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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无一例外都成为一度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鸦片战争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实体经济“王者归来”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或者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到865.03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频度和烈度史所罕见。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逐鹿”先进制造业
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过去2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工业规模总量不足0.4万亿美元，2013年则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工业规模增长了10倍。由此计算，中国工业占全球比重，从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短短11年间，中国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
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
任重而道远
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不能不清醒认识到，我们离“制造强国”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而且，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2013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额2322亿美元，超过当年石油进口额。
国内每生产一台CDMA手机，要向美国高通公司交10美元专利费，而几乎所有支持中国新4G标准的高端手机都采用高通芯片。更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我国优质、低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数控机床、精密设备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轿车工业装备，都依赖进口。
中国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据测算，2010年，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与此相反，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处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时，所获利益却甚少。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上很不景气，工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滑，实体经济异化潜在风险加大。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4年国有五大银行以占500强营业收入的6.39%，创造了35.6%的净利润，而266家制造业企业40.1%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仅占18.8%，五大行利润近乎是所有制造业企业利润的两倍。
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继续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倒挂。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2年我国虚拟经济规模维持在10万亿元左右，与GDP维持着1倍左右的比例。2003年一跃超过20万亿元，自此迅速扩大，到2009年已达122.5万亿元，为GDP的3.7倍。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未强”时刻，外有强邻环伺，内有“脱实入虚”隐患，何去何从？自古华山一条路，唯有向上，美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将是砥砺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最好“磨刀石”。
不失创新能力
近现代以来，无论是中国自身的探索实践，还是美欧发达国家的经验镜鉴，都充分印证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最强的创新驱动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制造强国是在短期内成就的，建设制造强国不仅是技术创新、匠艺积累、财富积累的过程，而且是文化演进的过程。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有没有长期坚韧不拔发展制造业，坚持实体经济为主的耐心和意志？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鸦片战争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实体经济“王者归来”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或者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到865.03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频度和烈度史所罕见。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逐鹿”先进制造业
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过去2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工业规模总量不足0.4万亿美元，2013年则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工业规模增长了10倍。由此计算，中国工业占全球比重，从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短短11年间，中国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
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
任重而道远
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不能不清醒认识到，我们离“制造强国”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而且，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2013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额2322亿美元，超过当年石油进口额。
国内每生产一台CDMA手机，要向美国高通公司交10美元专利费，而几乎所有支持中国新4G标准的高端手机都采用高通芯片。更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我国优质、低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数控机床、精密设备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轿车工业装备，都依赖进口。
中国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据测算，2010年，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与此相反，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处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时，所获利益却甚少。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上很不景气，工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滑，实体经济异化潜在风险加大。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4年国有五大银行以占500强营业收入的6.39%，创造了35.6%的净利润，而266家制造业企业40.1%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仅占18.8%，五大行利润近乎是所有制造业企业利润的两倍。
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继续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倒挂。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2年我国虚拟经济规模维持在10万亿元左右，与GDP维持着1倍左右的比例。2003年一跃超过20万亿元，自此迅速扩大，到2009年已达122.5万亿元，为GDP的3.7倍。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未强”时刻，外有强邻环伺，内有“脱实入虚”隐患，何去何从？自古华山一条路，唯有向上，美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将是砥砺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最好“磨刀石”。
不失创新能力
近现代以来，无论是中国自身的探索实践，还是美欧发达国家的经验镜鉴，都充分印证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最强的创新驱动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制造强国是在短期内成就的，建设制造强国不仅是技术创新、匠艺积累、财富积累的过程，而且是文化演进的过程。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有没有长期坚韧不拔发展制造业，坚持实体经济为主的耐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