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债危机刚刚爆发的2009年和深入发展的2011年，诺贝尔奖官方坚持将奖金维持在1000万瑞典克朗。事实上诺贝尔基金会持有的股票市值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收获了27.3%以及8.7%的涨幅，倒也支持这一决定。而在今年6月正是西班牙、意大利接替希腊成为欧债危机新的出血点的时刻，彼时整个欧洲人心惶惶，以金边债券（注：国家债券）作为最初投资的诺贝尔基金会作出这一奖金缩水的保守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希腊引发的多米诺效应
　　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希腊，是欧债危机现实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缩影，作为观察欧债危机现实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标的是很合适的。
　　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欧元区前身）。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希腊在2001年刚刚被获准进入欧元区时，这两项指标是远远超过条约所规定的约束条件的。这对希腊和刚刚出世，即将实现流通的欧元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欧元在1999年1月才刚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时，即遭遇科索沃危机，欧元因此刚一面世即面临巨大地贬值压力。此时被接纳入欧元区的希腊便有迅速降低自身债务及赤字以增强人们对于欧元区信心的义务。
　　因为希腊是个很典型的民选政府，之前希腊政治政策的主线是维持并提高社会福利以获取民众支持。此时，希腊最应该选择的降低财政支出以降低公共债务及赤字的方案，但是因为降低财政支出必然会降低社会民众福利，不利于民众继续支持留在欧元区，被政治性地放弃了。只剩下通过国家财政的会计性调整方案以迅速降低国家公共债务及赤字率这一条路了。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洞悉此时希腊的财务困境，且明白希腊因为自身的国家信誉要求和在欧盟内进行会计调整所面临的政治性风险，不可能在欧盟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投资机构帮助其设计并执行这一财政会计调整方案，便前往希腊以求获取这笔政治生意的超额收益，并为后期可能对欧元区的出击动作埋下伏笔。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高盛设计的财务会计调整方案的主体是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长期国债，分批上市。因为这笔债务的发行是以美元结算的，而希腊需求的货币是欧元，便由高盛投资银行提供货币兑换服务。即在债务发行成功后帮助希腊政府将美元兑换为欧元，而在债务偿还时把希腊政府提供的欧元兑换为美元，以偿还债务。按照常理，这100亿美元的债务兑换的欧元是可以以汇率换算得到一个符合市场的数额的，但是高盛为希腊提供了一个“优惠”汇率，使希腊在债务发行后获得更多的欧元。例如，欧元兑美元的市场汇率是1欧元比1.35美元的话，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应当获得欧元在74亿左右。但是按照高盛提供的“优惠”汇率，使希腊在债务发行后可以获得84亿欧元。虽然后期偿还债务时也需要以“优惠”汇率花费更多欧元偿还相应的美元债务。但是在债务发行后的希腊国家财政会计表上这笔债务是以100亿美元记账的，使希腊政府向高盛变相借贷10亿欧元却不会被记入公共负债表中。
　　高盛还在希腊财政会计调整方案中设计了其他变相借贷却不记入公共负债的方案。比如，将国家一些产业或税收的未来的收入作为一种资产支持，抵押给高盛以换取现金。而希腊政府获取的现金则是高盛把这些资产支持抵押通过各种资产集合证券出售给其他投资者来获取的。这种变相的银行债权证券化行为使希腊获得了急需的现金却不会被记入公共债务，因为这是资产出售。
　　高盛作为希腊财政调整方案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深深地明白其中蕴含的风险，希腊政府最后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问题几乎是必然的。高盛因此便向德国的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将其中的支付风险转嫁给欧元区内的银行机构。这样即使在债务中出现支付问题，也会由CDS的承保方补足亏空。因为欧元区各国债务都可以在整个欧洲市场发行，而市场对这种CDS需求庞大，所以在欧元区银行出售对应债务的CDS也算是比较常见的行为了。
　　高盛通过这些财政会计调整方案获取了相当多的超额佣金，却将风险都留在了欧元区内，且手中成功握有一个欧债危机起爆器，可谓一举多得。
　　从财务危机到债务危机
　　2009年10月初，希腊左翼政党当选执政，在对往届执政政府财务清算后，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普、惠誉、穆迪开始调降希腊评级，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
