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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沙滩繁华的五四大街路口，安设有一座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题的、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大型雕塑。有人惊诧地发现，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青年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头像，却独缺“五四运动”中那位最重要的领袖人——被毛泽东曾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于是，有学者呼吁“整改”一下这违背历史事实、受到了“左”的偏见影响而创作的雕塑，还“陈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的新一页”。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曾连任5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他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青年杂志》的出现如“春雷初动”
1915年，陈独秀到上海，向出版界老朋友汪孟邹提出想创办杂志。几年前，汪孟邹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在上海办了亚东图书馆，但是经营情况不算很好，汪孟邹便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陈独秀办杂志。考虑到陈独秀需要养家糊口，他向陈独秀推荐了他的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陈氏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汪孟邹介绍双方见面后，陈氏兄弟表示同意合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新杂志为月刊，不管销路如何，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200元。
这年9月15日，上海滩突然出现了一本“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16开本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的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这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没有上任便开始招兵买马，其中文科学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而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原《青年杂志》)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蔡元培原先组织暗杀团的时候就认识陈独秀。此刻，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来任职。
12月26日上午，蔡元培到北京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不愿放弃《新青年》，对于来北京十分犹豫，甚至还推荐了胡适回国来担任文科学长，以求自己解脱。但是，蔡元培对于胡适一无所知，没有答应。
从这天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要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为了筹集资金，白天四处活动，晚上回来又要看戏，睡得晚，起床迟。蔡元培有时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让陈独秀有些感动。
蔡元培后来的一番话，终于使陈独秀动心。一是，蔡元培切中陈独秀《新青年》的要害，他说，北大要找一批有新思想的教授，陈独秀来了之后，这批人都可以帮助陈独秀写稿；二是，蔡元培给陈独秀开出的薪水是每月300元，比群益书社每月给陈独秀的办刊费用高很多。陈独秀终于答应先试干3个月。
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前，蔡元培就已经发表了人员任命榜，其中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遭到北大很多老派教授的反对，他们说陈独秀只会写一点笔记性文章，没有像样的文科著作，如何能当文科学长?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
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即沙滩)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到了北京大学，陈独秀便将风靡时尚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带入北大，使这所陈旧腐败的高等学府顿时清新活泼，生意盎然。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莘莘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直接干预国家大事。
“总司令”发动和设计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日本。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从未存有幻想，他最早对这次列强的分脏会议提出质疑：“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惟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他的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張，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其“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11日晚10时，他约高一涵等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传单。正在此时，从屋顶阴暗处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不假思索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给那人，此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一伙埋藏在花园暗地里的暗探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随后，一名暗探脱下灰大褂给陈独秀穿上，并将他带离。
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罗章龙等召来，商量营救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目前“首先是将陈先生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于是，13日，北京《晨报》最新披露这一消息，随后，各大报纸相继报道。《国民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保释出狱。出狱时，保释书上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李大钊欣然作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中说：“从前我们的‘只眼’ (陈独秀的笔名)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南陈北李”打创建中共的“组合拳”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当时，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惧怕，明令停止讲演。陈独秀只得返回北京。
其实，他并没完全获得自由，在京期间，仍受警察的监视和约束。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的带篷骡车，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微服出京”。
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书。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的，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零零星星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堂而皇之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选择。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由公路出走来到天津。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说：“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病逝后，他的墓冢已开辟为“独秀园”，墓碑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7个大字。这里长眠的是一位不寻常的“先生”，是一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正义和光明而叱咤风云的“先生”。陈独秀的一生，颂扬声与叹息声始终相伴。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评价。陈独秀的人生曲线，也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寻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迷茫与艰辛……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曾连任5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他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青年杂志》的出现如“春雷初动”
1915年，陈独秀到上海，向出版界老朋友汪孟邹提出想创办杂志。几年前，汪孟邹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在上海办了亚东图书馆，但是经营情况不算很好，汪孟邹便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陈独秀办杂志。考虑到陈独秀需要养家糊口，他向陈独秀推荐了他的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陈氏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汪孟邹介绍双方见面后，陈氏兄弟表示同意合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新杂志为月刊，不管销路如何，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200元。
这年9月15日，上海滩突然出现了一本“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16开本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的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这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没有上任便开始招兵买马，其中文科学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而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原《青年杂志》)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蔡元培原先组织暗杀团的时候就认识陈独秀。此刻，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来任职。
12月26日上午，蔡元培到北京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不愿放弃《新青年》，对于来北京十分犹豫，甚至还推荐了胡适回国来担任文科学长，以求自己解脱。但是，蔡元培对于胡适一无所知，没有答应。
从这天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要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为了筹集资金，白天四处活动，晚上回来又要看戏，睡得晚，起床迟。蔡元培有时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让陈独秀有些感动。
蔡元培后来的一番话，终于使陈独秀动心。一是，蔡元培切中陈独秀《新青年》的要害，他说，北大要找一批有新思想的教授，陈独秀来了之后，这批人都可以帮助陈独秀写稿；二是，蔡元培给陈独秀开出的薪水是每月300元，比群益书社每月给陈独秀的办刊费用高很多。陈独秀终于答应先试干3个月。
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前，蔡元培就已经发表了人员任命榜，其中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遭到北大很多老派教授的反对，他们说陈独秀只会写一点笔记性文章，没有像样的文科著作，如何能当文科学长?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
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即沙滩)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到了北京大学，陈独秀便将风靡时尚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带入北大，使这所陈旧腐败的高等学府顿时清新活泼，生意盎然。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莘莘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直接干预国家大事。
“总司令”发动和设计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日本。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从未存有幻想，他最早对这次列强的分脏会议提出质疑：“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惟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他的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張，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其“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11日晚10时，他约高一涵等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传单。正在此时，从屋顶阴暗处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不假思索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给那人，此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一伙埋藏在花园暗地里的暗探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随后，一名暗探脱下灰大褂给陈独秀穿上，并将他带离。
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罗章龙等召来，商量营救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目前“首先是将陈先生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于是，13日，北京《晨报》最新披露这一消息，随后，各大报纸相继报道。《国民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保释出狱。出狱时，保释书上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李大钊欣然作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中说：“从前我们的‘只眼’ (陈独秀的笔名)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南陈北李”打创建中共的“组合拳”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当时，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惧怕，明令停止讲演。陈独秀只得返回北京。
其实，他并没完全获得自由，在京期间，仍受警察的监视和约束。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的带篷骡车，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微服出京”。
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书。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的，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零零星星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堂而皇之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选择。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由公路出走来到天津。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说：“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病逝后，他的墓冢已开辟为“独秀园”，墓碑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7个大字。这里长眠的是一位不寻常的“先生”，是一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正义和光明而叱咤风云的“先生”。陈独秀的一生，颂扬声与叹息声始终相伴。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评价。陈独秀的人生曲线，也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寻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迷茫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