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7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等外国人便开始以极为低廉的价格，用或哄或骗的手法，从看守莫高窟的愚昧贪婪的王道士手中，带走了大量珍贵文物，他们被称为敦煌的罪人。
　　然而鲁迅却说：“当假的国学家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斯坦因被称为那个时代最惊人的探险者、考古学家。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七年后，斯坦因从印度出发，翻过天寒地冻的帕米尔高原，穿过热浪翻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终于来到这千年前封存的故纸堆旁边。在此之前，敦煌本地官员对王道士敬献的这些破纸残页表现出极为彻底地不屑一顾；至于王道士提出的由政府出资来妥善保管的建议，更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尽管如此，这个提着大袋钱币的异邦人并没有让家徒四壁的王道士动心。一连很多天，斯坦因连半张纸都没有看到。走过大半个世界的斯坦因阅人无数，他意识到“用金钱收买王道士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到他的宗教情感”。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他摸到自己从不离身的两本书：《马可·波罗游记》和《大唐西域记》。这两本书中的主人公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他发现每当自己讲起玄奘取经的故事时，王道士总是流露出心向往之的神情。于是斯坦因撒了一个聪明的弥天大谎：“当年玄奘法师从东土到印度取得真经，如今我从印度出发，沿着玄奘法师的足迹来到这里，是玄奘的在天之灵把这些经卷托付给我，让我再带回印度。”王道士终于打开藏经洞的大门，随意抽出一卷经书递给斯坦因，边页上竟正好写着“玄奘”二字。看着王道士惊讶拜服的神情，斯坦因知道，这次必能功德圆满。
　　斯坦因挑选出9000卷文书和500幅佛像绢画，装了整整24箱，十个月后送到英国。这些中国政府弃之如敝屣的珍贵文物，为斯坦因赢得了爵位和跻身世界顶尖探险家之列的资本，也吸引了全世界为敦煌遗书惊艳倾倒的目光。这个“考古挖掘出金银财宝不为所动，看到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纸片便如获至宝”的冒险者，在世时就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屡次受到监视，甚至被驱逐。但从客观上来说，他是敦煌学术的强力推手，在促进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方面功不可没。
　　斯坦因满载而归，得到200两银子的王道士也笑逐颜开——有了这笔钱，就能好好修缮莫高窟遗址了。他被后人骂作目光短浅的农民、中国文化史的卖国贼，而今天来到莫高窟的游客们，还能在王道士修筑的石窟廊檐下，躲避灼人的骄陽。王道士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从外国人手中接过的银两，几乎全部用来修缮莫高窟和清理石窟中的流沙，但他晚年却声名狼藉。一位劫经者的手稿道出了原委：“我曾经赠送给王道士75两银钱，可是被夸大到十万两，村民们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他当然拿不出，只能装疯卖傻，在人们的诟病中度过余生。”
　　1909年冬天，浑浑噩噩的清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敦煌遗书的价值，下令将剩余经卷全部运往京师，不过并没有装箱，只是草草遮盖，一路上都有遗失。押运的官员并没有把敦煌遗书送进中国第一座近代国家图书馆，而是直接把大车开进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占为己有。由于怕被人发现，他们将无数珍贵的文物一撕为二。今人总结散布各地的敦煌遗书：英国最多，法国最精，俄国最杂，日本最隐最秘，中国最散最乱。
　　斯坦因之流即便背上盗贼的恶名，也把所有赃物捐献国家妥善保存。相较于那些外国劫掠者，中国自身对待珍贵文物的冷漠态度，难道不是更令人痛心疾首吗？
　　（摘自《百家讲坛·传奇故事》 图/敦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