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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古老的北京城洋溢着一派盎然春意。习仲勋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对古都的深情眷恋和对新中国一代伟人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再度出现在首都的街道上。当月，他从中央组织部获悉，中共中央已决定派他南下主政广东。尽管这一职务与他当年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相差甚远，但在饱经忧患、与世隔绝16年之后，能重登政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夫复何求！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及其家属看见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也为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决而心急如焚。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多次找过王震。结果，王震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齐心还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当时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当他听说齐心来访时，当即接见，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深表同情。他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他又说，现在是人民赋予我们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习仲勋。而叶剑英则是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当齐心把叶剑英和胡耀邦接见的情况告诉习仲勋时，长期笼罩在习仲勋头顶上的阴霾才一扫而空。
1978年初春，
习仲勋被中央特邀回京
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省委书记王辉负责，速将在河南的习仲勋和刘晓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王辉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当天晚上赶赴洛阳去接习仲勋，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安全和保密，并指定时间坐哪趟火车，他到火车站迎接习仲勋。
习仲勋要离开洛阳回京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
2月22日凌晨，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天亮时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在车站站台上，他受到王辉等人的热烈欢迎。习仲勋一下火车，就情不自禁地与王辉紧紧拥抱，他激动万分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王辉说:“习副总理，我受委托来欢迎您。在洛阳本来想见你的，但未见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您老可好？”这时，习仲勋眼含热泪，由王辉搀扶着走上汽车。到了中州宾馆，习仲勋与王辉一起吃了早点。
按照中央的通知，习仲勋乘坐晚上的火车回北京，白天则安排在市区的中州宾馆休息。习仲勋说:“王辉同志，我不需要休息了，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在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然后我们两人好好谈谈心。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在王辉的陪同下，习仲勋游览了市区。
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向王辉谈起他被关在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的情况。转圈开始从1数到10000，然后再倒着走，从10000数到9990、9980到1。他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王辉被习仲勋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深深所打动。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数职，已经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叶剑英考虑，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分配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谦逊地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习仲勋开始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
习仲勋接到中央的任命之后，便开始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住处，临时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住宿条件较差，每个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小床，他对此安之若素。由于习仲勋老战友、老部下很多，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看望和送行，有时甚至深夜两三点钟还有人前来探望。习仲勋热情接待他们，与他们互诉衷情。
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他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韦国清对我说:“那与习仲勋同志联系这事由你去办吧。”我说:“那好啊。”
我原来也在河南工作，直到1975年才离开。当时习仲勋也在河南，我想通过张策同志找到习仲勋同志，他们以前是同事，张策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陕南特委书记，习仲勋是关中特委书记。我和张策比较熟，他又和习仲勋很熟，所以请他带我去找。习仲勋刚刚复出，住在北京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里，环境不是很好，周围乱乱的像集市一样。一到招待所，张策就大声说:“小伙子，我带人来找你啦！”因为两人很熟，他比习大，就叫他小伙子。习仲勋已经知道他要来广州了，就和我们一起商量搬家和来粤具体时间等相关事宜。
因为吴南生要赶着返回广州参加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以他吩咐省委派去北京专程迎接习仲勋的省委办公厅陈仲旋等人留在北京，等候陪同习仲勋前来广东。
4月5日，习仲勋抵达广州
4月5日，习仲勋在陈仲旋等人的陪同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吴南生代表省委专程前往白云机场迎接。
4月6日上午，习仲勋出席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感情真挚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
据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讲话都用稿，他讲话没有稿子。再者他的话语很朴实。他在讲话中还讲到自己的不足，说自己刚到广东，对这里的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这让我们感觉到他和我们很交心。”
习仲勋实际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
4月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焦林义当选为常务书记，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吴南生当选为省委书记。李坚真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改为主任）。习仲勋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这一边，省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则由刘田夫主持。
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之后，韦国清返回北京，由习仲勋实际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习仲勋从他踏上南粤大地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他重返政坛，不过让他大展拳脚的地方，既不是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是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而是被誉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南海之滨。当时，习仲勋在被“关押折磨达16年之久，还刚刚恢复组织生活，当时已60多岁了;而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正是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创伤累累，百废待兴，局面纷繁复杂。要主持省委全面工作，担子极为繁重”。但习仲勋“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
叶剑英以六言相赠，
习仲勋一直奉为座右铭
