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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克·科尔克（Mark Kirk）突患中风，身体瘫痪。此时，他收到一封颇不寻常的来信。
悲观情绪一度在我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如今我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人生观。这一变化始于一次不幸的疾病发作和一个小男孩的突然出现。
2012年1月21日是一个星期六。这天上午，我的左胳膊忽然发麻，人开始感到眩晕。在打电话通知医生后，一辆救护车开到我位于伊利诺伊州哈兰德帕克的家的门口。随后所做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我的颈动脉血管内壁有脱落症状，从而阻挡了血液流向大脑。医生说中风症状很快就会出现，只能让它发生，已无法制止这种症状了。我于是住进了芝加哥西北纪念医院。不久，中风症状出现，我的整个身体麻痹并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种病症对我而言简直难以相信，我才52岁，甚至还不认识患有这种病的任何人。
在对脑部实施了两次手术之后，我于2月10日转院到芝加哥康复治疗院。虽然依然不能运动我的左手、左脚，左眼也无法看东西，然而我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应该尽快出院，返回工作岗位，为我所属的伊利诺伊州的民众服务。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我首先得学习怎样站立，怎样适应以一只眼睛看东西…… 由于腿部内有血块形成，我得在拐杖和挽具的帮助下，直挺挺地以全力向前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我一直是一个不太乐观的人，这种人生态度令我感到恢复到正常状态似乎已经不可能，我或许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参议院去履行职责了。
我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理疗，令人泄气的是身体功能几乎没有什么恢复。几天后的一天，我的继母贝维拿着一封信走进房间。她的工作是为我审阅来自我的同事和一些陌生人寄来的大量卡片、信件和字条，其中的一封信给予她很大的触动。它是精心打出来的，写信人是一个姓名叫杰克逊·坎宁安的9岁男孩儿。他的家就在伊利诺伊州中部我的家乡查姆帕。在信中，杰克逊告诉我一年前他也患了中风，身体的左半边麻痹了，随后在这家康复治疗院作恢复训练，身体状况获得显著的改观。不过除了告诉我他的病况，杰克逊还给予我一些建议：“不要自暴自弃，你做出的所有艰苦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杰克逊随后又提出建议说可以参加这家治疗院的“成年人”专区的恢复治疗项目，在那里“他们会让你进行严格的训练，你会很快地恢复体能”。杰克逊甚至还向我推荐他在住院期间最喜爱的一家餐馆制作的比萨饼，说是或许我也希望品尝一下。浏览了这封来信，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一名美国联邦参议员，从一个从未谋面的小男孩那里获得了如此淳朴的忠告，他的这些话恰恰是我目前十分需要的。他给了我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力量。于是，我用自己仅存的能力用笔给他回了信。
几个星期之后，我安排了一次与杰克逊在康复治疗院餐厅的见面。他的父母克莱格和朱迪陪伴他前来见面。小男孩坐在我的对面时起先显得有点拘谨，但是不活跃的氛围很快就消散了。杰克逊给我展示了他的跑步能力，我立刻受到了鼓舞，因为他的行动使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重新走路和跑步。与小男孩面对面的对话令我感触颇深，我仿佛看到了像他这个年纪的自己童年时代的情景。最使我钦佩的是他身上透射出来的那种能量和品德，可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只是认为他的年龄可以当我儿子了。
随着一系列理疗和体能锻炼的进展，我的身体渐渐恢复，杰克逊所说的话得到了验证。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终于出了院，并于2013年1月3日重返国会山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当迈向一层层台阶，向上攀登时，我想起了杰克逊和他说过的话。那天，他的话语激励我爬完了全部台阶。
回到华盛顿之后，我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杰克逊对我的影响力。当我觉得疲倦和沮丧时，我会想起这个被自己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感召力的小男孩。我向来对自己能代表伊利诺伊州而自豪，但我现在更感到激情澎湃的是我能代表着像他这样的孩子而为公众服务。几个月后，杰克逊来到国会山庄参观。我们一起爬上高高的台阶，华盛顿的市容在他眼里是十分奇异的。我引导他在国会各个厅室参观了一圈，并且约定两个人在连通我的办公室到国会山的一条通道中进行跑步比赛，而接下来的事就是我得认真考虑怎样追上他，超过他。
这件事听起来甚为奇怪，即我颇为感激我的这次中风，因为它给予了我一个机会结识杰克逊，视他为一个忘年之交的朋友，一个我心目中的英雄。
如今已经11岁的杰克逊与我谈起过他在玩自己着迷的电子游戏“干掉蛇神”时拿到的积分，以及他怎样运动自己的左胳膊（我对此很羡慕）。我们之间谈到许多话题，唯一没有涉及的就是女孩儿，虽然我认为或许有一天就会改变。我告诉他，我已经能自如地走路和阅读——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我还对他说如果他不听从理疗师的话，他就必须到国会来作证（玩笑话）。
我经常想起杰克逊的未来。我希望他能代表失能病人这个群体做一些公益活动。我希望他能发现在华盛顿的这个角落有一个男子会一直默默地支持他，从而获得力量。杰克逊这次在华盛顿与我见面之后，表达出一种对投身政治感兴趣的意图。我问他是否愿意在某一天当美国总统，而他却耸了耸肩膀，说道：“还是当个参议员更为靠谱。”
