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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观涛先生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和《开放中的变迁》两本书运用“超稳定系统”假说，体现了一种系统演化论史观和大历史观，并且具有严密清楚的逻辑分析结构。前者是其对现代性此类宏大问题的解剖，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构建能力。后者用超稳定结构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了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关键词 现代性 超稳定系统 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张潇予，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64-02
金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长期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任教，著作也都是在港台完成。因为并不处在中国大陆，所以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生土长大陆学者的一些局限性，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地看待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而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也集中体现在《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之中。
金先生作为研究现代性和现代化进程的著名学者，对世界层面上现代性的形成和中国本土现代社会的产生都有较深的研究。其对世界层面上现代性的认识形成了《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本书，而对后者的认识形成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一、两本书的共同之处
这两本书虽然论述的范围不一样，一个是世界角度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起源，一个是中国特定情境下现代性的产生，但其还是有共同之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本书都遵循“超稳定系统”假说
“超稳定系统”假说最早是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提出，用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王朝更替的内在历史动因和演化机制。《开放中的变迁》继承了《兴盛与危机》中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假说，用该假说来探讨了1840-1956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诠释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该假说认为存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的过程。中国社会也从最初的“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一体化”发展到“毛泽东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
如果说《开放中的变迁》是“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在中国近现代史分析上的应用，那《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则是该假说在西方历史上的投射。
（二）两本书都体现了一种系统演化论史观和大历史观
系统演化论史观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者运用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演变史来论证现代性的产生，认为现代社会是政治、经济和现代价值系统耦合的结果，现代政治共同体在这种耦合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在《开放中的变迁》的分析中，金先生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子系统存在着强耦合，意识形态内容的变迁和与它相关的社会组织解构存在着互动关系。
大历史观是与系统演化论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系统的分析，所形成的只能是一种大历史观。它能使我们超越时代近视和意识形态的屏障，获得一种历史洞察力的解放。研究视野的大小对于一项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两本书的论述中都有着严密清楚的逻辑分析结构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的逻辑结构即为现代社会在两个层面上的建立，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群。每个层面上都有相对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三个子系统，正是这三个子系统的互相耦合和演化，使得现代社会不仅在单个的民族国家内部得到了建立，还在世界共同体的层面上确立。而《开放中的变迁》的逻辑分析结构则为超稳定系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被动开放中的变迁过程。金观涛假定这个超稳定系统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其中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由最初的儒家意识系统转变为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由最初的封建专制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而每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子部分，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这三个子系统是相互对应的，比如儒家意识形态所对应的就是封建社会三个等级的政治结构，和地主经济形态；毛泽东思想对应的则是共产党的统治和计划经济。以上是这两本书中所蕴含的逻辑分析结构。
二、现代性构建的路径分析
现代性的构建，亦即一个国家社会转型的过程，是指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欧美国家大都已经经历了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清朝末年开始，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但仍处在这个转型之中①。回顾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建构现代性的过程，或许能够对我国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所启迪。
欧洲现代新文明形态的构建与启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启蒙运动首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宗教改革、宗教世俗化和教皇革命，理性、法律与基督教精神逐渐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欧洲国家现代性的构建。
美国作为荷兰、英国、法国等的殖民地，接受了来自欧洲的先进思想、民主理念以及科学技术，在政治上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经济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制度，率先脱亚入欧，可以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的现代性建立虽然是以西方先进国家为范本的，但仍有强烈的日本民族文化性格，所以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②。日本民族文化的性格至今仍体现在以丰田、索尼、松下等为代表的日本家族式大企业上，也正是这种文化性格能使日本在二战后，国内一片狼藉的情况下迅速恢复经济，并一度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俄国构建现代性的路径则更为特殊。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上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最先在沙俄得到了检验。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俄国共产党推上了历史舞台，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俄国举全国之力度过了一战后的艰难时期。“新经济政策”、五年计划、二战、两极格局的对立，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了另外一条现代性构建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者“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所试图建立和维持的是更加优越的制度、更加先进的价值文明。 以上就是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在近代构建现代性的主要路径和模式，我们看到有内生型的即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演化而成；也有学习模仿型的，借鉴别国的制度来进行本国的建设；也有跳跃发展型，直接建立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路径和模式对我国这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泱泱大国的现代性转型或多或少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路线。
三、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建构——“中国模式”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全书探讨的主要是现代性如何产生、传播、面临何种危机以及如何自我修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而目前国际上对现代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模式的争辩上，即“美国模式”或曰“华盛顿共识”，与“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所指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它是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形式；而“中国模式”所指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现代化的模式。“中国模式”之所以现在能引起来自学界和政界如此高的关注，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起到的引导作用。中国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政治民主上相比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而美国模式的推行却并没有给那些采取它的国家带来足够的进步，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大家开始去认识“中国模式”所蕴含的借鉴意义。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发展经验的问题。
