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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这个败类，大把地糟蹋国帑，竟然还能给儿子留下为数可观的钱，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
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价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率，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皇帝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基，公元1620年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直至他躺到定陵，然后，又接着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大明天下，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景山的那棵歪脖树
万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国全部帝王中排名第5。他的后代可就没有这份好命了。他的儿子朱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仅1年；他的孙子朱由校，庙号熹宗，年号天启，仅7年；他的另一个孙子朱由检，庙号思宗，年号崇祯，在位17年，李自成进北京，自缢煤山。这就是说，万历的一子、二孙、三朝，共25年，只用了他在位时间的二分之一，就将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过来思索，万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孙的双倍时间内，任意随性，胡作乱为，也没有将这个帝国消费完，还留给朱常洛一个“皆有生气”的社会。在张大复文中与“罢税”同提的“发帑”，足以说明万历虽是一个败家子，但还是给他后人留下相当数量的真金白银。泰昌初，朱常洛能動用内库160万两，以作饷银。这可不是小数目，16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现在的3亿3千万元人民币。内库只是国库的一部分，可证朱翊钧这个败类，这么大把地糟蹋国帑，竟然还能给儿子留下为数可观的钱。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隋炀帝杨广，14年功夫，就把隋朝折腾光。朱翊钧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无恙，绝对应该垮而未垮。他的后人，尤其那个崇祯，不可谓不尽心，不竭力，千方百计想不垮而终于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惨。北京人亲眼目睹，崇祯爷挂在景山那棵歪脖树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其狼狈可想而知。崇祯最后被围城中，士兵乞饷，国库拿不出一两银子，他只有张嘴朝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借，可怜哪，大家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似地三万五万地给。想想万历年间那用不完的钱，哪怕想想万历年后的泰昌扔钱淹脚面，要让崇祯不上吊也难了。
我一直认为，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由此推想，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开心。朱翊钧廷杖起大臣来，也是蛮恐怖的，张居正“夺情”一案，数十位谏官，无不当场剥光裤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他从来不搞文字狱，这实在是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但万历这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从不向公众露面。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坚持步行，拒绝坐车。
所以，万历年间，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历史罕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力度极大。这种文艺领域的繁荣，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联。
京华满城说惊梦
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况空前，造成了一曲《惊梦》，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时人誉曰“京华满城说惊梦”“魂兮归来话杜娘”，谈论《牡丹亭》，品评玉茗堂，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
汤显祖的成功，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可以想象，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大都市中成批涌现，然后遍及城乡，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消费欲望。清人赵翼说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明人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所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这就是万历年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经济动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风生水起。正如近人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佚乐的特性。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褒之曰“繁荣昌盛”的万历年间，同样也是以良莠斑驳的色彩、薰莸杂陈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顾炎武的《日知录》，对朱翊钧的看法很恶，他对断送了大明江山的这位昏君，十分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却使我们获知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什么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量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于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这大把银子，若是进入国家财政，当然国就富，若是放在民众手里，当然民就强。而国富民强之后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粮足，兵强马壮。有了巩固的国防，外敌不敢觊觎，边寇不敢启衅，这是中国盛世王朝必走的强国、强军、强民之道。
然而，万历年间，上下一致地反其道行之，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万历四十二年，为其爱子朱常洵就藩洛阳，花掉的银子足够当时中国人吃上好几十年。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从上到下的奢靡，大肆挥霍，遂成万历年间的社会风气。《金瓶梅》的出现，正是这个丰裕、富庶、有钱、有闲时代的必然结果。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但拥有的海量赀财，却种下了大明王朝败亡的祸根。
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张居正能够做完他想做的匡国救时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钧只是一个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别地优秀，只要求不那么混账和混蛋，多少听得进人话，多少做一点人事，差强人意的话，也许一部《晚明史》，就不是从他朱翊钧开头叙述了。
（摘自《解放日报》）
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
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价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率，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皇帝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基，公元1620年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直至他躺到定陵，然后，又接着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大明天下，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景山的那棵歪脖树
万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国全部帝王中排名第5。他的后代可就没有这份好命了。他的儿子朱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仅1年；他的孙子朱由校，庙号熹宗，年号天启，仅7年；他的另一个孙子朱由检，庙号思宗，年号崇祯，在位17年，李自成进北京，自缢煤山。这就是说，万历的一子、二孙、三朝，共25年，只用了他在位时间的二分之一，就将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过来思索，万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孙的双倍时间内，任意随性，胡作乱为，也没有将这个帝国消费完，还留给朱常洛一个“皆有生气”的社会。在张大复文中与“罢税”同提的“发帑”，足以说明万历虽是一个败家子，但还是给他后人留下相当数量的真金白银。泰昌初，朱常洛能動用内库160万两，以作饷银。这可不是小数目，16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现在的3亿3千万元人民币。内库只是国库的一部分，可证朱翊钧这个败类，这么大把地糟蹋国帑，竟然还能给儿子留下为数可观的钱。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隋炀帝杨广，14年功夫，就把隋朝折腾光。朱翊钧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无恙，绝对应该垮而未垮。他的后人，尤其那个崇祯，不可谓不尽心，不竭力，千方百计想不垮而终于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惨。北京人亲眼目睹，崇祯爷挂在景山那棵歪脖树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其狼狈可想而知。崇祯最后被围城中，士兵乞饷，国库拿不出一两银子，他只有张嘴朝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借，可怜哪，大家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似地三万五万地给。想想万历年间那用不完的钱，哪怕想想万历年后的泰昌扔钱淹脚面，要让崇祯不上吊也难了。
我一直认为，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由此推想，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开心。朱翊钧廷杖起大臣来，也是蛮恐怖的，张居正“夺情”一案，数十位谏官，无不当场剥光裤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他从来不搞文字狱，这实在是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但万历这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从不向公众露面。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坚持步行，拒绝坐车。
所以，万历年间，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历史罕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力度极大。这种文艺领域的繁荣，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联。
京华满城说惊梦
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况空前，造成了一曲《惊梦》，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时人誉曰“京华满城说惊梦”“魂兮归来话杜娘”，谈论《牡丹亭》，品评玉茗堂，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
汤显祖的成功，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可以想象，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大都市中成批涌现，然后遍及城乡，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消费欲望。清人赵翼说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明人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所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这就是万历年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经济动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风生水起。正如近人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佚乐的特性。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褒之曰“繁荣昌盛”的万历年间，同样也是以良莠斑驳的色彩、薰莸杂陈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顾炎武的《日知录》，对朱翊钧的看法很恶，他对断送了大明江山的这位昏君，十分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却使我们获知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什么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量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于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这大把银子，若是进入国家财政，当然国就富，若是放在民众手里，当然民就强。而国富民强之后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粮足，兵强马壮。有了巩固的国防，外敌不敢觊觎，边寇不敢启衅，这是中国盛世王朝必走的强国、强军、强民之道。
然而，万历年间，上下一致地反其道行之，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万历四十二年，为其爱子朱常洵就藩洛阳，花掉的银子足够当时中国人吃上好几十年。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从上到下的奢靡，大肆挥霍，遂成万历年间的社会风气。《金瓶梅》的出现，正是这个丰裕、富庶、有钱、有闲时代的必然结果。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但拥有的海量赀财，却种下了大明王朝败亡的祸根。
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张居正能够做完他想做的匡国救时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钧只是一个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别地优秀，只要求不那么混账和混蛋，多少听得进人话，多少做一点人事，差强人意的话，也许一部《晚明史》，就不是从他朱翊钧开头叙述了。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