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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不但具有交通学的现实意义,还是穿行其中的个体交流情感、传播信息、即兴审美,甚至用以存储公共记忆的场域。被我们建造出来的街巷及其城市空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学的、结构化的容器,甚至通过封闭与容纳、边界与开放、深居与简出同时建构我们精神的空间。观察成了我们对自身空间化的一种救赎,就像带壳的软体动物的“一次艰难的外出”。梅一梵的散文诗组章《汉中街巷十二时辰》,以街巷为经纬,移步换景,光影交错,虚实相生,写出了汉中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以及类似于“沉重的肉身”式的真实存在。
一、空间化的时间
街道是城市的掌纹,更是历史的掌纹。在散文诗中,梅一梵如数家珍般叙写出汉中市区的十几条街巷,仿佛汉中的历史陈陈相因、层层堆叠,正在被作为空间的街巷“讲述”着。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谈到:“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当他寻找已逝的时光时,他想要在这段过去‘悬置’的时间中飞逝。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作用。”在梅一梵介于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中,历史似乎变成了可以抵达的地方,尽管“毋庸置疑,古汉台当然是从汉朝来的,它走了两千多年,才替刘邦走到这儿,实在很辛苦。//它走了两千多年,也没有走出汉中城,实在很辛苦”。街巷成了这些历史片段的“索引”,穿行其中的人被物化的历史,或空间化的时间所激荡。“以后,它们再也不靠‘代写诉状’ ‘起名算卦’‘补锅修伞’‘换拉链改旧衣服’的招牌,过日子了。”在这个叙事性的场景里,时间和空间似乎都不纯粹了。
梅一梵用街巷的空间形式,既克服又综合了城市“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街巷纵横交错,古汉台、铁匠铺、龙圣祠、三台阁、净明寺、清真寺、东塔、文公祠、当铺、南市场、市政府等空间性地编织在一起;街巷的叙事缝隙里,汉朝、清代、民国以及当下被“并置”且“同在”,“窗根下的凤仙花、鸡冠花、绣球、向日葵,看不出和上个世纪有什么不同。//梁下的檐板、雀替、匾额、窗棂、滴水檐,看不出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街巷成为一个“复杂的蕴含着诸如权力、宗教、身份等要素的多维社会文化指涉系统”。因此,梅一梵的这一组散文诗,不是游记式的景观化书写,也不是个体情感与历史记忆的碰撞和升华的“生命化写作”,而是通过街巷空间场景及其多维指涉系统,深刻揭示了人间、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关系。它们相互索引,相互指证,又相互抵消。就像这一组散文诗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街巷”与“时辰”的纠葛是“人为”的,而这又恰恰印证了人的蓬勃的造物力量。
二、空间化的公共精神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不仅是容器或形式,由于作为主体的人参与其建构,“空间已经转化成为一种人的思想活动的重要认知场域”。街巷在梅一梵的眼中,不仅是绝对的“物理空间”,“百年门头上的瓦松认得我,铺首门环认得我,拴在枇杷树下的两只羊,对我咩咩,笑”;也很难被定义为具有差异的“社会空间”,“这时,纵然再不成器的铁,也会妥协,也会认命,也会把思想的头颅,熬成锃光瓦亮的镢头、锄头、耙子、犁头”;也不只是“一个结构”,而是超越地方性知识或者权力地理学的一种“主体化”的形态,也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精神性空间”。街道作为城市的“切口系统”形成的空间,甚至被誉为是“社会公共空间的典范”。梅一梵的《汉中街巷十二时辰》一直在想象力和神圣感之间徘徊,而最终将街巷的“功能价值”落脚于公共精神的传达上。就像“当文公祠和磨子桥站在一起,我反倒不那么诧异了。好像它们原本就是筋连着筋,皮连着皮,锁骨连着锁骨”。
文学不同于城市街道设计导则,梅一梵关注的也不是街道空间公共性的优化,而是对业已空间化了的公共精神的诗学提炼。“倘若哪个地方光有南,没有北,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哪怕现挖、现凿、现掏,也要折腾出一个北来。要不然对历史无法交代,县志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漏洞。”我们这个民族是不能“找不到北”的,就算是为了对称和对称才能实现的中庸,都必须要在器物的相邻性上做足文章。对空间化的公共精神进行细致观察,挖掘出蕴藏其中的人性内涵,甚至触及到民族精神或国民性格等公共命题,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梅一梵这一组散文诗的文本价值。街巷不是橱窗里的艺术品,而是汉中市实实在在的公共空间,是具备一定公共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公共产品”。公共空间是活的,我们必须打破官能体感的壁垒才能真正融入其中。“此刻,我刚刚走进巷子,阳光就噗嗤一声醉了。//它晓得,我又要掂量一尺巷。//掂量,我家阳台上的雪花,开累了没有。”我们一再被梅一梵拉到汉中的街巷上游走,是因为那个经验空间里有着我们共同的精神履历。