（一）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慎用“中国模式”。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体制尚未定型，还需要继续探索。现在提“中国模式”有定型之嫌，容易引起盲目乐观，会转移改革方向，因此要慎提“中国模式”，并主张用“中国特色”。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无意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一向坚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和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没有普适性一样，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叫“中国案例”。还有的学者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称之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③。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确实存在一套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尽管现在的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中，不太成熟，之前的发展道路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是依然可以大声说出来。但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历史起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强调，“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应该是在1978年以后，“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当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不能算作“中国模式”时期。也有学者则主张历史地、全面地看待“中国模式”，认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坚持共产党领导都是贯穿6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因此前后三十年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则是新中国60年历程的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二）中国模式的特征
中国模式是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它涉及到很多方面关系的处理，包括“国家”、“社会”、“政党”、“民主”、“改革”、“民族主义”、“乡村民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④。在政治方面，中国模式表现为“成功的、开明的专制”。还有的则将之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这种体制集中高效，而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表现也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
而在经济方面，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其主要特征。西方学者往往将“中国模式”这种市场经济形态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国家政权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经济体制，国家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导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期坚持走市场经济与计划方法相结合的道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市场与计划相结合是唯一可行的方式⑤。
当然，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路径参考，每个国家在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那就是政治民主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如果片面追求政治的民主化，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就像著名现代化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描述到的一样，新兴国家因致富和发展的欲望，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不匹配，政治参与跑到了制度化前面，所以产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⑥。因此，亨廷顿坚持一种“强大政府论”，强调政治稳定和秩序。
注释：
①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述.科学决策.2008（5）.20-24.
②金耀基.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总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
③郭盛.中国模式研究综述.红旗文稿.2010（2）.18-20.
④郑永年.中国模式.杭州：世纪出版集团.2010.23.
⑤郭盛.中国模式研究综述.红旗文稿.2010（2）.18-20.
⑥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89.
关键词 现代性 超稳定系统 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张潇予，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64-02
金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长期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任教，著作也都是在港台完成。因为并不处在中国大陆，所以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生土长大陆学者的一些局限性，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地看待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而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也集中体现在《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之中。
金先生作为研究现代性和现代化进程的著名学者，对世界层面上现代性的形成和中国本土现代社会的产生都有较深的研究。其对世界层面上现代性的认识形成了《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本书，而对后者的认识形成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一、两本书的共同之处
这两本书虽然论述的范围不一样，一个是世界角度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起源，一个是中国特定情境下现代性的产生，但其还是有共同之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本书都遵循“超稳定系统”假说
“超稳定系统”假说最早是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提出，用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王朝更替的内在历史动因和演化机制。《开放中的变迁》继承了《兴盛与危机》中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假说，用该假说来探讨了1840-1956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诠释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该假说认为存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的过程。中国社会也从最初的“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一体化”发展到“毛泽东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
如果说《开放中的变迁》是“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在中国近现代史分析上的应用，那《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则是该假说在西方历史上的投射。
（二）两本书都体现了一种系统演化论史观和大历史观
系统演化论史观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者运用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演变史来论证现代性的产生，认为现代社会是政治、经济和现代价值系统耦合的结果，现代政治共同体在这种耦合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在《开放中的变迁》的分析中，金先生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子系统存在着强耦合，意识形态内容的变迁和与它相关的社会组织解构存在着互动关系。
大历史观是与系统演化论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系统的分析，所形成的只能是一种大历史观。它能使我们超越时代近视和意识形态的屏障，获得一种历史洞察力的解放。研究视野的大小对于一项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两本书的论述中都有着严密清楚的逻辑分析结构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的逻辑结构即为现代社会在两个层面上的建立，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群。每个层面上都有相对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三个子系统，正是这三个子系统的互相耦合和演化，使得现代社会不仅在单个的民族国家内部得到了建立，还在世界共同体的层面上确立。而《开放中的变迁》的逻辑分析结构则为超稳定系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被动开放中的变迁过程。金观涛假定这个超稳定系统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其中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由最初的儒家意识系统转变为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由最初的封建专制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而每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子部分，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这三个子系统是相互对应的，比如儒家意识形态所对应的就是封建社会三个等级的政治结构，和地主经济形态；毛泽东思想对应的则是共产党的统治和计划经济。以上是这两本书中所蕴含的逻辑分析结构。
