从小受鲁迅式革命杂文的浸润，习惯了刚性的文字。突然遇到董桥的文字，觉得很美。只说那些标题《留住文字的绿意》、《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伦敦的夏天等你来》就羡煞人了。流连于他的文字之间，一股老民国的文化遗风扑面而来。后来看多了又觉得过于甜腻，有点审美疲劳。我赞赏董先生的文字，但他那种精雕细琢，我是学不来的。
　　每天午夜，我写完社评就轻轻敲开他办公室的门，把打印好的初稿放在桌上。社评标题都是董先生拟定的，他拟的标题往往是点睛之笔。文章经他改动一两处文字也都恰到妙处，使我深深折服。后来总编辑换了人，想学董先生却无此功力，在我的初稿上到处涂鸦，标题也常拟得文不对题，往往弄得我哭笑不得。董先生离开后，有一次和他通电话。他说：“我还经常看明报社评，看到文理不通的地方就知道是被改过的。”看来董先生对我的文字还是有信心的。
　　记得一个周日的晚上，编辑部高层只有我俩值班。当天几乎没有大新闻，一时找不到社评题目。董先生让我独自去考虑，想好了再和他商量。当天有点新闻价值的倒是诗人艾青的去世，但实在也很难作为香港报纸的社评。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更好的题目，拖到很晚，董先生就同意了。一个小时后，我把初稿送去。这篇社评很另类，是用抒情散文的笔调写的，董先生大为激赏。他用“诗人死了”四字做标题，简直是珠联璧合。后来台湾的高信疆出任《明报》集团编务总裁，告诉我董桥向他介绍报社同人时，特别赞赏我“写文章几乎是倚马可待”，所指也许正是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