之所以说创作和解读《汉中街巷十二时辰》是“一次艰难的外出”,那是因为在这场诗学漫步中,我们面对的是散文诗版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太多的线索、景观和秩序,需要我们去探求、互动和恪守。而街巷作为抽象和具象相结合的艺术空间,不但表征了诗人深情的、深度的以及深沉的内心世界,也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汉中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风貌。梅一梵这种空间化写作向度,似乎也在另一个维度上扩大了散文诗的体量和容量。从这个角度上看,梅一梵的《漢中街巷十二时辰》还具有文体实验的诗学意义和价值。
一、空间化的时间
街道是城市的掌纹,更是历史的掌纹。在散文诗中,梅一梵如数家珍般叙写出汉中市区的十几条街巷,仿佛汉中的历史陈陈相因、层层堆叠,正在被作为空间的街巷“讲述”着。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谈到:“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当他寻找已逝的时光时,他想要在这段过去‘悬置’的时间中飞逝。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作用。”在梅一梵介于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中,历史似乎变成了可以抵达的地方,尽管“毋庸置疑,古汉台当然是从汉朝来的,它走了两千多年,才替刘邦走到这儿,实在很辛苦。//它走了两千多年,也没有走出汉中城,实在很辛苦”。街巷成了这些历史片段的“索引”,穿行其中的人被物化的历史,或空间化的时间所激荡。“以后,它们再也不靠‘代写诉状’ ‘起名算卦’‘补锅修伞’‘换拉链改旧衣服’的招牌,过日子了。”在这个叙事性的场景里,时间和空间似乎都不纯粹了。
梅一梵用街巷的空间形式,既克服又综合了城市“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街巷纵横交错,古汉台、铁匠铺、龙圣祠、三台阁、净明寺、清真寺、东塔、文公祠、当铺、南市场、市政府等空间性地编织在一起;街巷的叙事缝隙里,汉朝、清代、民国以及当下被“并置”且“同在”,“窗根下的凤仙花、鸡冠花、绣球、向日葵,看不出和上个世纪有什么不同。//梁下的檐板、雀替、匾额、窗棂、滴水檐,看不出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街巷成为一个“复杂的蕴含着诸如权力、宗教、身份等要素的多维社会文化指涉系统”。因此,梅一梵的这一组散文诗,不是游记式的景观化书写,也不是个体情感与历史记忆的碰撞和升华的“生命化写作”,而是通过街巷空间场景及其多维指涉系统,深刻揭示了人间、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关系。它们相互索引,相互指证,又相互抵消。就像这一组散文诗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街巷”与“时辰”的纠葛是“人为”的,而这又恰恰印证了人的蓬勃的造物力量。
二、空间化的公共精神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不仅是容器或形式,由于作为主体的人参与其建构,“空间已经转化成为一种人的思想活动的重要认知场域”。街巷在梅一梵的眼中,不仅是绝对的“物理空间”,“百年门头上的瓦松认得我,铺首门环认得我,拴在枇杷树下的两只羊,对我咩咩,笑”;也很难被定义为具有差异的“社会空间”,“这时,纵然再不成器的铁,也会妥协,也会认命,也会把思想的头颅,熬成锃光瓦亮的镢头、锄头、耙子、犁头”;也不只是“一个结构”,而是超越地方性知识或者权力地理学的一种“主体化”的形态,也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精神性空间”。街道作为城市的“切口系统”形成的空间,甚至被誉为是“社会公共空间的典范”。梅一梵的《汉中街巷十二时辰》一直在想象力和神圣感之间徘徊,而最终将街巷的“功能价值”落脚于公共精神的传达上。就像“当文公祠和磨子桥站在一起,我反倒不那么诧异了。好像它们原本就是筋连着筋,皮连着皮,锁骨连着锁骨”。
文学不同于城市街道设计导则,梅一梵关注的也不是街道空间公共性的优化,而是对业已空间化了的公共精神的诗学提炼。“倘若哪个地方光有南,没有北,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哪怕现挖、现凿、现掏,也要折腾出一个北来。要不然对历史无法交代,县志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漏洞。”我们这个民族是不能“找不到北”的,就算是为了对称和对称才能实现的中庸,都必须要在器物的相邻性上做足文章。对空间化的公共精神进行细致观察,挖掘出蕴藏其中的人性内涵,甚至触及到民族精神或国民性格等公共命题,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梅一梵这一组散文诗的文本价值。街巷不是橱窗里的艺术品,而是汉中市实实在在的公共空间,是具备一定公共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公共产品”。公共空间是活的,我们必须打破官能体感的壁垒才能真正融入其中。“此刻,我刚刚走进巷子,阳光就噗嗤一声醉了。//它晓得,我又要掂量一尺巷。//掂量,我家阳台上的雪花,开累了没有。”我们一再被梅一梵拉到汉中的街巷上游走,是因为那个经验空间里有着我们共同的精神履历。
之所以说创作和解读《汉中街巷十二时辰》是“一次艰难的外出”,那是因为在这场诗学漫步中,我们面对的是散文诗版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太多的线索、景观和秩序,需要我们去探求、互动和恪守。而街巷作为抽象和具象相结合的艺术空间,不但表征了诗人深情的、深度的以及深沉的内心世界,也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汉中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风貌。梅一梵这种空间化写作向度,似乎也在另一个维度上扩大了散文诗的体量和容量。从这个角度上看,梅一梵的《漢中街巷十二时辰》还具有文体实验的诗学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