二、现代性构建的路径分析
现代性的构建，亦即一个国家社会转型的过程，是指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欧美国家大都已经经历了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清朝末年开始，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但仍处在这个转型之中①。回顾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建构现代性的过程，或许能够对我国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所启迪。
欧洲现代新文明形态的构建与启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启蒙运动首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宗教改革、宗教世俗化和教皇革命，理性、法律与基督教精神逐渐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欧洲国家现代性的构建。
美国作为荷兰、英国、法国等的殖民地，接受了来自欧洲的先进思想、民主理念以及科学技术，在政治上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经济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制度，率先脱亚入欧，可以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的现代性建立虽然是以西方先进国家为范本的，但仍有强烈的日本民族文化性格，所以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②。日本民族文化的性格至今仍体现在以丰田、索尼、松下等为代表的日本家族式大企业上，也正是这种文化性格能使日本在二战后，国内一片狼藉的情况下迅速恢复经济，并一度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俄国构建现代性的路径则更为特殊。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上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最先在沙俄得到了检验。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俄国共产党推上了历史舞台，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俄国举全国之力度过了一战后的艰难时期。“新经济政策”、五年计划、二战、两极格局的对立，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了另外一条现代性构建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者“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所试图建立和维持的是更加优越的制度、更加先进的价值文明。 以上就是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在近代构建现代性的主要路径和模式，我们看到有内生型的即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演化而成；也有学习模仿型的，借鉴别国的制度来进行本国的建设；也有跳跃发展型，直接建立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路径和模式对我国这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泱泱大国的现代性转型或多或少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路线。
三、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建构——“中国模式”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全书探讨的主要是现代性如何产生、传播、面临何种危机以及如何自我修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而目前国际上对现代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模式的争辩上，即“美国模式”或曰“华盛顿共识”，与“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所指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它是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形式；而“中国模式”所指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现代化的模式。“中国模式”之所以现在能引起来自学界和政界如此高的关注，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起到的引导作用。中国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政治民主上相比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而美国模式的推行却并没有给那些采取它的国家带来足够的进步，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大家开始去认识“中国模式”所蕴含的借鉴意义。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发展经验的问题。
（一）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慎用“中国模式”。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体制尚未定型，还需要继续探索。现在提“中国模式”有定型之嫌，容易引起盲目乐观，会转移改革方向，因此要慎提“中国模式”，并主张用“中国特色”。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无意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一向坚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和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没有普适性一样，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叫“中国案例”。还有的学者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称之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③。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确实存在一套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尽管现在的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中，不太成熟，之前的发展道路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是依然可以大声说出来。但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历史起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强调，“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应该是在1978年以后，“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当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不能算作“中国模式”时期。也有学者则主张历史地、全面地看待“中国模式”，认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坚持共产党领导都是贯穿6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因此前后三十年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则是新中国60年历程的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二）中国模式的特征
中国模式是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它涉及到很多方面关系的处理，包括“国家”、“社会”、“政党”、“民主”、“改革”、“民族主义”、“乡村民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④。在政治方面，中国模式表现为“成功的、开明的专制”。还有的则将之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这种体制集中高效，而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表现也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
而在经济方面，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其主要特征。西方学者往往将“中国模式”这种市场经济形态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国家政权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经济体制，国家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导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期坚持走市场经济与计划方法相结合的道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市场与计划相结合是唯一可行的方式⑤。
当然，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路径参考，每个国家在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那就是政治民主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如果片面追求政治的民主化，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就像著名现代化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描述到的一样，新兴国家因致富和发展的欲望，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不匹配，政治参与跑到了制度化前面，所以产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⑥。因此，亨廷顿坚持一种“强大政府论”，强调政治稳定和秩序。
注释：
①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述.科学决策.2008（5）.20-24.
②金耀基.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总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
③郭盛.中国模式研究综述.红旗文稿.2010（2）.18-20.
④郑永年.中国模式.杭州：世纪出版集团.2010.23.
⑤郭盛.中国模式研究综述.红旗文稿.2010（2）.18-20.
⑥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89.