悲观情绪一度在我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如今我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人生观。这一变化始于一次不幸的疾病发作和一个小男孩的突然出现。
2012年1月21日是一个星期六。这天上午，我的左胳膊忽然发麻，人开始感到眩晕。在打电话通知医生后，一辆救护车开到我位于伊利诺伊州哈兰德帕克的家的门口。随后所做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我的颈动脉血管内壁有脱落症状，从而阻挡了血液流向大脑。医生说中风症状很快就会出现，只能让它发生，已无法制止这种症状了。我于是住进了芝加哥西北纪念医院。不久，中风症状出现，我的整个身体麻痹并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种病症对我而言简直难以相信，我才52岁，甚至还不认识患有这种病的任何人。
在对脑部实施了两次手术之后，我于2月10日转院到芝加哥康复治疗院。虽然依然不能运动我的左手、左脚，左眼也无法看东西，然而我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应该尽快出院，返回工作岗位，为我所属的伊利诺伊州的民众服务。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我首先得学习怎样站立，怎样适应以一只眼睛看东西…… 由于腿部内有血块形成，我得在拐杖和挽具的帮助下，直挺挺地以全力向前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我一直是一个不太乐观的人，这种人生态度令我感到恢复到正常状态似乎已经不可能，我或许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参议院去履行职责了。
我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理疗，令人泄气的是身体功能几乎没有什么恢复。几天后的一天，我的继母贝维拿着一封信走进房间。她的工作是为我审阅来自我的同事和一些陌生人寄来的大量卡片、信件和字条，其中的一封信给予她很大的触动。它是精心打出来的，写信人是一个姓名叫杰克逊·坎宁安的9岁男孩儿。他的家就在伊利诺伊州中部我的家乡查姆帕。在信中，杰克逊告诉我一年前他也患了中风，身体的左半边麻痹了，随后在这家康复治疗院作恢复训练，身体状况获得显著的改观。不过除了告诉我他的病况，杰克逊还给予我一些建议：“不要自暴自弃，你做出的所有艰苦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杰克逊随后又提出建议说可以参加这家治疗院的“成年人”专区的恢复治疗项目，在那里“他们会让你进行严格的训练，你会很快地恢复体能”。杰克逊甚至还向我推荐他在住院期间最喜爱的一家餐馆制作的比萨饼，说是或许我也希望品尝一下。浏览了这封来信，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一名美国联邦参议员，从一个从未谋面的小男孩那里获得了如此淳朴的忠告，他的这些话恰恰是我目前十分需要的。他给了我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力量。于是，我用自己仅存的能力用笔给他回了信。
几个星期之后，我安排了一次与杰克逊在康复治疗院餐厅的见面。他的父母克莱格和朱迪陪伴他前来见面。小男孩坐在我的对面时起先显得有点拘谨，但是不活跃的氛围很快就消散了。杰克逊给我展示了他的跑步能力，我立刻受到了鼓舞，因为他的行动使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重新走路和跑步。与小男孩面对面的对话令我感触颇深，我仿佛看到了像他这个年纪的自己童年时代的情景。最使我钦佩的是他身上透射出来的那种能量和品德，可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只是认为他的年龄可以当我儿子了。
随着一系列理疗和体能锻炼的进展，我的身体渐渐恢复，杰克逊所说的话得到了验证。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终于出了院，并于2013年1月3日重返国会山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当迈向一层层台阶，向上攀登时，我想起了杰克逊和他说过的话。那天，他的话语激励我爬完了全部台阶。
回到华盛顿之后，我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杰克逊对我的影响力。当我觉得疲倦和沮丧时，我会想起这个被自己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感召力的小男孩。我向来对自己能代表伊利诺伊州而自豪，但我现在更感到激情澎湃的是我能代表着像他这样的孩子而为公众服务。几个月后，杰克逊来到国会山庄参观。我们一起爬上高高的台阶，华盛顿的市容在他眼里是十分奇异的。我引导他在国会各个厅室参观了一圈，并且约定两个人在连通我的办公室到国会山的一条通道中进行跑步比赛，而接下来的事就是我得认真考虑怎样追上他，超过他。
这件事听起来甚为奇怪，即我颇为感激我的这次中风，因为它给予了我一个机会结识杰克逊，视他为一个忘年之交的朋友，一个我心目中的英雄。
如今已经11岁的杰克逊与我谈起过他在玩自己着迷的电子游戏“干掉蛇神”时拿到的积分，以及他怎样运动自己的左胳膊（我对此很羡慕）。我们之间谈到许多话题，唯一没有涉及的就是女孩儿，虽然我认为或许有一天就会改变。我告诉他，我已经能自如地走路和阅读——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我还对他说如果他不听从理疗师的话，他就必须到国会来作证（玩笑话）。
我经常想起杰克逊的未来。我希望他能代表失能病人这个群体做一些公益活动。我希望他能发现在华盛顿的这个角落有一个男子会一直默默地支持他，从而获得力量。杰克逊这次在华盛顿与我见面之后，表达出一种对投身政治感兴趣的意图。我问他是否愿意在某一天当美国总统，而他却耸了耸肩膀，说道：“还是当个参议员更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