在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不久，4月11日至5月8日，叶剑英一行25人从北京乘专机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住在南湖宾馆。在叶剑英视察广东期间，习仲勋向他汇报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要他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注意。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但各方面也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看法。1978年8月，叶剑英委托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你干得对，中央就支持。叶剑英转告的这几句话，对刚恢复工作没有多久的习仲勋无疑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习仲勋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和厚望，也没有辜负广东人民的殷切希望。他到广东之后，常对人说，耽误了16年没有工作，我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据其夫人齐心回忆，在广东，习仲勋夜以继日、废寝忘餐地工作着。他是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摘自《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该书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及其家属看见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也为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决而心急如焚。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多次找过王震。结果，王震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齐心还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当时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当他听说齐心来访时，当即接见，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深表同情。他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他又说，现在是人民赋予我们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习仲勋。而叶剑英则是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当齐心把叶剑英和胡耀邦接见的情况告诉习仲勋时，长期笼罩在习仲勋头顶上的阴霾才一扫而空。
1978年初春，
习仲勋被中央特邀回京
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省委书记王辉负责，速将在河南的习仲勋和刘晓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王辉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当天晚上赶赴洛阳去接习仲勋，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安全和保密，并指定时间坐哪趟火车，他到火车站迎接习仲勋。
习仲勋要离开洛阳回京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
2月22日凌晨，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天亮时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在车站站台上，他受到王辉等人的热烈欢迎。习仲勋一下火车，就情不自禁地与王辉紧紧拥抱，他激动万分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王辉说:“习副总理，我受委托来欢迎您。在洛阳本来想见你的，但未见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您老可好？”这时，习仲勋眼含热泪，由王辉搀扶着走上汽车。到了中州宾馆，习仲勋与王辉一起吃了早点。
按照中央的通知，习仲勋乘坐晚上的火车回北京，白天则安排在市区的中州宾馆休息。习仲勋说:“王辉同志，我不需要休息了，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在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然后我们两人好好谈谈心。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在王辉的陪同下，习仲勋游览了市区。
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向王辉谈起他被关在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的情况。转圈开始从1数到10000，然后再倒着走，从10000数到9990、9980到1。他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王辉被习仲勋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深深所打动。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数职，已经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叶剑英考虑，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分配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谦逊地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习仲勋开始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
习仲勋接到中央的任命之后，便开始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住处，临时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住宿条件较差，每个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小床，他对此安之若素。由于习仲勋老战友、老部下很多，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看望和送行，有时甚至深夜两三点钟还有人前来探望。习仲勋热情接待他们，与他们互诉衷情。
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他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韦国清对我说:“那与习仲勋同志联系这事由你去办吧。”我说:“那好啊。”
我原来也在河南工作，直到1975年才离开。当时习仲勋也在河南，我想通过张策同志找到习仲勋同志，他们以前是同事，张策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陕南特委书记，习仲勋是关中特委书记。我和张策比较熟，他又和习仲勋很熟，所以请他带我去找。习仲勋刚刚复出，住在北京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里，环境不是很好，周围乱乱的像集市一样。一到招待所，张策就大声说:“小伙子，我带人来找你啦！”因为两人很熟，他比习大，就叫他小伙子。习仲勋已经知道他要来广州了，就和我们一起商量搬家和来粤具体时间等相关事宜。
因为吴南生要赶着返回广州参加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以他吩咐省委派去北京专程迎接习仲勋的省委办公厅陈仲旋等人留在北京，等候陪同习仲勋前来广东。
4月5日，习仲勋抵达广州
4月5日，习仲勋在陈仲旋等人的陪同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吴南生代表省委专程前往白云机场迎接。
4月6日上午，习仲勋出席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感情真挚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
据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讲话都用稿，他讲话没有稿子。再者他的话语很朴实。他在讲话中还讲到自己的不足，说自己刚到广东，对这里的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这让我们感觉到他和我们很交心。”
习仲勋实际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
4月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焦林义当选为常务书记，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吴南生当选为省委书记。李坚真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改为主任）。习仲勋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这一边，省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则由刘田夫主持。
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之后，韦国清返回北京，由习仲勋实际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习仲勋从他踏上南粤大地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他重返政坛，不过让他大展拳脚的地方，既不是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是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而是被誉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南海之滨。当时，习仲勋在被“关押折磨达16年之久，还刚刚恢复组织生活，当时已60多岁了;而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正是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创伤累累，百废待兴，局面纷繁复杂。要主持省委全面工作，担子极为繁重”。但习仲勋“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
叶剑英以六言相赠，
习仲勋一直奉为座右铭
在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不久，4月11日至5月8日，叶剑英一行25人从北京乘专机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住在南湖宾馆。在叶剑英视察广东期间，习仲勋向他汇报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要他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注意。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但各方面也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看法。1978年8月，叶剑英委托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你干得对，中央就支持。叶剑英转告的这几句话，对刚恢复工作没有多久的习仲勋无疑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习仲勋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和厚望，也没有辜负广东人民的殷切希望。他到广东之后，常对人说，耽误了16年没有工作，我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据其夫人齐心回忆，在广东，习仲勋夜以继日、废寝忘餐地工作着。他是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摘自《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该书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