　　主权信用评级的被调降，意味着借债成本的大幅拉升。借债成本的拉升，又意味着财政支出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压力，迫使希腊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压低财政开支。财政开支的降低，意味着由此拉动的经济增长消失，GDP增长降低甚至由此转入负增长。经济的停滞不前和负增长，再度降低了评级机构的评级。恶性循环由此连绵不休地展开，而由于希腊倒下后对欧元区经济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希腊债务危机最终演变为欧洲债务危机。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欧猪五国”一个被放在放大镜下细细的分析财务状况，于是不断被放大的财政问题成为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欧债阴影。宣传中源源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不断严重的老问题，成为了打击人们信心的事实依据。而不断受挫的消费信心，则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消费的萎缩。消费的萎缩促使了生产的缩减。生产的缩减则减少了就业。就业形势的严峻则再度使人们收紧了消费能力。经济体系内的恶性循环由此产生，恶性循环中的每个环节都在打击着经济的增长能力。而经济增长的下滑，则会促使这一循环不断加速。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其庞大的财政体系必然会拥有很多问题，而且任何问题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后都会演变成很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导致收支不能平衡，形成债务危机，没有国家会例外。而且这一问题越是经济大国越是明显，越是积重难返，难以解决。下边我们以世界排名前列的国家分析可以得出类似结论。 　　美国：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为美国带来了远超自身经济发展所需的超额美元需求，而联邦储备券（流通中99%以上的美元都是他）主要发行抵押物是美国政府债券，所以为满足超额的美元需求必须增发美国国债，当美国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起国债的超额发行时就会导致债务危机。
　　日本：政府力图以极致性的财政扩张政策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由此带来的流动性泛滥至钝化失效的地步，导致了财政刺激政策需求的财政支出以远超财政收入的加速度式的增长，收支的不匹配最终演变为债务危机。
　　英国：本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导致其金融业业务主要依托国际市场业务，从而高度依赖于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世界经济的增长一旦不能维系在某个增长幅度之上时，其金融业必然遭受远超其他产业的打击，金融业遭受打击必然产生坏账危机。而金融业的特殊性必然会导致政府救援，救援会将坏账合并至公共债务中大幅提升公共债务数量，也会在刺激经济恢复的巨额财政支出中造成债务爆发性增长，债务危机由此而成。
　　德国：德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为55%，而至2010年已升至83%。自2003年以来德国债务GDP比已高出基准值60%，考虑到2010年至今的欧元区救援支出，德国债务GDP比高出90%，已无疑问。德国财政预算中的一半是属于劳动和社会福利部，这是高福利国家的必然。
　　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债务危机的原因可以参考德国，债务危机严重与否的区别只在于高福利国家路上的远近。西班牙也可以入此列。
　　巴西：由于1996之后爆发了债务危机以及1999年的金融危机，被迫进行了财政结构的重整，短期之内尚无债务危机风险。
　　加拿大：资源出口型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出口和相对较少的国内人口，使国家财政可以轻易的收入大于支出，债务GDP占比30%左右，暂无债务危机。
　　俄罗斯：1998年才爆发了债务危机，后期进行了债务重整和财政支出重整，使得债务GDP之比大大降低，但是导致之前债务危机爆发的支出性因素仍在，下次债务危机的爆发的时间则由俄罗斯政府的财政控制能力决定。
　　危机被过度宣传
　　如果将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欧元区债务GDP比是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欧元区2012年二季度的最新的债务GDP比的数据也不过是90%，但是美国在2012年初已经越过了100%的GDP线，考虑到本年度继续上升的财政赤字以及美联储不断的量化宽松，这一数值将大为提高。日本财务省预计的2012年末的中央及地方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将逼近至200%这一数值。这些数据表明也许欧债危机没有我们从媒体到中看到的那么不可救药。
　　实际上欧洲正走在欧债危机解决的正确道路上，欧元区整体正在推动以下两个政策的进行以解决本次债务危机的根源：一、欧洲央行对各国银行的直接监管。这一政策的达成将有利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在欧元区内的均衡和整体的执行不会因为各国利益的不同出现明显的执行差异。二、欧洲财政条约，及后来补充性的增长条约，基本为财政权利统一于欧洲层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可操作的框架，发展到最后应当是各国财权统一于欧洲联盟层面。这两大政策如能得到制度性的确认，本次欧债危机发生的制度性缺陷即可达成框架性解决，欧洲经济随即可以走上正确的复苏之路。
　　乐观预测欧债危机能在今年得到基本解决，但是各国要对下次可能的其他债务危机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